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 序 黄坤明
读诸子百家书，发觉古贤的思维模式有一个显著特点：善于提问。
“孔子入太庙，每事问。 ”（《论语?八佾（yi）》）这个典故是人们熟知的。说孔子来到祭祀周公的太庙，提问频率之高，问题触及面之广，使亲历其境的人们感到惊异：都说孔子知礼，怎么还提问不断呢？面对发问，孔子的回答既简洁又精彩：“是礼也！ ”其意是讲，我是个善于提问的人，善于提问才使我真正知礼啊！这是发生在孔子早年的事。“三十而立”后的数十年间，无论是教学弟子，还是答问友朋，或者与列国君臣周旋，孔子都喜欢用提问的方式来探求真知。在诸子中，孔子的影响是最大的，用司马迁的话说，是“学者宗之”的。正因为如此，孔子倡导的提问式思维模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成为中华文化的好传统。
提问对人来说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它会使人兴奋，使人坐卧不安，使人有索解的欲望，使人有不倦的探求精神。一个问题解决了，又会有新的问题产生。任何一个人都永远生存于提问和被提问之中。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提问是驱动思想发展的真正的“永动机”。
我们常说，理论始于问题，科学始于问题，我们又何尝不可以说，学习始于问题呢？我们常说，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还要难，其价值也往往更大。善于提问，敢于提问，正是孔子等先哲留给我们的一份极为珍贵的遗产。我们着手策划这套有关前贤先哲的丛书的时候，孔子等先哲倡导的“提问”思维模式一下激活了我们这些后学的思维。先哲们的思想是不朽的。为何不把先哲请到“前台”进行访谈呢？他们的身世如何？他们是怎么生活和学习的？为了传播学说，他们又是怎样远行千里的？说是学习，他们有没有实际意义上的课堂？他们手里捧着的又是何种意义上的“书本”？他们四处游说的学术主旨是什么？……甚至他们穿的服饰、吃的食品、驾的车辆都会在我们的心头形成一个个有情有趣、有滋有味的问题。
有鉴于此，我们将这套丛书取名为“提问诸子丛书”。这里有跨越时空的对话、通俗流畅的语言、富含哲理的剖析、见解独特的解说、图文并茂的装帧、考之有据的典章、实地拍摄的文物图片。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冀望读者能喜欢这套独具特色的图书。
2010年春于杭州
前 言
韩非子是我国先秦时期最后一位思想大家。他不只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也是儒、道、法、墨诸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采诸子百家学说之精华，构建起了法、术、势一体的中央集权、君主独裁政治体制的框架，为秦帝国的统一奠下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毋庸讳言，韩非子不是一个政治实践家，他甚至没有当过一天官 ,理过一天政。他始终是一介书生。他只是凭借着自己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学养，凭借着孤臣孽子对时局的特殊感悟，凭借着一腔冲天的孤愤之情，为“明天”的政治进行了大胆的勾勒和设计。他要打碎那个“为故人行私谓之不弃，以公财分施谓之仁人，轻禄重身谓之君子，枉法曲亲谓之有行”（《韩非子?八说》）的现实世界。他憎恨这样一个现实世界。这是一个一切都颠倒了的世界。他要把这样一个颠倒了的世界再颠倒过来。他知道，他那样做会有多大的风险，他在自己的文稿中一再提到“伏王尸”而死的吴起和车裂而亡的商鞅。他知道得很清楚，那可能就是自己的前车之鉴和最终归宿。可是，他没有退缩，凭着一腔书生意气，义无反顾，一意孤行。最后他受妒被害，被毒死在秦王朝的云阳狱中。
在《韩非子?五蠹》篇中，韩非悠悠然以“新圣”自喻，而在其身后又有人斥骂他“乱圣人之道”，反差之大，绝无仅有。可是，历史是最公正的。两千多年过去了，人们惊异地发现，韩非的“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治吏不治民”“以刑去刑”的法治思想，总是若隐若现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像鼓点一样频频撞击着数代人的心灵，激励着人们为创建公平、合理、美好的法制社会而不倦奋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韩非子是永生的。
郭志坤，著名出版家，历史学家，首届上海出版人金奖、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称号获得者，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曾策划“中国断代史系列”，主编《细讲中国历史丛书》，著有《秦始皇大传》《隋炀帝大传》《荀子评传》《先秦诸子宣传思想论稿》《中华一万年》（与陈雪良合著）等，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和历史学的普及工作。
陈雪良，历史学家，副编审，致力于通俗历史著作的写作和历史学的普及工作，著有《中国远古文明之谜》《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一万年》（与郭志坤合著）《司马迁人格论》《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春秋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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