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丰满_冯仑 _9787510441882_浙江大涵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冯仑，《理想丰满》6年畅销100万册，震撼推出豪华大气精装版！
　　三十年来，中国民营企业从前公司时代发展到公司时代，21世纪后又进入创富时代，冯仑是一个亲历者，他所创办的万通公司也伴随着其他民营企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因此，冯仑对民营企业的所谓“原罪”、合伙人制度、管理逻辑以及生死存亡等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思考。民营企业家中，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王石为什么成功？牟其中为什么失败？冯仑通过近距离观察给出了颇具特色的企业家素描。此外，关于幸福、关于金钱、关于伟大、关于女人……冯仑均用他鲜活麻辣的语言进行了解读，书中精辟的语言展现了典型的冯式风格：不麻辣、不深刻、不性情，就不是冯仑。

官二代，富二代
　　我们常听到一个词“基尼系数”，它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专业术语，主要是用来衡量一个社会收入差距程度的指数。基尼系数到了0.5证明收入差距比较大，到1完全不能被接受。媒体上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到了很高，西方认为到了这么高国家一定会崩溃。事实上关于基尼系数，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指定过哪个机构专门去做入户调查，是有些经济学家为了研究问题，组织一些人做些简单调查，不是准确的抽样，只是大家社会心理上的感觉，成为经济学家的演绎。
　　现在中国收入差距比过去几十年，特别是1976年以前大很多。我研究生刚毕业工作时，我母亲跟我打赌，她说你这一辈子都不可能赶上我。因为她觉得自己工资挺高，有好几百块钱，我硕士毕业时拿七十多块钱，可如今我已经远远超过了她。因为按照她在毛泽东时代的概念，一辈子工资涨不了多少，那时候结果公平，大家都一样，所以她觉得不可能。如今不同，在全球100个富人里边，李彦宏曾经排在95位。中国有一亿以上投资能力的个人已经有2万人，这是私人银行调查的财富报告数据。有上千万投资能力者有几十万人，整个民间资产有60万亿，私人手里的钱非常多。不到20%的人拥有银行存款的80%，收入差距显然很大。但其中工资性收入带来的差距占的比例不是太大，最重要的是资本性的收入，比如股票投资，另外现在创业板上市后老板的股份可以变现，还有一种财产性收入，像房产投资等。
　　这从消费上也能看出来，中国在经济发展当中，人们生活有所好转，但普遍还有很多压力，如看病、住房，但另一方面，奢侈品商店在中国越开越多，北京国贸商圈LV都开了两家，爱马仕一个包几十万，还拥趸无数。我有一个朋友，2010年很开心，他帮外国一家公司卖飞机，那老板跟他讲，你在中国能卖出10架，咱们就算非常成功，因为每架飞机售价都在1000万美金以上，贵的要四五千万美金，很难卖。我前段时间在迪拜碰到了那个朋友，他说2010年他卖出去21架飞机，令老板大跌眼镜，笑得合不拢嘴。可见，中国有钱人非常多，飞机、游艇、豪宅最近几年很火爆。
　　我们讲的收入差距大，一种是显性的看得见的，但还有一种是隐性的。为什么有的人要仇官呢？因为官和富有一定的关系，比如每弄出一个贪官，都有八套十套房子，家里都有几百万元，贪上千万元都不稀罕，许宗衡三千多万元，现在上亿元的也都出来了。而且官越小，贪的钱越多。权力带来利益上的分配不公平，在中国目前这种社会现象很多，所以大家对官二代有意见，不是因为他是官二代挡住了我们升官的路，而是我们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来那么多钱，还这么嚣张。有个省级官员和他太太贪污，他被判了无期徒刑，他太太被枪毙，但他把很多钱都转给了儿子，把儿子弄到国外，他儿子后来追一个女孩，钱被人家全部卷走，他又变成了穷人。这些人大部分隐性的收入，不在公开场合用，转移到境外或地下，不久前被枪毙掉的湖南某市纪委书记曾经讲：“钱是一把刀，杀了我，我拿那
　　么多钱也不敢用，都藏在家里。”在人们心中都知道这种收入差距，但又不能度量。前一种显性的收入差距，大家能够看得到，比如听说赵本山买飞机，总体上还能容忍，因为人家是卖艺的不容易，大家对这种收入差距容忍程度比当官的要大。后一种收入差距拉大带来的是对致富路径和过程，以及道德和法律合规性的讨论。
　　另一个关于公平的角度，涉及的是横向公平问题和纵向公平问题。横向公平问题就是不同职业、不同产权形式、不同阶层、不同性别之间的公平，这是横向来比。就像我们跟国企比，凭什么我们民营企业职工收入低，国企垄断收入还高？很多国企被查出用公家的钱买福利，比如团购房子分给员工，民营企业没办法这么做。另外有很多隐性问题，如国企的人就业比较稳定，竞争性不强，一份工作可以干一辈子，收入比较多，民企则不够稳定。现在官二代有机会当官，富二代经商机会也比别人多，这样在起点上又不公平了。
　　从纵向来看，越往下传越不公平。过去科举是解决当官纵向不公平的问题，今天公务员考试也是。有个小地区招进的公务员都二十多岁，一查他们家都是当地当官的，舆论哗然。现在采取公务员考试的办法，一个职位几万人考，各种各样的人都可以去考，通过不断筛选、竞争、提拔，使整体公务员的素质得以提升。通过民意基础加上竞争机制、外部监督，减少政府体制内纵向不公平，逐步可以做到在用人机制上透明诚信。
　　富二代、富三代问题怎么解决？西方解决的方法是收遗产税。美国收50%的遗产税，中国未来至少也得收一半。你得交现金，不能交资产、交股票、交房子。这样房子你得打折卖，还得缴税，所以有钱人交遗产税是为社会做贡献，一大半都会交给社会。政府收了遗产税以后办学校、改善医疗条件、治理环保等，最后普遍造福老百姓。比如李彦宏挣90多亿美金，至少一大半要交给社会，所以我们得感谢他，让他赶紧挣钱，挣了其中一半是给咱的。但现在中国没有这个税收，那么我们的孩子跟富二代之间就不公平。那些富二代全躺在那儿吃喝，但什么机会他都给你拦住，你有发明创造刚想折腾，他给你买了，他会把各个最有利的位置都占据住，把大家发展的路都挡住。而遗产税能够让所有的人自由创造财富，令竞争的起点更公平，也有利于社会形成创业奋斗的正面风气。
　　美国富豪为什么喜欢捐钱呢？在很大程度上跟遗产税有关。巴菲特到70岁左右开始琢磨这个事，最后说全捐了。因为这些股票是以股权形式存在的，他要是不捐，他死以后要交遗产税，那就得卖这些股票，这样股价就会跌，公司其他股东就不干了。但他捐给公益基金，他可以在活着的时候聘请专业人士来管，政府不能剥夺，永远是社会的，虽然他没有所有权，但他有支配权，可以通过信托和法律来保障。遗产税增加了社会公益的资产，促进财富在人群中横向再分配。
　　在中国为什么有时捐款没动力呢？因为你捐一块钱，等于捐了一块五毛钱，你捐的钱是税后的。我们做了一块五毛钱的好事，却几乎得不到肯定，那还不如不做了，省得还惹事，让人家知道自己有钱。遗产税鼓励了公益捐款，调节了结果公平。遗产税还能增加财政收入，现在根据统计中国有60万亿私人财产，假定今后20年之内，这些人陆陆续续过世，这些资产增长到100万亿、150万亿，可能遗产税就有50~75万亿。政府掌握时机推动遗产税法案很重要，但太早不行，太早大家就不挣钱了；太晚也不行，太晚已经交给了第二代。有一个报告里说，现在大概有20%左右的富人已经把权力交给了第二代，如果他已经交完了你才出遗产税，那就收不着了。遗产税过重会导致财富创造的动力减弱，也会导致资本外移，钱跑了。台湾的遗产税曾经是50%，很多台湾人就把钱转来转去，把公司迁出去或在遗产税低的地方躲过去。马英九上台后把遗产税降到10%，海外的钱又回到了台湾。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是没有遗产税的，所以很多人就移民过去了。
　　还有一种解决收入纵向公平的方法，用政治运动。我们过去五千年用的是农民起义，最近一百年用的是革命方法。当一代人刚刚挣到点钱就有人闹革命了，抄家、斗地主、没收，这样只能富一代，甚至半代。我有个朋友，他的父母曾经是富二代，1949年以前是地主，斗地主时把他们家的东西都没收了，他们家就变成了贫一代；改革开放这几年做生意，他赚钱了，又变成富一代，他的小孩成为了富二代。那位朋友跟他小孩说，你别高兴太早，如果世道一动荡，富二代过两天可能还是贫一代。
　　社会不断通过政治运动、革命方式来解决纵向不公平问题，这是不好的办法，因为每一代人的心里都结下了疙瘩，不能和解。你把人家东西抢走，总是不快乐的事情。抢的人是当下快乐，但因为你是抢的，不善于管理，这东西很快就没了。我们还是要着眼于法制、税收、公务员考试，通过一些理性的能够持续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来改进，而不应该用一些暴力的激进的革命方法，试图一夜间解决纵向不公平问题。
　　我们的一个合作伙伴怡和洋行的主席出生在上海，他说1949年军代表找他们签字，把他们家在大陆的东西没收了，分给广大人民，他觉得不公平。改革开放以后上海招商，把他们家原来在外滩的一栋楼卖给他，很贵。他觉得以前这是我们家的，你拿走了最后又卖给我，这不公平。所以公平这件事很难做到大家都满意，一部分人认为的公平，对另一部分人就不公平。追求公平的过程往往会导致更多的不公平。这种历史的循环和悖论我们经常会看到，令人悲哀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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