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1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开创了以中国农民民主选举村民委员会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政治新纪元。《中国基层选举报告》以1998年山西省河津市城关镇第五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为开卷，展示农村民主选举的恢宏场面和惊心动魄的竞争态势，反映基层民主“从法律到实践”的艰难起步；以2002山西省运城市第六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为题材，分析农村民主选举中斑驳陆离的选举万象，回答基层民主“从理念到程序”的必由之路；以2003年轰动中外的共和国村民选举第一案——“老窑头230万元贿选村官”为素材，曝光贿选内幕、重现竞选的千姿百态，替无语的主人道白，为亿万村民争辩呐喊，揭示基层民主“从现象到本质”的内在逻辑；以2006年运城市凤凰小区“锅炉房事件”为背景，反映社区居民矢志不渝的维权精神和选举风云，阐明基层民主“从农村到城市”的并进之势；以2007年一则新闻报导为引子，以一桩扑朔迷离、震惊中南海的人大代表贿选案为线索，撩开贿选神秘面纱，披露显为人知的“官场”秘闻，“启迪”基层民主“从文化到法治”的哲学思考。
该书涉及中国当代最重要的领域——政治，国绕中国当代最前沿的课题——民主，直面中国当代最基层的民权——选举，剖析中国当代最受关注的选举程序——制度。
代序
一、选票是理民意为天
二、从中国农民选村官看美国公民选总统
第一章 抉择后起步
1.从法律到实践
河津市城关镇第五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实录
“三把火”与“下马威”
“时局”与“抉择”
山雨欲来风满楼
“小字报”与“红河”烟
票箱里蹦出“黑马”
无可厚非的选举结果
主席台上的十万元现金
难切的一刀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2.从理念到程序
运城市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手记
选民登记引出麻烦
同名同姓真假难辨
资格审查审出尴尬
党的领导如何坚持
贿选问题亟待解决
正确看待“反对派”
第二章 探索中前进
3.从现象到本质
“230万元选村官事件”再考
史吉海的担心
史回民打响第一枪
史朋泽处变不惊
王玉峰半道杀出
生与死的较量
当选后的麻烦
第一个联合调查组
第二个联合调查组
媒体的不同观点
专家学者各执一词
最后的处理结论
有人欢笑有人愁
解读河津
深层的思考
回访老窑头
第三章 文化上反思
4.从农村到城市
小区维权纪实
冲突发生在盛夏
起因一言难尽
国法为
第一章 抉择后起步
1.从法律到实践
河津市城关镇第五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实录
河津市，位于山西省西南部，运城地区西北隅，北枕吕梁，西傍黄河，汾水横贯，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这里，是藏龙卧虎之地，隋末唐初的大儒“文中子”王通、著名诗人和作家王绩、“初唐四杰”之冠王勃、明朝著名理学家薛瑄等都诞生在这里，也是唐代名将薛仁贵和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其武的故乡。
这里，是物华天宝之乡，交通便利，矿藏资源丰富，山西铝厂等一批国家重点工程相继在这里兴建，投资数百个亿，从而也带动了全市经济的迅猛发展，使河津成为小有名气的“明星市”。
这里，是黄河、汾河的交汇之处。民间曾有这样的传说，黄河是条龙，汾河也是条龙，两龙争地，必斗无疑——“争强好胜，勇为人先”是河津人特有的精神。
这里，是风水宝地，也是是非之地。装饰豪华的市宾馆里，一方面在接待着纷至沓来的各地学习、参观团，另一方面又在迎送着接踵而至的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查案人员。对此，河津人早已习以为常。
处于河津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关镇，集中了河津市正反两个方面的特色。有人说，城关镇的农村干部是“股室”级级别，“科局”级待遇，“县团”级权力。也有人说，城关镇的干部是市上的“卫戍部队”，镇党委书记是“城防司令”。
这些似乎都表明，城关镇党委具有权力与风险的两重性，城关镇的农村干部在行使着超常的权力，其竞争必然是异常激烈的。历届镇党委、政府在干部的选拔、使用上曾做过有益尝试，对农村党支部的人选实行“群众推荐，党委考核，党员选举”。这一机制推进了党内民主，收到了好的效果。但村民委员会的民主选举却阻力重重，难以进展。自《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之日起，十年过去了，这里同全市各乡镇一样，一、二、三届的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压根儿没搞，第四届起步不久，便由于“大小气候”的原因，不得不中途搁浅。
第五届即将开始之时，我来到城关镇，我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
“三把火”与“下马威”
人常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意思是要有点工作上的狠劲，找准突破口，然后打开局面。而我则倒了个个儿，刚上任就被农民先烧了一把。
我是1998年9月9日走马上任城关镇党委书记之职的，到任第三天，就发生了城北村400余名群众跪街拦阻全国文明城市检查验收团的突发事件，对还没摸清全镇情况的我而言，算是个着实不小的“下马威”。我通过各种渠道，迅速摸清了城北村群体闹事的来龙去脉。
城北村，是城关镇的第二大村，紧靠市区主大街——紫金街，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多年来，村党支部、村委会充分发挥这一优势，使集体经济迅速壮大，投资数百万元，先后建起了中、小学教学大楼、村委会办公大楼、舞台、购物中心，硬化了全村主巷道，村集体经济收入每年达200多万元，在全市是数得上的富裕村。但由于城市建设占地的需要，也使该村耕地面积锐减，群众对此也颇有议论。
宋时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俗语，城北村“兴也土地，乱也土地”，问题最终还是出在土地上。
按照河津市城市建设规划要求，城北村大部分土地在市区建设范围之内，这就注定城北村大片土地迟早会被占用，如何解决失去土地农民的吃饭问题，自然是燃眉之急。城北村意识到了这一点，先后筹资2000余万元，与台商合资建起了“协和铝厂”，其中960万元来自土地款。从96年下半年开始，铝锭市场疲软，“协和铝厂”开始亏损，以土地为生的农民把这一切归罪于村干部“多年来投资大事不开会，卖地租地不商量，财务不公开，村务不明白”等问题。酝酿已久的干群矛盾公开激化，自发性的及有组织的群众上访事件以不可遏制的势头猛烈地爆发。
1997年4月初，百余名群众上访到镇政府，要求解决城北村问题。
6月下旬，400余名群众上访到市委，再次要求查处城北村问题。
7月13日，1000多名群众先后到市紫金街西、新耿街北原属城北村土地现卖给其它单位和个人的多处施工地段，把施工已近尾声的市地税局办公大楼的门窗玻璃砸碎，将正在施工的多处院墙推倒，激烈程度实属罕见，被市委定性为“七·一三”打砸抢事件。由河津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司法局联合印发的限令“投案自首”的布告遍布全市。
7月中旬到8月初，300余名群众陆续分乘客车、火车北上太原，在山西省委大门口静坐，到山西省政府上访，有部分群众还到了北京，找到国家有关部门反映问题。省民政厅厅长、省政府一位副秘书长及省信访局领导接待了群众，河津市纪检委书记、政法书记、市委秘书长专程赶到太原作了汇报，但问题没有解决。从太原回来后，村民们又多次围了运城地委、行署。
9月初，河津市派出联合调查组进驻该村解决问题。城关镇党委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并组织党员重新对村党支部进行了选举，形势有所好转。但村民们急于要对所有问题的处理结果，仍然继续上访。
1998年7月，为加大解决力度，由一名市委副书记挂帅，市纪检委、检察院、法院、农经局、城关镇等多家单位的20余名干部组成的联合工作队再次进驻该村。
9月11日，全国文明卫生城市检查验收团将到河津，听到这个消息，城北村紧急动员，迅速集结了400余名群众，跪在市区主干大街中央拦阻上级车队，并打出“我们要饭吃，我们要土地，维护公民合法权利”、“惩治腐败、申张正义”等醒目标语，交通中断，围观群众数千名，市上领导也没辙，只好临时改变了车队进市路线，验收团顺着环城路绕了十几里路才进了河津宾馆。
摸清城北村的情况之后，我又对其他村进行了了解。
樊家坡村樊刘两姓家族有历史积怨，樊姓干，刘姓告，刘姓干，樊姓闹，谁也不愿“在野”。镇里“借鉴”并“引进”国外多党制作法，让樊刘两家搞“联合政府”，结果同姓之内又搞起了内耗，又分出个大樊家、小樊家，使村上的两股变成了三股，正常工作越发无法开展。无奈间镇里只好把该村“直辖”起来，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由镇机关干部担任，实行“托管”，但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状子告到了市、地两级。由于矛盾激化，上次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时中途流产，两次市、镇人大代表选举候选人得票也过不了半数，还在会场打得头破血流。
东窑头村上次选举时，发生当众撕毁票箱和选票事件，使选举无法进行，公安机关抓了两个人暂予平息，但却导致该村两年来一直无村委会班子，群众吃水、用电，孩子上学等基本问题也无法解决。连续两年群众不交公粮及统筹款，不搞计划生育，电费收缴标准超过国家规定一倍每年还赔几万元，所有工作无法开展。
西关村原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前些年带领全村人发展养殖业脱贫致富，为全市乃至全区的养殖业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曾受到中央和省、地领导的接见和赞许。但由于种种原因，引起群众不满，集体上访不断，市几套班子多次研究，派出联合调查组，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查出了一些问题，市纪检委“河纪审字（1997）19号文件”，开除了当事人的党籍，并移交到市检察院进一处理。但仍有部分群众对处理结果不满，继续向上级纪检部门反映问题，至今没有中断。而受到处分的干部对市上关于自己的处理也无法接受，开始上访，要求有关部门重新审核，还自己个清白。这一切，致使村办企业亏损额达到570万，所有帐目至今仍然放在市纪检委，无人接收，各银行及投资单位都在逼要自己的钱，更麻烦的事情还在后头。
其它各村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类似问题。这些问题，在其它各乡镇也同样存在，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就我所工作的乡镇而言，由于不民主带来的问题比城关镇更为严重。干群矛盾突出，由来已久，有它深刻的内在原因。但这里情况的紧迫容不得我有一丝懈怠，镇里很多村存在的乱、瘫、散现象令人心急如焚，其形势也是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经镇党委研究，我派出几支力量分头解决这些村的问题，一支力量配合市委联合调查组进驻城北，一支力量进驻东夭头，一支力量解决西关村的双方上访，一支力量调整西夭头村的班子。镇上还派了镇机关20名干部到樊家坡村逐户开展调查问卷，试图从根本上解决历史问题。
三个多月来，上访群众一批又一批，我家门口“车水马龙”，我的办公室“门庭若市”，谁来都是找一把手的，令我应接不暇。告状的拍我的桌子，我拿烟盒砸了过去。有人挡我的车，撕扯了我的大衣，我让派出所把他抓起来，送进了拘留所，他出来后又闹到我家里，扬言和我拼到底。有人说我是昏官，我骂他是刁民。我免了几个干部，他们不服，在整我的材料。我任命了几个干部，群众又不同意，状告到市里。10月17日《山西经济日报》头版，紧接着中央电视一台《新闻30分》又对城北村的问题做了批评性报道。
我无奈了！这样折腾下去，何年何月是个头，要一件件地处理这些问题，哪朝哪代才能有个完？再说，中央、省、地、市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我怎能轻松解决呢？我就是浑身是铁又能打几个钉子？有没有一个“釜底抽薪”、连根解决的办法呢？我陷入深深地瞑思苦想之中。
书单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