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空间演化机制研究_胡慧源_9787513035439_浙江大涵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本书纳入“华东政法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书系”。主要内容：近些年来，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越发呈现出“简单扎堆”的趋势，产业空间结构也显得杂乱无章。初创期的粗放式发展或许是这一问题产生的部分原因，但现阶段普遍存在的为追求所谓集聚经济一味强调文化企业“地理临近”而忽视其“关联性”识别与培育的产业发展思路可能是其症结所在。与其他产业相比，文化产业更加注重创意、风格、技能、才干这些呈高度多样性和异质性特征的个体层面元素，创意人才之间经常通过互动沟通形成极具“根植性”的社会化网络关系，文化企业的日常生产活动也更倾向于以项目组、项目网络等弹性方式进行。由此不禁要问，文化产业究竟是如何从一些或许多可能的地理结构中选择其一的，即文化产业的空间演化机制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本书的研究思路是将其拆分为三个相互关联的子问题，即文化产业空间演化的产业层面、企业层面以及制度层面的机制各是什么。其背后的逻辑在于，尽管现有研究表明传统经济地理学当中的集聚经济理论同样适用于文化产业空间集聚问题的解释，但作为一个更多地依赖于个体层面创意创新要素的产业而言，文化产业的空间演化其实更多取决于文化企业家的个人行为及其影响，对于文化产业空间演化微观基础的强调正是本书的一大创新。考虑到中国长久以来经济发展的政府主导背景，对于文化产业空间演化的组织制度选择进行评价与判断同样显得十分必要，当然，这一部分研究考虑了信息技术创新这一约束条件。基于此，本书综合运用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范式，以江苏13个地级市文化产业相关数据为依据，利用随机效应模型（第四章）、logistic回归模型（第五章）以及组织制度选择的知识模型（第六章），分别检验或论述了文化产业空间演化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从而跨层次系统地回答了绪论部分（第一章）提出的研究问题。此外，本书还对文化产业空间演化涉及的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进行了论述与归纳（第二章），创新性地提出文化产业空间演化研究的理论基础在于以演化经济地理和文化经济学等为基础的关联学科的融合；本书也对江苏文化产业演进与空间集聚进行了现状描述与量化分析（第三章），为后续有关江苏文化产业空间演化机制的研究铺垫了实践背景。本书的研究结果凸显了文化产业在空间集聚方面的产业异质性与行业多样性特征（第三章、第四章），证实了组织惯例扩散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文化产业的空间演化问题（第五章），并指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保证组织有效性，我国文化产业空间演化的制度安排应该从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第六章）。当然，本书的研究还存在后续可拓展的地方。譬如，产业集聚理论在文化产业中的适用问题、组织惯例扩散其他途径的识别及其交互作用，以及本书的研究思路是否适用于服务业等其他关联产业的空间演化分析等。

　　自序

　　近些年来，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越发呈现出“简单扎堆”的趋势，产业空间结构也显得杂乱无章。初创期的粗放式发展或许是这一问题产生的部分原因，但现阶段普遍存在的为追求所谓集聚经济一味强调文化企业“地理临近”而忽视其“关联性”识别与培育的产业发展思路可能是其症结所在。与其他产业相比，文化产业更加注重创意、风格、技能、才干这些呈高度多样性和异质性特征的个体层面元素，创意人才之间经常通过互动沟通形成极具“根植性”的社会化网络关系，文化企业的日常生产活动也更倾向于以项目组、项目网络等弹性方式进行。由此我们不禁要问，文化产业究竟是如何从一些或许多可能的地理结构中选择其一的，即文化产业的空间演化机制是什么？

　　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本书的解决思路是将其拆解为三个相互关联的子问题，即文化产业空间演化的产业层面、企业层面以及制度层面的机制各是什么。之所以从这三个层面对文化产业的空间演化机制进行研究，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尽管现有研究表明传统经济地理学当中的集聚经济理论（产业层面）适用于文化产业空间集聚问题的解释，但作为一个更多地依赖于个体层面创意创新要素的产业而言，文化产业的空间演化其实更多取决于文化企业家的个人行为及其影响（企业层面），对于文化产业空间演化机制微观基础的探讨正是本书的一大创新。此外，考虑到中国长久以来经济发展的政府主导背景，对于文化产业空间演化的组织制度选择（制度层面）进行评价与判断同样显得十分必要。

　　基于此，本书综合运用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范式，以江苏13个地级市文化产业相关数据为依据，先后利用随机效应模型（第四章）、logistic回归模型（第五章）以及管理制度选择的知识模型（第六章），分别检验或论述了文化产业空间演化的主要机制、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从而跨层次地系统回答了绪论部分（第一章）提出的研究问题。此外，本书还对文化产业空间演化涉及的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进行了论述与归纳（第二章），并突出强调了文化产业空间演化研究的理论基础在于以演化经济地理、文化经济学等为基础的关联学科的融合。本书也对江苏文化产业的集聚现状与空间组织演进进行了描述与量化分析（第三章），为后续有关江苏文化产业空间演化机制的研究铺垫了实践背景。

　　本书的相关结果凸显了文化产业在空间集聚方面的产业异质性与行业多样性特征（第三章、第四章），证实了微观层面的组织惯例扩散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文化产业的空间演化问题（第五章），并指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保证产业治理的有效性，我国文化产业空间演化的制度安排应该从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第六章）。当然，本书相关研究还存在后续可拓展的地方。譬如，产业集聚理论在文化产业中的适用问题、组织惯例扩散其他途径的识别及其交互作用，以及本书的研究思路是否适用于服务业等其他关联产业的空间演化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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