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印度外交政策的变化、印度的安全需求、“东向”政策以及中国在缅影响力等方面探讨冷战后印缅关系在政治互动，经贸、能源、军事合作及文化交流等领域的发展历程，指出了印度发展对缅关系所面临的困难，并预测了其发展前景。本书还分析了中印在缅甸的竞争与合作，以及美、日、欧、俄等国对缅政策的变化及其对印缅关系的影响。
彭念，男，汉族，湖北安陆人，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生，长期从事中印缅、中国与东南亚及南亚国家关系研究。现任四川大学缅甸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乐山师范学院跨喜马拉雅旅游文化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香港天大研究院客座研究员。2005-2009年在内蒙古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系学习，获工学学士学位；2009-2012年在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国际关系专业学习，获法学硕士学位；2012-2013年在西藏日报社担任编辑、记者；2014年至今在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参编《中亚-南亚的恐怖主义与地区安全》及《巴基斯坦发展报告2010》部分章节。在印度和平与冲突研究所（IPCS）、《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东南亚研究》、《南亚研究季刊》、《战略与安全研析》（台湾）、《学术探索》、《印度洋经济体研究》、《东南亚南亚研究》等发表多篇论文；在新加坡《联合早报》、美国《侨报》、香港《明报》、香港中评网、台湾南亚观察、《南风窗》等发表数百篇国际问题评论文章；在台湾国立清华大学亚洲政策研究中心及国立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举办关于中印缅关系的讲座。
戴永红，男，四川乐山人，教授，博士，企业法律顾问，北美证券分析师和投资顾问。现任四川大学缅甸研究中心主任，乐山师范学院跨喜马拉雅旅游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任职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教授，瑞典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所客座教授。长期从事南亚与东南亚问题研究。1993-1997年在南亚和东南亚从事国际工程承包与国际贸易，负责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贷款项目的招投标和项目管理；2006-2011年先后在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和卡尔加里大学访问进修，从事能源矿业国际合作与公司金融研究，并在加拿大能源跨国公司和证券公司从事能源投资分析。2014年在瑞典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所访学，从事“一带一路”、“两廊两洋”战略及大国在亚太的博弈研究。2016年应邀赴缅甸仰光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学，为研究生开设“中国外交”课程。出版学术专著7部、参编学术著作8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中印关系中的机制化建设与我国的应对》、《构建中国两洋出海大通道战略支点视角下中缅中巴能源通道研究》），主持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一带一路”建设与南亚国家政党政治法律环境研究》，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10余项。赴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瑞典、印度、缅甸、尼泊尔等20多个国家访学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30多次。获得教育部二等奖（国际问题研究），四川省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
第一章印缅关系的发展动力
冷战后，印度调整外交政策，现实主义取向明显上升，经济外交成为重心。这是冷战后印度转变对缅政策的根本原因，而印度的安全需求、印度推出“东向”政策则为重要内部因素，中国在缅影响力则为外部刺激因素。
第一节印度外交政策的变化
冷战结束后，印度的外交政策在延续与变革中行进。延续方面，理想主义外交思想仍旧占据一定地位；变革方面，现实主义外交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印度外交政策的整体变迁对印度转变对缅政策起到了决定性推动作用。
一、拉奥及联合政府时期
由于冷战后国际环境发生变化，以及印度国内启动经济自由化改革，印度的外交政策发生重大改变。国际上，印度的“盟友”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出现了受美国领导的单极世界，印度一直盛行的外交政策受到了冲击。同时，冷战结束后，世界安全局势欠佳，局部战争此起彼伏，印度自身的战略安全受到威胁。此外，不结盟运动的影响力锐减，印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日益黯淡，道义外交褪色。
面对这些新形势、新情况，印度认识到其外交政策必须充分反映自身的现实处境与国家利益，不能刻意表达某些笼统模糊、寓意丰富的意识形态。张力：《冷战后时期印度的外交与战略安全》，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39页。印度必须依靠经济与军事实力，而不是所谓的道义优越感来实现强国之梦。张力：《冷战后时期印度的外交与战略安全》，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53页。这表明，印度外交政策中道德尺度所占的分量大为降低，现实主义取向明显上升，印度开始更为关注自身的国家利益，并以此作为制定外交政策的依据。
在此背景下，拉奥政府逐渐认识到，过于关注缅甸的民主和人权而不考虑缅甸的重要战略意义并不符合印度的长远利益。因此，他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开始以国家安全考量为基础，而不再以理想主义为基础。同时，在印度政府内部，一些军方、情报及外交官员强烈反对支持缅甸民主运动的对缅政策，并认为印度目前的对缅政策是以牺牲印度的国家利益为代价的。
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印度主动调整了对缅政策。新的对缅政策在务实的基础上重点关注印度的战略和经济利益。印度不再从道义上公开支持缅甸的民主运动，转而与缅甸军政府进行务实的“建设性接触”，以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
1992年下半年，印度外交部高级外交官告知缅甸代表，印度将奉行更加务实的对缅政策以维护自身利益，不再重点关注缅甸的民主运动。他还说道：“我们的目标不是干涉缅甸的内政。我们唯一的目的仅是强调这一事实：印度一直支持民主原则和民主机构。”这一举动开启了印度一直遵循的道德外交向务实外交（印度未来的外交）的转换之旅。印度外交秘书迪克西特访问缅甸，他表示：“我们虽热爱自己的民主制，但不应对别国进行布道。”李益波：“印缅关系，从疏远到合作”，《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1期，第40页。印度还称，缅甸的民主运动和昂山素季问题是缅甸的内政，不应让其阻碍印缅关系的发展。之后，印度逐步减弱了对缅甸民主运动的支持力度，基本停止了对缅甸人权问题的抨击，印度对缅政策中的道德色彩日益黯淡。
1996年，印度进入联合阵线政府执政时期，外交政策更加务实、灵活。在对缅政策上，印度仍实行“建设性接触”政策，但联合阵线政府将人权考虑与民主重建置于其对缅政策议程的首位。由于联合政府执政时间较短，领导人更迭频繁，印度的“建设性接触”政策并未发生改变。
冷战结束后，经济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益显现，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各国纷纷利用这一机会发展经济，开展经济外交。在此背景下，印度重新评估了其外交政策。印度外交部长M索兰基称：“事实上，扩大经济利益应被置于外交政策中优先考虑的地位。”随着认识的深化，经济问题的重要性急剧增长，并迅速占据印度外交政策的中心位置。同时，冷战后初期，印度陷入经济危机，拉奥政府开始实行经济改革政策。为适应印度国内的经济改革，拉奥政府强调外交政策必须为国内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服务，并通过对外经济交往达到运用政治、军事手段所难以实现的对外战略目的。陈继东：《当代印度对外关系研究》，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80页。这表明，经济外交成为印度外交政策的重心。
与此同时，东南亚、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势头日益强劲，引起印度的高度关注。印度急切希望获得该地区国家的投资以缓解国内资金紧张状况。更为重要的是，印度希望通过加强与该地区国家的经济联系，扩大印度在该地区的经济、政治影响力。作为连接南亚、东南亚及东亚的交汇点，缅甸对于印度拓展在东南亚的经济、政治影响力至关重要。
二、人民党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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