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型发展：对川西平原黄村统筹城乡发展实践案例的研究_明亮著_9787509797488

统筹城乡发展是“发展主义”的又一次扩张，是国家以农村为突破口，全面推进现代化事业的战略举措。本书在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分析框架下，从村庄层面对地方政府所主导的土地流转、农地制度改革、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等农村现代化实践进行了深入研究，力求探讨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意志与小农利益实现整合的内在逻辑。

前　　言

为了实现追赶型发展目标，中国在1949年后采取了优先发展工业和城市的战略，并逐步形成了长期以来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不断被建构为一套标准话语体系，不但直接影响了城乡资源配置方式，还成为人们认识和研究“三农”问题的重要路径，即农村发展是一个不断被改造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在涉及农地开发和农村发展的相关研究当中，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农民与国家是对立和冲突的。特别是在以反思现代化发展为使命的“新发展主义”的相关研究中，此类观点尤为盛行。为了解决“三农”问题，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促进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六大做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决策。统筹城乡发展是国家为改变城乡非均衡发展状态而推行的农村发展改造战略，是当下中国以农村为突破点，全面推进现代化事业的重要举措，属于“发展主义”的范畴。本书通过对川西平原黄村统筹城乡发展实践案例的研究来揭示成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理论基础和逻辑机理，并探讨在“发展主义”这一共识下，国家所积极推动的以经济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改造在何种程度上及以何种形式与社会大众实现整合。我们认为，地方政府所推动的现代化发展规划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的发展诉求，进而促使农民对统筹城乡发展产生认同。当“发展主义”成为国家和农民的共享价值观时，在国家践行农村现代化项目的过程中就不会出现传统与现代、国家与农民的简单二元对立。农民在征地和开发中的抗争只是他们争取最大化利益的表现，而非固守传统反对现代化改造。也就是说，现代化发展是国家与农民的共同诉求。
在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分析框架下，本书从村庄层面对国家所主导的农村现代化实践进行了深入探讨，主要内容包括土地流转、农地制度改革、围绕农地开发而产生的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等。全书共7章。
第1章是导论。在对研究背景、问题及意义进行介绍的基础上，这一章着重梳理了发展主义、国家与经济发展等相关文献。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历程可以被纳入发展主义的范畴，对发展主义、新发展主义和中国发展主义的梳理与总结，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逻辑，而“发展型国家”的范式又为我们理解国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理论视角。
第2章是研究社区概况。作为一项社区研究，社区概况是我们解读社区的索引目录。这一章主要介绍了黄村的历史沿革、地质气候和经济社会发展等相关状况。
第3章主要围绕土地流转展开。通过对黄村土地流转发展历程的描述和分析，我们发现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有利于促成农地规模流转，但土地流转市场的形成依赖于政府推动的农业产业化发展及对土地流转的制度化监管。地方政府和农民是农村土地流转中的重要利益相关者，黄村的经验表明，不但农民因获得了稳定收益而认同土地流转，而且地方政府将土地流转视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并直接运用土地流转来贯彻其发展意志。虽然土地流转促成了以花木种植和销售为主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但除了少数本土专业种植户外，多数村民只能作为单纯的劳动力处于黄村花木产业链底端。土地流转的最大影响在于促成了多元化就业局面的形成，但还需加大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力度，增加非农稳定就业群体规模。
第4章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这一章梳理了黄村的农地制度自主创新演变过程，发现当旨在追求公平分配的土地调整制度要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演变为固化到人、永久不变的农地产权制度的时候，就出现了平等集体成员权和永久土地产权之争。当地政府对不同发展区域农地制度的区别对待体现了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实用导向。处于规划发展区的黄村因可能即将面临大规模的农地开发，而经历了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向“两股一改”的转变。相对而言，“两股一改”是更有利于协调农民土地权益和地方政府发展意志的制度安排，在满足农民享有分配农地资源要素效益的同时，也为政府日后引进项目实施土地开发做好了制度准备。
第5章重点分析了土地征用中村民、村干部、基层政府和用地方之间的利益关系。根据各类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逻辑，我们总结归纳了利益整合、利益分歧、以租代征和以国家情怀为基础的村民认同四种土地征用的利益关系模式，发现在不同类型的征地案例中，最大化地获取利益是村民在土地征用中的根本行为逻辑。村民基于朴实的国家情怀和现实的需要选择与国家合作,将征地看作有利于个人及家庭发展的机会,而非失去主要生产资料的陷阱。
第6章是对黄村在农地开发过程中的房屋拆迁与安置状况的分析。拆迁不但是贯彻国家发展意志的重要措施，也是满足企业用地需求的合法途径；农民也因能从拆迁和安置中获利而认同乃至盼望拆迁，但为了获得高额补偿而选择与政府或用地方抗争，“种房”就是农民常用的抗争手段之一。在抗争与认同的双重作用下，农民和国家会在双方默认的尺度范围内展开适度博弈。为了换取农民的支持，“拆迁办”并非用统一的标尺去衡量所有的拆迁对象，而是有区别地采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争取不同类型村民的配合与支持；农民则会在预设目标满足或部分满足的情况下，选择同意政府的拆迁方案。
第7章是对黄村乃至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提升。这一章在总结黄村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分析了其背后所反映的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对成都以优化城乡资源配置关系为核心的统筹城乡发展试验进行了客观评述。
统筹城乡发展是国家试图从制度和实践层面对城乡二元结构的修正，并无统一模式可言。黄村的现代化图景只是成都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所开展的积极探索的代表性个案，相关经验做法还需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另外，被我们总结为“认同型发展”的农村现代化发展理想类型离不开政府强烈发展意志的推动、特定的物质基础和制度环境支撑，不可被简单复制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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