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的历史智慧》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深入挖掘，分析了《资治通鉴》丰富的历史智慧，如“以礼治国”、“仁政爱民”的政治理念，轻徭薄赋、理财养民的经济思想，慎线义战、治军守边的军事韬略以及资治鉴戒、求盛衰之理的历史意识。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有30余年的历史。1981年，原国家教委批准北京师范大学建立古籍整理研究所。本所是全国第一个古籍整理研究机构，是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直接联系的重点研究所之一。2008年，经北京师范大学批准，古籍整理研究所更名为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研究院设置中国古典文献学教研室、中国历史文献学教研室、陈垣研究室和元代文化研究中心四个教学科研机构。
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的学术传统悠久。陈垣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一代文献学大师，著名学者白寿彝、启功、郭预衡、刘乃和、许嘉璐、李修生、曾贻芬等先生都曾在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他们所秉持的学术传统，对本院学术研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院的学术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以元代文化研究、陈垣文献学研究为重点研究方向，关注文献学研究前沿动态，重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结合的研究工作。
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的学术积累深厚，出版了一大批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其中《全元文》获2006年第四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被列为北京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三大标志性成果之一。《文史英华》《古本戏曲剧目提要》《陈垣年谱配图长编》《元代书院研究》《元代史学思想研究》《全魏晋赋校注》《元人别集丛刊》《元代古籍集成》《中华大典·文献目录典》等专著和古籍整理成果，受到学术界的赞誉。本院先后承担国家和省部级项目40余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项、重点项目l项，国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委托重点项目1项。本院与海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有广泛的学术交流。
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是全国培养古籍整理研究人才的基地之一，设有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历史文献学博士及硕士点。其中中国古典文献学是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历史文献学所在的中国史专业全国排名第一。本院先后招收硕士研究生200余人、博士研究生近50人，还有一大批访问学者。此外，有多名研究生赴海外高水平大学参加联合培养或攻读博士学位。本院的人才培养工作，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评价。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号召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文化建设的繁荣，为我院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契机。为了更好传承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前辈学者的治学精神，进一步推动学科与学术的发展，我们决定编辑《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丛书》，陆续出版我院学者的学术论著，集中展示我院的学术实力，并以此推动古文献学科的发展，同时也为当代文化建设贡献我们的力量。
引论：鸿儒、名臣、史家——司马光和《资治通鉴》
第一章 “史者，儒之一端”——《资治通鉴》的政治思想
一 以礼为纪纲的国家观
二 为君之德与为臣之道
三 治国之要
第二章 “著生民之休戚”——《资治通鉴》的经济思想
一 经济盛衰关系国家兴亡
二 重农而不抑商
三 轻徭薄赋
四 理财以养民为先
第三章 “夫军旅大事，国之安危、民之死生系焉”——《资治通鉴》的军事思想
一 “兵者，国之大事”的慎战思想
二 “王者之兵”的义战思想
三 治军以礼、严恤并重的治军思想
四 威信安边的边防思想
第四章 “网罗宏富，体大思精”——《资治通鉴》的史学思想
一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资治思想
二 不取《春秋》笔法的直书风格
三 “参考群书，评其同异”的求真精神
四 不别正闰的历史观念
五 不语神怪的朴素唯物论思想
结语：《资治通鉴》的思想成就及其时代特色
附录一：论胡三省的史学思想和文献考辨方法
附录二：1978年后《资治通鉴》整理研究论著目录
主要参考文献
《<资治通鉴>的历史智慧》：
（一）任官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的史论中一再强调选贤任能的重要性，他说：“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①又说：“明王之政，谨择忠贤而任之，凡中外之臣，有功则赏，有罪则诛，无所阿私，法制不烦而天下大治。所以然者何哉？执其本故也。”②在他的文集中，这类的言论也有很多，可以同《资治通鉴》的观点相互印证。如他说：“若夫选贤而进之，量能而任之，成功者赏，败官者诛，此则人君之职也。”③又说：“为人君者，谨于择吏而已矣，它奚足事哉？…‘度吏之材可任之者，君之政也；形民之力而用之者，吏之政也。”④以上这些反复强调的说法都是要表明一点，那就是选任官员对于君主治国的首要意义。
司马光对于人才问题有着一套相当完整的思想。《资治通鉴》的第二则史论就是一篇关于人才问题的长篇论文。在这则史论中，他提出了“先德后才”的选才标准，被认为是封建人才观的经典论述。他说：“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在才和德两者之中，德是主导，是统帅，才是德的资本和凭借。根据才德的不同，他将人分为四种类型：才德两全的是圣人，才德兼无的是愚人，德胜才的是君子，才胜德的是小人。以此为基础，他提出了选任人才的标准：“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⑤先圣人、后君子、后愚人、后小人的排序充分体现了以德为先的思想，假若其人无德，才干越大，为害越大，有才还不如无才。
《资治通鉴》中所讲的德胜才、才胜德，是就个体的德才状况而言的。从用人的全局来看，司马光所说的“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还有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以有德者驭有才者。他在一篇名为《才德论》的文章中谈道：“为国家者，进取莫若才，守成莫若德……有才者不必忠信，故以羁策御之而为德者役也。然则德者，掌也，才者，指也，掌亡则指不可用矣。”①这里所说的“有才者不必忠信”，指的就是才胜德的小人。这种人也可以用，但有两个条件：一是要在国家积极进取的特定时期，一是要受到有德者的控制。他以“掌”与“指”来比喻德与才的关系，很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人才的选拔上，司马光认为应该摒弃个人好恶，破除门户之见，“无亲疏、新故之殊，惟贤、不肖之为察”②。基于这一认识，司马光不但引用前代史家沈约、裴子野的论述，而且亲撰史论，批评魏晋时期“先门地而后贤才”③的选举制度。在选拔人才的具体原则上，司马光比较突出的论述有两点。一是“举之以众，取之以公”。他认为这是古代贤相的取人之术，“众日贤矣，己虽不知其详，姑用之，待其无功，然后退之，有功则进之；所举得其人则赏之，非其人则罚之。进退赏罚，皆众人所共然也，己不置毫发之私于其间，苟能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遗贤旷官之足病哉”④！进退赏罚都出于公议，这是司马光借古制来表达自己的理想，这种类似于民主制的观点具有一定合理性。二是“取其道不取其人，务其实不务其名”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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