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治理_张翼主编_9787509634134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建设和治理思想的演进 ; 西方社会变迁与社会治理思想的演进 ; 中国社会分化与社会治理创新 ; 社会利益诉求与社会治理创新 ; 政府治理模式与社会治理创新等十三章。

　　改革开放35年来的社会巨变，是由两个大转变构成主线的：一个是经济体制的转轨，即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另一个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即由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变，也就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经济体制改革为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转型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但与经济体制的转轨相比，社会结构转型是更加长期、更加深刻、更加艰难的转变。35年来的中国经验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未来的发展依然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提供强大动力。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已经从重点是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进入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新阶段，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成为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
　　一、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的新特点
　　当前社会结构转型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不平衡。从经济结构来看，我国已经接近完成工业化过程，农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已下降到10%以下，但就业结构转变滞后于经济结构，在劳动力结构中农业劳动者还占36%；而城乡结构转变进一步滞后于就业结构，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还只有53%，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只有36%，从而呈现出工业化、非农化、城镇化逐次滞后发展的局面。
　　（一）工业化、城镇化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双引擎
　　我国目前已经从一个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农民大国，进入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成长阶段。这种变化不是一个简单的城镇人口比例的变化，它意味着人们的生产方式、职业结构、消费行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都将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在城镇化急剧推进的过程中，一方面，土地的集约使用和快速升值成为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重要源泉；另一方面，围绕地产收益产生的利益博弈也影响到实业发展、生活价格稳定和利益分配的公平合理。所以，我国城镇化问题，处理得好，会成为推动未来20年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处理得不好，就会酿成泡沫经济、虚假增长和引发各种社会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研究系列丛书：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治理》：
　　受进化论的影响，不少学者期待经过社会建设，使中国社会从农业社会转型为都市社会。用低度整合的概念来看，社会建设的目的就是从低度整合转型，产生一个团结协作、经济发达、生活幸福的新社会。鉴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单纯强调社会从低度整合向高度整合转型是有问题的提法。战国时期的秦国是一个彻底贯彻法家思想、高度整合的社会。君主通过权势和御臣之术控制官僚机构，进而利用“法”控制人民，把全国的百姓都纳入耕战的团体。秦法以张扬公领域，消灭私领域，人民完全成为君主手中的自有流动资源，而丧失了人格与自由。改革开放之前，农民完全束缚于人民公社，城市户口居民成为单位中的一员，均是高度整合的状态，却并不符合人民的意愿。同时，还要注意到，社会建设往往发生在政治整合失效或弱化的时期，也就是高度整合向低度整合的逆转时期。近代以来，中外历史上的社会建设证明了这一点。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发生在中央政权更替、衰弱之时，韩国的“新村运动”也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消灭之后。因此，从中国历史经验来看，社会治理是政治高度整合弱化后社会建设时期的必然选择。
　　借鉴张德胜等的研究思路，我们也应该认真提问：目前的社会建设将走向何方？环顾现实和学术前沿，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状态，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思考和理论阐述。这取决于我们对现代社会特征的认识，以及社会主流理想、文化传统等因素的诉求。
　　对比“低度整合”的理想型，目前中国社会已经有所变化，主要表现在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经历了由强化到弱化的过程。整个20世纪，正如杜赞奇所言，“国家政权建设”改变了中国农村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及社会联系。国家权力对社会和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控制渐渐加强，“国家政权扩张的一个重要方面——深入基层和吸收下层的财源——在这整个时期却基本上没有中断。所有的中央和地区政权，都企图将国家权力伸人到社会基层，无论其目的如何，他们都相信这些新延伸的政权机构是控制乡村社会的最有效的手段”（杜赞奇，2003）。在改革开放以前，国家以计划经济、政治运动和城乡二元结构的方式进行社会控制。但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民公社的取消，土地制度、国有企业、劳动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改革，改变了工人、农民与国家的依赖关系，国家不再是唯一的资源控制者，尤其是非公有经济（外资、私企、个体户等）蓬勃发展，削弱了国家对工人与农民的人身控制，政治动员更多地让位于舆论引导和以市场为中心的资源配置。但是作为一种权力运行的习惯，政府仍然希望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强势或主导作用，这是不容忽视的现实。同时，户籍、城乡二元结构等很多制度性的限制也仍然挥之不去，以法律、制度的刚性阻碍着市场配置的社会整合作用。因此，我们现在的低度整合社会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市场经济在社会分工和有机团结中表现“抢眼”，但不尽如人意；政治惯性依然力量强大，欲有所为；同时，社会发育的团体性弱，家庭居于重要地位，个人很少能扮演社会主体角色。上述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变与不变对于社会建设与治理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当前的社会建设，我们是否可以从低度整合的社会现实出发，探索社会建设的理想形态和建设途径，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在具体的建设与治理过程中，一方面要发挥政府在社会建设中的主体优势，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中介团体的作用，克服民间社会自身整合能力差的问题，提高社会建设的水平。
　　综上所述，社会建设与治理的“中国特色”可从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两个方面来把握。无论是传统社会建设与治理，还是近代以来的社会建设与治理，在思想与实践层面都与中国文化传统、知识群体的公共精神有着莫大的联系。同时，社会结构在各个时期的发展变动，带来种种社会问题，也构成了社会建设与治理的基本需求，刺激了社会建设与治理思想的发展。但是，在社会结构的变动中，农业社会及其低度整合特性始终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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