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桦讲朱元璋御案_柏桦著_9787201102627_浙江大涵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朱元璋是一个多姿多彩的人物，一身兼有圣贤、豪杰、盗贼之性。作为皇帝，他开规模、立圭臬，所制定的各项制度，不仅为其子孙所遵循，也为清王朝所沿袭。本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由浅入深地解析朱元璋亲自裁断的案件，在讲述案情的同时，解析御批的内涵及用意，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的人之“四端”，将之还原为活生生的人。本书语言生动，内容充实，观点新颖，并配以手绘插图，使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体验中感悟朱元璋独特传奇的一生。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万方，君临天下，慨彼前元纪纲沦替，彝遵倾颓，斟酌损益，聿新一代之制作，大洗百年之陋习。始著《大明令》以教之于先，续定《大明律》以齐之于后，制《大诰》三编以告谕臣民，复编礼仪定式等书，以颁示天下，即孔子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之意也，当时名分以正教化，以明尊卑，贵贱各有等差，无敢僭越，真可以远追三代之盛，而非汉唐宋之所能及矣。（明·马文升：《马端肃奏议》卷10《申明旧章以厚风化事》）
　　这是明人颂扬朱元璋在法律方面的建树，认为其所立法超过汉唐宋。的确，朱元璋的立法气势也是前无古人的，声称：“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负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将孚佑於无穷矣！”（《明太祖实录》卷82，洪武六年五月壬寅条）在“祖制”不能够擅自更改的情况下，凡是子孙改者则废弃不置，官员改者则夷其九族，所以经过他勒定的《大明律》终明代而不改，而清代又大体延续，成为实施500多年不变的根本大法。
　　实际上在明代法规体系中，律并非是孤立的法规。台湾学者黄彰健认为：明代法律实施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洪武、永乐两朝的以榜文为主，律为辅；二是仁、宣、英、景四朝的律为主，现任皇帝所定例为辅；三是宪宗（弘治）以后的例辅律而行。《明史·刑法志》认为：“因律起例，因例生例，例愈繁而弊愈无穷矣”。在整体承认明代法律优长的情况下，也揭示其存在许多弊端。
　　明代在“常经”之法与“权宜”措置并用的情况下，法律出现多种形式，确实有“聿新一代之制作，大洗百年之陋习”的特点。不但较之前代法律多有创新和发展，而且使古来律式为之一变，既强化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也适应了当时社会的经济发展的需要。明代的法规体现在惩治经济、行政、军事等方面犯罪，以及诉讼制度方面，较之前代更为发达和完善，体现了“世轻世重”、“轻其轻罪”、“重其重罪”的原则，还出现许多新的罪名，诸如“奸党”罪、“奸细”罪等，在逐步形成和实行律例合编的情况下，使律典能够长期稳定，在律为大纲的前提下，以例及其他法规进行补充，使法规更能够发挥其治国实践的效用。正由于如此，明代的法规形式和内容大多为清代所沿袭，并对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周边国家的法律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君主掌握最高的立法和司法权的情况下，君主的所作所为不但影响到法律的制定，同时也左右着法律的实施。在君主凌驾于国家机器之上的情况下，君主可以不通过主管司法的部门，使用非司法机关的人员进行审讯。这些由君主直接委派的人员，只对君主负责，而不接受司法机关的管理，不受现行法律的约束。还有皇帝亲自决断案件，体现出“人治”的特点，容易出现有法不依、以言代法的局面，甚至全然不顾法律，不但使法律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加大了司法的任意性。君主凭着自己的爱憎任意加刑施恩，是赏、是罚、是奖、是惩，本无定则，更不顾及法律的规定，本身的作为就存在矛盾，更不能期望能有什么稳定的法律。因此，在谈到古代的法制时，离不开君主，有明一代16帝，或者17帝，全面审视他们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通过他们审断的案件，既可以了解他们对明代法律制度方面的建树，又可以看出他们所采取“常经”之法与权宜措置并行的法制方略，在评价他们功过是非的时候，既应该肯定他们的历史贡献，也应指出他们的失误和过错。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正确的分析方法，才能对明代法制及君主们的功过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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