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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美全球伙伴关系研究 （本书是一本视角独特，涵盖知识面广泛的学术专著。既可作为印度洋地区问题的研究、教学等专业人士的学术参考书，也可作为对印度洋地区感兴趣的非专业人士的专业性研究丛书之一。） 
定 价：6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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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印美关系经历了从“一种新的伙伴关系”到“战略伙伴关系”，再到“全球伙伴关系”三个发展阶段，实现了“三级跳”式的跨越发展。但总体上，在中国实力与影响力上升并明显强于印度的大背景下，印美全球伙伴关系的战略契合大于战略分歧。“和而不同”将成为印美全球伙伴关系的常态特征。
本书是一本视角独特，涵盖知识面广泛的学术专著。既可作为印度洋地区问题的研究、教学等专业人士的学术参考书，也可作为对印度洋地区感兴趣的非专业人士的专业性研究丛书之一。
第一章印美政治关系（）
第一节早期印美关系（） 第二节冷战时期的印美关系（） 第三节冷战后初期的印美关系（） 第四节“9·11”后的印美关系（） 第五节印美关系新发展（） 第二章印美政治关系基础（） 第一节民主价值观：共性？（） 第二节印度大国战略的理想、现实与挑战（） 第三节美国需要伙伴：霸权的尴尬（） 印美全球伙伴关系研究目录 第三章印美经贸关系（） 第一节印美货物贸易（） 第二节印美服务贸易（） 第三节印美投资关系（） 第四章印美经济关系驱动要素与机制化进程（） 第一节印度市场潜力为美国提供机会（） 第二节印度需求美国的资本与技术优势（） 第三节印美经贸合作机制化进程（） 第五章印美安全关系发展（） 第一节维护印度洋石油通道的安全（） 第二节反恐与遏制伊斯兰激进势力（） 第三节塑造地区均势（） 第六章印美关系中的大国因素（） 第一节冷战期间印美关系中的中国和苏联因素（） 第二节冷战后印美关系与俄、中、印互动（） 第三节美国“再平衡”：中国与印度（） 第七章印美关系与巴基斯坦（）
印美政治关系自1947年印度独立以来，印美关系冷暖交替、爱恨交织，犹如“过山车”般起伏不定。冷战期间，这两个国家尽管有相互接触的努力，但由于双方战略目标定位的不同以及对外政策取向的差异，导致彼此误解，两国关系一直处于相互疏远状态。价值观上的共性及接近的努力并没有带来疏远状态的明显改变，但由此产生的疏远也没有造成直接冲突与对抗。冷战后，尤其是“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若即若离的印美关系出现了加速发展的趋势。从1994年“致力于建立一种新型伙伴关系”的提出，到2001年“致力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到2004年“战略伙伴关系后续步骤”（NSSP），再到2005年“全球伙伴关系”的出台，所有这一切，均是在近十年内发生的，其速度可谓“前所未有”。第一节早期印美关系〖1〗一、二战前的印美关系印度与美国之间的历史联系可以追溯到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的“发现美洲之旅”。然而到美国独立战争前的近三百年时间内，双方的联系仅仅限于印度和美洲殖民地士兵与水手之间的纯民间性质。18世纪末，随着双方贸易的不断发展，以1792年美国任命本杰明·乔伊（Benjamin Joy）为驻英印加尔各答领事为开端，印美之间的联系逐渐发展为“半官方性质”。但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双方的领事联系始终处于“非组织的、无效率的、经常变化的”状态，并且“两国都没有从中受益”。MNGulati，What America Did for Indias Independence，(New Delhi：Manas Publications，2004)，p169印美全球伙伴关系研究第一章印美政治关系19世纪以后，双方民间交流增多，美国传教士纷纷涌入印度，印度移民也随后来到美国。由于美国人大多“通过那些怀有特殊利益的传教士、旅行者的肤浅描述、高度想象的文学作品、19世纪早期快船贸易时期流行的陈词滥调、游走江湖的印度马戏团的夸张表演以及与印度人民观点不同的英国政府与媒体”来感知印度，SCTewari，IndoUS Relations，1947-1976，(New Delhi ：Radiant Publishers，1977)，pp1-2因此美国人眼中的印度形象是消极的。但这并不妨碍印度民族运动领导人争取美国支持的努力。虽然“美国人民始终同情印度人民对自由的渴望，印度政治领导人也始终能在美国找到宣传自己观点的舞台”，SCTewari，IndoUS Relations，1947-1976，p7但美国政府的态度却令印度人沮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自由运动的支持者受到美国政府的严格控制，在美国成立的与印度民族独立运动有关的团体受到警察的监视。1933年罗斯福当选总统后，其“反殖”立场受到印度人的欢迎。印度民族主义者开始与美国政府接近，寻求美国对印度独立的支持。然而，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印美之间官方或非官方的联系有限而短暂，并且大多局限于领事、贸易商、传教士和一些学者”，MSrinivas Chary，The Eagle and the Peacock：USForeign Policy toward India since Independence，(London：Greenwood Press，1995)，p11双边关系没有实质进展。二、二战后的印美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印美关系逐步从半官方性质过渡到官方性质，其标志是1941年美国同意与印度互设外交代表。美国在印度设立了部长级外交代表，印度也在美国设立了同等级别的代办，但是隶属英国使馆。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开始从对日作战的角度关注印度。英美两国于1941年8月签署的《大西洋宪章》就“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其赖以生存的政府形式和权利”达成共识。尽管丘吉尔首相随后又明确指出《大西洋宪章》并不意味着印度的自由，然而这注定要成为美国关注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道义支撑。美国政府既要维持与英国的战时同盟关系，又要力促英国政府在印度问题上有所进展。随着美国对英国压力的增加，美英之间的关系由于印度问题而变得“微妙”起来。尽管美国是从战争的角度看待印度政治问题，并且“印度作为反击日本的军事基地的战略重要性是美国政府对印度政治问题产生兴趣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显而易见的，SCTewari，IndoUS Relations：1947-1976，p14但英国的看法不尽相同。英国认为美国在觊觎大英帝国在南亚的利益，想把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指向英印。随着战争的深入，尤其是亚洲形势的发展愈加使美国认识到，印度将会在反法西斯的战争中发挥作用。使印度参战的唯一办法就是解决印度的独立问题，让印度人为自己的国家而不是英印政府而战。1942年，罗斯福总统先后任命路易斯·约翰逊（Louis Johnson）和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为总统私人代表来到印度，参加英印之间的谈判。但面对英国在印度问题上的顽固态度，美国不得不承认，“除非英国当局的态度有所转变，（美国）在谈判解决印度问题上提供帮助的想法看不到任何希望”。Naunihal Singh，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New Delhi：Anmol Publications，2005)，p46一些印度人也有同感。当英国当局表达战后还印度自由的意愿时，印度各派并不相信这样的保证。谈判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对于美国政府的积极态度，印度国大党领导人甘地（Mahatma Gandhi）和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曾致信罗斯福总统表示感谢。1943年5月14日，威廉·菲利普斯在写给罗斯福总统的报告中建议“（美国）应该同情而不是漠不关心或敌视印度”，指出美国应该在印度问题上有自己的发言权。MNGulati，What America Did for Indias Independence，pp213-2145月底，威廉·菲利普斯与访问美国的丘吉尔首相会面，并直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丘吉尔首相的反应非常激烈，“如果那就是你们想要的印度，拿去好了！但我要警告你，一旦打开这扇门，印度就会出现史无前例的大屠杀。记住我的话！”Naunihal Singh，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p46丘吉尔对印度态度强硬，甚至连英国国内最顽固的殖民主义者也对丘吉尔的印度政策不满，称之为“过时的帝国主义”。Ibid，p14罗斯福总统在印度临时自治政府组建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得到印度各方人士的肯定与欢迎，由于美国政府的努力，印度人眼中的美国形象有所改善。然而到1945年4月，苏联在旧金山联合国大会上公开支持亚非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而此时美国对此却沉默不语。印度对美国大失所望，批评美国的印度政策“追随英国”。Shanti Kumar Desai，Perspectives on IndoUS Relations，(New Delhi：Cyber Tech Publications，2006)，p751945年7月，工党在大选中获胜，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Clement Richard Attlee）出任英国首相。工党和艾德礼都倾向于早日向印度移交权力。美国此时尽管继续关注印度局势的发展，但认为已没有必要继续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并且指出是英印双方找到解决问题办法的时候了。实际上，受国内与外交问题的影响，印度的地位与作用，在美国杜鲁门政府的对外战略中下降了。尼赫鲁曾冷静地指出：“关于美国对印争取独立斗争的支持（力度），印度有点失望。”Naunihal Singh，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pp54-55印度独立前的最后阶段，尤其是在1946年7月穆斯林联盟决定拒绝接受《内阁使团计划》后，美国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美国的态度随之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不再坚持“统一的印度”立场。美国的态度让一部分印度人感到不满，认为“美国的主要利益是美英协调而不是印度的福祉”。WNorman Brown，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Pakistan，Bangledesh，(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p3991947年2月，蒙巴顿勋爵（Louis Mountbatten）接任魏威尔（Archibald PWavell）任印度总督，宣布英国将在1948年6月将政府权力移交给印度，并开始与印度有关方面进行谈判。1947年6月3日，蒙巴顿向外界正式公布了印巴分治的“蒙巴顿方案”，并迫使印度国大党领导人接受这一方案。1947年8月14日，巴基斯坦宣布独立。8月15日，印度宣布独立。至此，在英国的支持下，南亚次大陆最大的殖民地被分裂成两个独立的国家。丘吉尔首相和威廉·菲利普斯的预言都应验了：印度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分治造成了两个国家彼此的敌对和各自的削弱。总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印度独立，印度地位在美国的眼中有所降低。在印度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对于美国人民给予的同情与支持，尤其是罗斯福总统所做的努力，印度人民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这为印度独立后双边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节冷战时期的印美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发展为20世纪最强大的民主国家，而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印度则成为一个新生的民主国家。但价值观上的共性并不能掩盖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美国指责印度奉行中立不结盟的对外政策、亲苏立场以及限制外资进入的混合经济政策，印度批评美巴结盟将冷战引入南亚次大陆而恶化了印度安全环境。然而，纵观整个冷战期间印美关系发展可以看出，两国战略目标定位不同导致疏远，然而美国并不把印度看成真正的威胁，甚至将其作为与中国竞争的“民主橱窗”加以援助。因此印美关系呈现出“疏远与接近”此消彼长的动态发展特点。一、印度独立初期的印美关系1947年8月15日印度获得独立时，冷战的铁幕已经拉开。美国从全球战略出发，认为共产主义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战后初期就制定了针对苏联共产主义的遏制政策，并建立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到北大西洋的“新月形”包围圈。因此，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战略的主要目标是遏制苏联以及共产主义的扩张，并通过军事结盟与经济援助两种途径，巩固与扩展所谓的“自由世界”对“极权国家”的优势。而印度从地区和国家安全立场考量地区安全关系，认为“军事上的劣势纵然是危险的，但更大的危险却是源自贫穷、社会不公和工业落后所致的软弱”，所以，“尼赫鲁更担心内部的威胁而不是外部的共产主义威胁”，并且认为“共产主义最终传播开来，并不是因为它已经取得胜利，而是因为民主已经失败”。“Indias Twopronged Policy”，Economist，Sept21，1957，p949所以，印度从独立伊始，就制定了不结盟的对外政策。印度独立初期，由于冷战的中心在欧洲，南亚并不是美国战略重点，印度独立后采取的“不卷入大国政治集团”的不结盟外交政策并没有成为印美关系中矛盾的焦点。1947年8月14日，杜鲁门总统在给蒙巴顿的电报中指出，“这个伟大的新国家的人民将会发现，美国是一个永远的朋友”，并希望美印“在国际事务上保持紧密而富有成果的合作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友好而真诚的双边关系”。Rajendra KJain ed，USSouth Asian Relations：1947-1982，Vol1，(New Delhi：Radiant Publishers，1983)，p109此时，印美对彼此的期望很明显：美国希望印度至少从道义上理解并支持对苏联共产主义的遏制战略；而印度则希望美国提供帮助以克服独立后所面临的一系列困难。到1947年年底，美国的南亚政策仍然模糊不清，除了一些友好意愿的表述外，独立的印度还不是美国战略棋盘上的重要棋子。当印度与巴基斯坦由于克什米尔问题兵戎相见时，相对于印美关系或美巴关系，美国更关注印巴局势的发展。1948年1月1日，印度政府将克什米尔问题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并援引《联合国宪章》第35款的规定，指控巴基斯坦“侵略”。由于英、美等六国提出的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决议未能就巴基斯坦是否为“侵略者”的问题进行说明与界定，并且将冲突双方置于平等的地位，印度反应激烈。尼赫鲁总理认为“美国和英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并且指出“这种立场将会对印美、印英的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Naunihal Singh，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pp66-67当1949年8月杜鲁门总统和艾德礼首相建议由联合国委派公平的仲裁人调解克什米尔冲突时，印度称美英的建议是“公然的干涉”。Taraknath Das，“The Kashmir Issue and the United Nations，”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65，No2，1950，p277随着联合国印巴委员会工作的展开，以及印巴双方在冲突解决过程中各自立场的微妙变化，巴基斯坦开始逐渐接受联合国印巴委员会的建议变成合作者，而印度却逐渐演化为不合作的抗议者。印度对美国向印施压要求其支持联合国印巴问题委员会的做法深为不满，尼赫鲁总理曾向美国驻印大使格拉迪（Henry Grady）抱怨其已经“厌倦了美国的道德忠告”。Naunihal Singh，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p68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印美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成为印美关系中最为敏感的因素。尤其是美巴结盟后，巴基斯坦在美国的支持下多次将克什米尔问题诉诸联合国安理会。美国倾向巴基斯坦的立场使印度极为不满。20世纪50年代，印度奉行的不结盟政策与美国遏制政策之间的矛盾逐渐成为印美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两国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的分歧开始显现，并且成为彼此疏远的重要因素。1949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访美。在美国期间，尼赫鲁总理利用一切机会解释印度的不结盟政策。尽管尼赫鲁总理指出“印美两国的友谊与合作是天然的”，Rajendra KJain ed，USSouth Asian Relations：1947-1982，Vol1，p124阐述印度的不结盟外交政策是“积极并充满生机的”，并且解释当人类的和平与自由受到威胁时保持中立就是“背叛”，Ibid，p125但是尼赫鲁总理的美国之行并未消除印美之间的分歧，两国在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的认知以及对待新中国的立场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异。1950年4月1日，印度与中国正式建交，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对此非常不满。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印度作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投票赞同美国代表提出的“朝鲜北方进攻南方”提案，但是对于美国随后发起的将中国界定为“侵略者”以及对中、朝实行禁运等提案，印度要么反对，要么弃权。尼赫鲁总理积极主张以和平手段解决朝鲜问题，并提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这些都与美国的立场相悖。印度奉行的独立不结盟外交政策与美国冷战政策的矛盾表面化于克什米尔问题、对新中国的立场、朝鲜战争以及对日和约，但冷战期间印美关系疏远的主要根源却在于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尽管美国早期倾向于与印度建立战略关系，并且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对“印度陷入共产主义将失去整个亚洲”具有清醒的认识，Jyotika Saksena and Suzette Grillot，“The Emergence of IndoUS Defense Cooperation：From Specific to Diffuse Reciprocity，”in Gary KBertsch et aleds，Engaging India：US Strategic Relations with the Worlds Largest Democracy，(New York：Routledge，1999)，p151但美国在说服印度加入自己阵营方面并不成功。然而印度的对手巴基斯坦却有强烈的愿望站在美国一边。1954年，美巴双方签订了共同防御援助协定，巴基斯坦又先后加入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后中央条约组织）。美国与巴基斯坦结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遏制苏联的扩张，但显而易见，巴基斯坦与美国结盟的主要动机则是为了弥补对抗印度的劣势。印度将美巴结盟视为对印度的遏制，向美国提出强烈抗议。1954年3月1日，尼赫鲁总理针对美国援助巴基斯坦的所谓的“强化巴防御侵略、确保安全与和平”的目的，在国会下院发表讲话指出，“我不知道它害怕何种侵略，这种侵略又是来自何方”，“美国援助巴基斯坦恶化了印度与亚洲的局势，加重了印巴之间的紧张态势”，“美国军援巴基斯坦是一种干涉，这种干涉与以前的干涉相比，会对印巴所面临的问题产生深远影响”。Rajendra KJain ed，USSouth Asian Relations：1947-1982，Vol1，pp204-205正如尼赫鲁总理所说，美巴结盟后，印美关系受到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1955年的果阿风波，又使印美关系进一步疏远。美国与葡萄牙发表联合公报，将葡萄牙在远东的殖民地称为“葡萄牙在远东的省份”；美国务卿杜勒斯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又说，“全世界都认为果阿是葡萄牙的一个省”。Ibid，pp210-211印度对美国在果阿上的态度表示强烈不满。同年12月13日，尼赫鲁总理在给美国的照会中指出，这是“美国标榜的对殖民地政策的倒退”，如果美国不立即纠正其立场，将会对印美关系产生“严重而深远的影响”。Ibid，p212随着印美分歧不断表面化，两国政治关系不断疏远。然而到1956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中立主义”的态度有所转变。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艾森豪威尔总统说：“我认为‘中立’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并非总是不利的”。Rajendra KJain ed，USSouth Asian Relations：1947-1982，Vol1，p2201956年12月，正是在美国对印不结盟政策的批评减弱的情况下，印度总理尼赫鲁第二次访美。虽然两国对许多国际问题的看法不同，但与1949年第一次访美相比，这次访问是相当成功的。两国领导人都确信，“此次访问所达成的对彼此政策的深入理解，将有助于实现国家间和平与友好的交往”。Ibid，p223尼赫鲁总理在机场的告别演说中指出，两国关系变得比印度独立以来任何时候都要好。1959年12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印，又将印美关系推向一个新的高度。1961年11月，印度总理尼赫鲁第三次访美，将印美关系又向前推进一步。1962年，印度外交部的年度报告对印美关系作出评价，认为“印度与美国的政治关系继续保持着极其友好与诚挚的态势”。Ibid，p259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以及各自采取的外交政策的不同，导致印美双方在一些国际问题上产生分歧，但在利益一致的前提下，也不排除双方在某些国际问题上的合作，例如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1961年联合国在刚果的维和行动以及1962年日内瓦会议通过的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等。美国与印度在经济、文化与教育上的联系始终是彼此接近的主要动力。美国认为印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与自己在意识形态上具有共性，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美国迫切需要将印度建设成“民主橱窗”以抵御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影响。1951年印度发生饥荒并向美国提出小麦贷款要求后，美国国务院认为满足印度的要求不仅会“巩固印度非共产主义政府的地位”，“消除共产主义对印度的影响”，“显示美国的人道精神”，而且还会“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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