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考据控、微观历史研究达人侯磊全新随笔集。知名学者解玺璋、孙郁、阎连科、梁鸿等阅后做真诚推荐。《文艺报》、《青年文学》、中国作家网等媒体，骚客文艺等知名公众号竞相转载，部分文章阅读量100000 ！
●市井、绿林、文士、乐伶、饮馔、娱乐、情爱、恩仇的八卦之书。系统分享中国文化里的硬知识、真学问、妙趣味，声色斑斓、雅俗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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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掌故与八卦中长出诗意
读戴潍娜博士的《未完成的悲剧：周作人与霭理士》一书（江苏文艺出版社，2018年），得知周作人先生于1944年写了《我的杂学》一文，如例数十八般兵器一样，数出了他的十八项杂学，如非正轨的汉文、非正宗的古书、非正统的儒家经典、欧洲文学、希腊神话、神话学、文化人类学、生物学、儿童学、性心理学、蔼理斯的思想、医学史、妖术史、日本的乡土研究、写真集和浮世绘、佛经与戒律等。
而早在数百年前的明代，张岱做过一篇《自为墓志铭》，其中说：
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
这不由得令人惊叹于古典作家的渊博。如今我们在某些方面比古典作家懂得多（比如电脑和汽车），但总体上无法与之相较，更可怕的是我们不知他们究竟懂得多少，更理不清他们为文为学的边界。
当代作家也要有一定的杂学功夫，即便不去做学术，也要有做学术的能力。而写作本身就是富有创造性的、跨学科的。
旧时的不少人玩物而不丧志，例如，他们喜欢听评书、相声，除了听故事和笑料以外，还能听到古代的很多文化常识，欣赏杂七杂八的唱腔。过去北京人是以会玩儿出名的。在北京可以说自己会干活儿会挣钱，但绝不敢说自己会玩儿。小到琴棋书画、养花遛鸟、斗鸡走狗，大到架鹰围猎等，会玩这些都不为过。
史书上的历史是宏大的，但其间缺失了生活细节的质感，过去究竟是怎样的？朝野、市井、江湖、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是它们拼成了一个场域，这个场域产生的气氛，让我们感受到过去的日暖与茶香。它们是历史的血肉，而史书与文物是历史的骨架，读书与写作便是个根据骨架还原出血肉的过程。
以掌故学大家瞿兑之先生的理论而言，中国有政治而无政治史，有风俗制度而无风俗制度史。他不把掌故和八卦叫作野史，而叫作杂史，以补正史之缺。我笔下所述的也不是野史，没有鬼狐神怪，用现在话说叫生活史，或叫微观史学。生活史写的是什么呢？瞿兑之写的是风俗和制度的变迁，这个主题太大了，我只想写点儿生活中的声与色，即能让人读出声响的、目见五彩斑斓的过去的生活，以补正史之缺、生活之趣。
声色好像不是好词，但其中包含着美好的部分。色是指外部整体的形象气质之美，而不是单指美色。京剧中马连良的扮相干净漂亮，风度潇洒，在过去也叫色艺双绝。礼失求诸野，这个野是相对于朝堂来讲的。历史并非庙堂和乡野市井的二元对立，而我们真正的民间生活在日渐淡化。
民国时期曾打过一场有趣的对台戏对民间文化的不同态度。以地方戏为例，以鲁迅、周作人等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认为，民间文化是有趣的，地方戏是好的，可一旦进入宫廷，被强加上仁义道德，就失去了原本朴实天真的地方，再从宫廷出来就变味儿了。京剧、昆曲莫不如是。而传统士大夫和旧式戏班的演员恰恰认为是徽班进京后，地方戏才上了庙堂，是宫廷文化提高了乡野文化的格调。这两种观念正表现了民国时期人们对声色的态度。那时的读书人懂得社会发展要现代化，但生活方式仍然是传统的。家里有了电灯和留声机，但家居照样是八仙桌、太师椅；平常会吃西餐和快餐，但请客还是去中式的酒楼。而这些细节，往往被写在小说、剧本中，是值得专门做文章的。
掌故和八卦的来源，并非只是档案、信札、图表和数据库，还在于口述史、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于生活本身的烟火气，在于街头巷尾的杂论闲谈。我始终在文章中加入自己在北京胡同里的经验，不止于在书斋里翻阅故纸堆，更愿做街头巷尾、山川大河里的行走者。文章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充满颜色、气味和声音，蕴含着城市的烫样。它们并非与当下无关，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下，所有的梦境都是真实。铁路、机器与摩天大楼将成为未来掌故的背景图。是生活气场的变化带动了人的心理和观念的变化，进而改变了人的行动坐卧。巴黎有拱廊街道，北京有东安市场，它们都是从城市的构件方面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我所做的是一种极限的写作，是尝试着到底能把世界写得多么详细、能奋力还原到哪种程度，力图如欧洲教堂内古老的彩色马赛克镶嵌画般重现那些逝去的时光。
海德格尔说，人要诗意地安居。我们如何在一个快节奏现代化中过得快乐而自由？
诗意是对整体氛围的营造。好比你去旅游，往往是由旅行社打包卖给你整个行程中的声色气场。而读书同样是营造气场，是靠知识、思想与智慧来营造的。
知识思想智慧，仿佛是一个巨大的空间链条。我们所学的、所接触的掌故与八卦，从表面来看只是知识，或是叫作信息。
民国时期有掌故学三大家瞿兑之、徐一士、黄秋岳，台湾地区有掌故学渡海三家齐如山、高伯雨、唐鲁孙，大陆还有朱家溍、王世襄、邓云乡、金受申等掌故学家，他们提供了众多的知识，而这些知识来自其家世和自身的阅历，仿佛互联网生长于他们体内，连接着每个细微的感官。他们不必阅遍前人的著作，单靠采撷旧京的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便可自我营造出一幢幢学术大厦。文学仿佛源于祖先的遗传，他们是我在写我。而现在的人是我在写半我，甚至是我在写他。这样得来的知识如何形成思想？
有些东西是很难教授的，比如思想与智慧。普通人接触并掌握的知识量太小了，正如有的中学语文教材一学期教五首唐诗，这几乎等于没教，倒不如一对一坐在一位先生的对面，由先生一句一句地喂，一下午怎么也能记住五首唐诗。我们的大脑中如一锅热粥一样咕嘟咕嘟地熬着海量的知识，日久天长，我们就会觉得满脑袋糨糊，但就在一团糨糊中，在生活的磨砺与高人的指点中，我们最终会迎来从量变到质变的那一天，会有醍醐灌顶而开悟的那一天，会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哪怕它多么幼稚可笑。
这便是化他为我的过程。知识是一种灵物，需要人与之对话。学知识仿佛学戏曲，一旦和弦索笛箫说上话，便怎么唱怎么有了。
世界上有智慧的人和生活中的诗意之处真的不多，但我们仍然向往智慧，追求诗意。
我读硕士时期的毕业论文是关于民国时期的掌故学的。蔡元培先生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在他所提倡的社会教育中，美术馆、美术展览馆、音乐会、剧院、影戏馆、历史博物馆、古物学陈列所、人类学博物馆、博物学陈列所与植物园动物园等地方，甚至于地方美化作用的道路、建筑、公园，以及名胜的布置、古迹的保存乃至公坟，无不彰显着美。
就《声色野记》而言，仿佛我写的都是过去民众真实的生活、对娱乐场景的描述和评论。每篇都可以独立成篇，但按照整体的目录编次而言，是企图从这些描述中寻找出知识，还要寻找出思想和智慧。我想把它们构造成一个体系或一个世界，甚至写出三部曲来，期盼能在掌故和八卦中生长出纯朴的诗意，编织出我寻访旧式趣味生活的梦。
本书的写作，受到学者孙郁老师的启发，并得到了阎连科、梁鸿、杨庆祥、张悦然等老师的指点。特别感谢我的戏曲老师张卫东先生帮我修改过部分稿件，一同感谢台湾大学的邱怡瑄博士、凤凰网主编徐鹏远先生、《青年文学》主编张菁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戴潍娜博士、为本书出版付出努力的各位编辑，以及北京传统文化、民俗、戏曲、曲艺、武术、摄影、考古、收藏、占卜、心理等方面的朋友，没有你们的帮助，我无法更好地完成此书。
笔者见识有限，才疏学浅，请大家批评指正。
侯磊
201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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