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1世纪哲学系列教材：中国哲学史新编（第2版）》将中国哲学发展的阶段分为中国哲学原创期的先秦百家哲学，哲学发展期的汉唐儒释道三教哲学，哲学造极期的宋元明清理学，哲学延续期的中西会通的近代哲学和融突创新的现代哲学，彰显了中国哲学逻辑发展整体过程和特色，回应了中国哲学在当前所面临的冲突，度越了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本书提出了中国哲学创新的三个标志，即是核心话题的转换，人文语境的转变和诠释文本的转换。由先秦的道德之意、两汉的天人之际、魏晋的有无之辩、隋唐的性情之论、宋明理气心性之辩，到近现代的中西新旧之争，核心话题的论辩，随人文语境的转变，体现了每个时期的时代精神，核心话题所依傍的诠释文本也由“五经”、《公羊春秋》、“三玄”、佛经到“四书”，最后落实到与时偕行的和合学创新使命。
张立文，男，1935年生，浙江温州人。1984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特批为教授。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哲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周易学会副会长。在长期的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教学研究中，提出了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建构了传统学、新人学及和合学哲学体系。专著有《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传统学引论》、《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人道篇）、《周易帛书注译》、《宋明理学研究》、《朱熹思想研究》、《走向心学之路》、《李退溪思想研究》、《正学与开新--王船山哲学思想》、《张立文文集》（38辑）等，多次获北京市、教育部、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奖。曾获退溪学国际学术奖，被收入国内各种名人录及英国剑桥、美国、印度名人录。
第一章 绪论：中国的哲学
第一节 危机与合法性
第二节 自立与走自己的路
第三节 创新与自由文化氛围
第四节 哲学逻辑发展的阶段
第五节 哲学精神
第二章 哲学的原创：先秦百家哲学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天道自然
第三节 人道有为
第四节 道德利益之辨
第五节 名实之辩
第六节 治道的建构
第三章 哲学的发展：汉唐三教哲学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究天人之际
第三节 通有无之辨
第四节 求佛性之原
第五节 道教的回应
第六节 儒学的复兴
第四章 哲学的“造极”：宋元明清理学哲学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天理的发现
第三节 天理的挺立
第四节 本心的彰显
第五节 气统“上下
第六节 天理的解构
第五章 哲学的延续：中西会通的近代哲学（上）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元学的探寻
第三节 天演的诠释
第四节 知行的新解
第五节 “人”的再发现
第六章 哲学的延续：融突创新的现代哲学（下）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价值的安立
第三节 知识的获得
第四节 社会的改造
第七章 结语：与时创新的中国哲学
第一节 中国哲学创新的标志
第二节 和合学的创新使命
第三节 和合学的化解之道
后 语
子墨子言日：“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就像在旋转着的陶钧上测量早晚的日影一样），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日：“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通‘发’，实施）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非命中》和《非命下》所言“三法”与上述“三表”，文字上稍有不同，如《非命中》所言“三法”中“于其本之”者在“圣王之事”前多了“考之天鬼之志”，而“于其原之”者以“征以先王之书”替换了“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但是，它们之间并无实质性的差异。综观《墨子》一书，墨子所提出的尚贤、尚同、兼
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非命等任何主张，无不以天志、鬼神和三表法为依据或评判的标准，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墨子为评判一切树立的是以天志为本兼以“圣王之事”、“先王之书”、“百姓耳目之实”、“国家百姓之利”的综合标准。而且，对墨子来讲，这些标准既是密切相关、相通一致又是可以彼此连环互证的。
“三表”法的提出，是墨子在认识论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贡献，他以“三表”法作为检验、判断人们言论、认识之是非真伪的客观标准，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史上最先明确提出真理标准问题的哲学家。具体来说，第一表是以前人的间接经验作判断是非的依据，既十分重视历史的经验教训，又极力反对复古守旧、“必古言古服”的先王观；第二表是以群众耳闻目见的、直接的亲身经验作为认识的本原或判断是非的标准和根据，把劳动人民的感官经验与认识论或真理标准问题联系起来，正是墨子在认识论史上的一大非常之创见；第三表是以运用于社会政治实践的实际功利效果作为检验认识、判断是非的标准。综观墨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可以说其立说的原则和宗旨尤以第三表最为根本和重要，因为其所有的社会政治主张莫不以用以治世而“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
不过，墨子也自有墨子的思想局限性，由于他太过亟于要为世间立法，因此他想利用任何可资利用的文化传统的资源来证成其理想的仪法或评判的标准，为证成而证成，而缺乏对自己理想仪法和所立标准的正当合理性的自我反省和怀疑精神，所以难免会流于粗疏和浅陋。
就墨子的天志鬼神论而言，诚然如任继愈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一书中所言：“墨子的天鬼理论，基本上是理智而非感情的产物，与其说是出于内心虔诚的信仰，不如说是出于推行其政治主张的需要，为了实用的目的”，而既然墨子对天鬼的尊信仅仅是一种被抽空了内容实质的“‘方法，性的手段”，那么它“实际上便成了空话了”，但墨子的思想毕竟还拖着这样一条传统宗教神学的尾巴，其本意原是想用来加强其理论主张的正当性及其思想学说的力量，而实际上却反而损害了其理论的纯洁性，使其思想的理智品格受到极大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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