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政治哲学_[英]马尔科姆?斯科菲尔德著 _9787508089867

柏拉图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理想国》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治哲学著作。本书作者马尔科姆?斯科菲尔德认为，柏拉图不仅是某个过去时空中的作者，他关于政治学基本问题（如政治异化、教育、民主制、知识、乌托邦、共同体、金钱的力量以及宗教的意识形态运用）的思考，仍然在当前世界引发争论，给予启发。在书中，作者重点讨论了《理想国》一书所体现的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同时也兼顾了《法义》和《治邦者》。作者认为，如果政治理论是“一次历经千百年的对话”，那么，除了柏拉图的声音，我们还需要聆听其他声音。因此，在解读和探讨柏拉图政治哲学的同时，作者也参考亚里士多德、普罗克洛斯、卢梭、托克维尔、密尔、波普尔和罗尔斯等思想巨匠的相关论述。作者是当代西方研究柏拉图最富盛名的专家之一，本书是其精心之作，是目前西方研讨柏拉图政治哲学的代表作之一。

　　2013年10月，我首次造访中国。期间，我能够察觉到中国学术圈对古希腊哲学的浓厚兴趣，尤其是对柏拉图及其政治哲学的兴趣。为此，我真的很高兴也很荣幸有此机会向中国读者介绍《柏拉图：政治哲学》一书。

　　此书原属于“现代政治社会思想奠基者”系列丛书。我之所以写这本书，不单是为了在原初的历史语境中阐释柏拉图的思想并揭示本书诸主题间的内在关联。我最想表明的是，柏拉图思考的那些核心问题——尤其是民主政治、知识在政治中的作用、乌托邦主义、金钱的力量、意识形态——为何仍是我们当今最为紧要的关注所在。就我们的关注而言，他的声音仍然值得聆听。

　　我并不希望读者因为被动之故只得听闻作者的一家之言。所以，我在这本书里面叙述讨论了诸多西方思想家（从古希腊罗马开始直至现代）对于柏拉图的思考。有时看来，研究西方政治哲学不过是在思考罗尔斯（John Rawls），或者施特劳斯（Leo Strauss）。我相信我们能从罗尔斯（我论证他有关良好政治社会的理论在某些基本方面与柏拉图并无多大差别）或施特劳斯（我对柏拉图《理想国》中的“高贵的谎言”以及《法义》中的宗教意识形态的看法与他颇有些相似）那里学到许多，从而离柏拉图更近一步。但我也要指出——随便举一反例——诸如密尔（John Stuart Mill）和乔伊特（Benjamin Jowett）这样的十九世纪作者提出了至今仍然紧迫的关于“社会统治需要知识”的诸多问题，而罗尔斯和施特劳斯对这些问题所谈甚少。

　　因此，我提供的是一份多元化的议程。我并不认为有这样一把开启全面理解柏拉图政治思想之门的解释之钥。此书可以说是某种邀请，邀请读者从各种视角出发探索柏拉图的各种主题。而各个历史时期的作者们已为这些视角提供了助益。

　　最后，我由衷地感激柳孟盛。他承担了本书繁重的翻译任务，并为本书的及时出版奔波劳走。读者和我都欠他一个很大的人情。

　　《西方古典政治思想新视野柏拉图：政治哲学》：

　　“理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约翰·邓恩于1992年写道，（1）“要求一种极为复杂的认知分工——或许比人类力所能及的划分还要复杂，而且肯定远比他们已成功创建的划分更为复杂和更为可靠。”最近十来年给人的感受更是肯定了这个论断。对理解的全球范围的挑战——不论我们考虑经济体系，抑或气候变化，抑或恐怖主义——在每天的新闻播报中清晰可见。获得这种理解并进行有效利用，可谓一种日益紧迫的政治需要。

　　邓恩接着用明显是柏拉图的话来表述该问题的一个基本方面：[2]“我们应当如何精确地看待二者——一者为科学或知识，另一者为各种人都有权进行统治甚至在不同的可能统治者的各自优势之间进行抉择的主张——的关系？”他评论道：“这是个极难的问题，我们至今还没有任何连贯的想法对它作出权威回答，哪怕是一丝的权威。”他又说它是“在现代民主生活的公共记录中大体上被删除的一个问题”。民主的设计是为了“避免直接的镇压”，而不是保卫“有效理解的稳定产生”。但是柏拉图的迫切问题——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需要一个回答。

　　当然，柏拉图本人对此的回答未必为今人所接受，即便它是令人满意的。柏拉图自己非常清楚《理想国》的假设——具有必要知识的统治者，准确说来是因为知识才合法地成为统治者——是个乌托邦，即不可能实现的一种可能。然而，阅读柏拉图也许仍会带来启发，这并非是为了对付“知识如何产生有效统治”的问题，而是为了处理“需要何种知识或理解”的在先问题。在柏拉图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回答似乎是两个，而不是一个。其中一个是特别的政治技艺（管理其他专家的知识和技能），另一个则是哲学智慧，尤其是道德智慧。两种观念在当代皆有回响。小布什总统对于美国选民而言之所以是富有魅力的，其中的一个显著因素可称之为信念，即选民相信他代表了一种以有力的道德宗教哲学作为根基的领导理想。与此同时，选民认为他的立场是坚决反对大政府的，即反对国家广泛地管理经济和市民社会，并且不热衷于“科学导向”的政策。然而，一旦社会从保守的极权政体的意识形态中解放了自身（情况各自不同，比如西班牙和俄罗斯），“技术官僚”（常为支持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通常是继任政体所生变化的始作俑者。此处的假设是：这些国家渴求繁荣富强，但它们所在的世界现在发展如此之快，如此之复杂，以致基于技艺的变化管控不可或缺。

　　这些信念只是那些流行甚久的思想的最新化身。本章将通过两位英国思想家——密尔和本杰明·乔伊特（他们身上体现了维多利亚时代对于理性力量及其社会影响前景的高度自信）——的作品对那些思想进行初步的探究（第二节）。此二人皆从柏拉图那里汲取灵感：密尔的灵感主要来自《治邦者》的“科学”统治观；乔伊特的灵感则来自《高尔吉亚》和《理想国》的“哲人是真正治邦者”的理想。第三节和第四节接着转向柏拉图本人的文本。第三节考查对话作品——《卡尔米德》和《欧绪德谟》——当中政治专家极其成问题的最早面貌。第四节考量《理想国》中所设想的使哲人成为统治者的哲学究竟是为何物。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知识概念在这些不同的语境中皆起了作用，而人们对此却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柏拉图如何设想它们的关系——他是否认为它们甚至可以共存——这乃是第五节（《治邦者》）和第六节（《理想国》和《法义》）要处理的问题。最后，第七节试图总结这三篇对话的政治计划对待知识的某些重要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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