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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街的最东头，走到街的最西头，有时骑车，有时跑步；路边长满了梧桐树，树叶后面有长方形的喇叭。就这么大点儿的地方，有时我们还写信。
在这条街上，我们骑摩托、唱卡拉OK、瞎晃荡……走到哪儿，心底都是踏实的。
后来，我们醉倒在这儿，俯身拥抱土地，站起身来，你依旧是主人，我却成了客。
其实在十几年前就意识到了，但我们不说。不说就意味着从前还在，往事还在。
故乡，不再是一个轮廓清晰的存在，她在我心灵的镜子里，恍恍惚惚，倒影重重，熟悉至极，又宛若他乡。
附：“醉醒客系列”丛书简介（6本）
六根酒局，持续8年的文人酒局
京城文人间既私密又周知的特殊存在
8年前，作家杨显惠来京，记者武云溥组织了一个饭局，席间有学者李辉、阅读推广人绿茶、影评人韩浩月、媒体人潘采夫，大家相谈甚欢，约定此酒局定期举行，随后又加入诗人叶匡政，于是，一个情理之中又意料之外的酒局就此形成。这就是六根。
8年间，他们几乎喝遍了京城大大小小的好去处，也吸引着百余位文人成为六根的座上客。在推杯换盏间，他们自由言谈、善意辩论，也笑傲江湖、纵论八卦，隔三差五，或小醉微醺、或酩酊而归。
8年后，2015年10月，六根六人出版了“醉醒客”丛书，意为“醉能同其乐，醒能著以文”，每人一本，共分六册，如同醇香美酒，令人醉在其中。
第1杯，敬历史，李辉《雨滴在卡夫卡墓碑上》，一场长达22年的漫长写作，讲述十次重要的文化寻访，不求绚丽的辞藻或尖锐的发现，只尽可能多的靠近历史；
第2杯，敬自由，叶匡政《可以论》，对社会现象持续7年的观察与审视，眼光毒辣、一剑封喉，被誉为一把带有人文温度的手术刀；
第3杯，敬阅读，绿茶《在书中小站片刻》，讲述过去20年文学大师与报刊编辑之间如何咬文嚼字又惺惺相惜、书店的黄金时代如何轰隆到来又渐行渐远；
第4杯，敬故乡，韩浩月《错认他乡》，“故乡有时候像母亲推开儿子一样，会逼着你远行，让你带着疼想她”，送给每一个回不去故乡的你；
第5杯，敬中原大地，潘采夫《十字街骑士》，每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都有十字街，它们标记着这片土地的启迪兴衰、苦难挣扎，并推搡着我们踏上时代的列车，让我们分道扬镳又殊途同归；
最后一杯，敬生命，武云溥《生如逆旅》，这本书在出版过程中让许多人红了眼眶，他写76年后唐山人的劫后余生，写日夜挂念故乡却又时刻想要逃离的阎连科，写席慕蓉半个世纪为寻找原乡的漂泊和奔走……对于老武来说，被访者就是他的短暂知己，被信任、被托付，而后各自天涯。
这就是六根六人六本书，做人生过客，也是现实看客，既沉醉又清醒，所谓醉醒客，或许正是他们的人生态度。
《错认他乡》写给每一个被时代推着远走的小城青年，回忆我们共通的非精致人生。《新京报》《中国青年报》等多家媒体专栏作家、华语电影优质大奖评委韩浩月用情之作，以诚实的文字回应命运的馈赠，为了记录时代，也为了与故乡后会有期。“故乡有时候像母亲推开儿子一样，会逼着你远行，让你带着疼想她。”韩浩月的文字，笔锋常带感情，如同微醺状态下的交谈，七分诚意、三分性情，而对故乡的书写，则更多了内心的呢喃和对土地的敬畏。他所怀想的，是苦难中洋溢着微小欣喜的小城往事，是不拘泥尘世、仗义往来的血缘关系，是故乡守望游子的感人力量，以及母亲的背影、六叔的愁眉、兄弟的酒话……和大部分人一样，这个典型的小城青年，讲述了*为广泛的非精致人生，带着时代特有的烙印，轰轰烈烈，直抵人心。
从天而降的母亲
习惯了和母亲告别。每一次，我们母子二人分开，谁也不回头再看一眼。我也不是刻意狠起心肠，只是习惯了告别。
许多年以前，一直有个问题想要问她：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们？这个问题在我30岁之后，就再没有任何想问的念头了。孩提时不懂大人世界的模样，等自己成了大人，那些小小的问题，还有什么需要问的吗？
童年时刻骨的伤痕，有一部分来自于母亲。有一年需要交学费，我在一个水塘边跟她要钱，不敢看她，仿佛自己在做一件错事。她说没有。我一直盯着那片池塘绿色的水纹，觉得世界坍塌，时间僵直，万念俱灰。
母亲走了又回，回了又走。每次回来时，都说不会再走了。她在院子里看着我的眼睛说：“这一次我不会再走了。”我的心里欢呼雀跃，表现得却很平淡，最多说一个“好”字。当她第三次想要从她改嫁的那户人家回来的时候，被挡在了紧锁的门外，那天下了大雨，她跪在满是泥水的地上哭。
那次，我以为她不会再离开我们，但几个月之后，她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从此不再相信她。但我知道，她有自己的苦衷，一个失去了丈夫的女人，在一个不但贫穷而且不讲理的大家庭里，想要有尊严的活着，是多么艰难的事。
我以为我是恨过她的，但根本就没有。对别人都不会有，何况对她。在我那奇怪的童年里，脑海被混沌与奇思异想充斥着，没有恨意成长的空间。当然也没有爱，不知道爱是什么样子、什么味道。活的像株植物。
在我漫长的少年时代，与母亲再无联系。整整十多年的时间，音讯皆无。她是怎么过的，我不知道。中学时，一旦有同学问到父亲、母亲，我通常选择不回答，如果非要回答的话，就会用淡淡的一句：都不在了。那时我和母亲居住的地方，相隔30多公里，但这段路程，足以用空茫来形容。我和她之间，大雾弥漫，我不找她，她也不找我。
盼望母亲会突然来看我。像小说或电影里描述的那样，穿着朴素的衣服，带着吃的，敲开教室的门，而我在同学的注视下羞惭地走出去，接过她带来的食物，再轻声地赶她走。在脑海里重复过无数次这样的场景，每逢有别的家长敲门时，总觉得会是她。
直到我20岁那年，在县城里，我和一个女孩儿恋爱了。母亲仿佛专为此事而来，她笑着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在得到我的答案之后，她给我买了一辆昂贵的变速自行车。那段时间，无论白天还是深夜，我都会经常骑着那辆自行车在街道上飞奔，经常把那辆自行车擦得雪亮，经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富有的人。
慢慢地，我回忆起来，母亲并不是一点儿也没关注过我。每年去她住的那个村庄，给我父亲上坟的时候，她都会躲得远远的，在某一个角落里看我一眼。而我不知道她在那里，或者，就算知道，也装作不知道。
23岁那年，我结婚。有人问我，愿不愿意让你妈妈过来。让啊，当然让。那时候已经有了一些家庭话语权的我，开始做一些属于自己的决定。儿子结婚，母亲怎么可以不在场。
那是第一次觉得母亲像个慌里慌张的孩子。她包着头巾，衣裳俭朴，略显苍老。我喉咙干涩地喊了声许久没喊过的“娘”，妻子则按城里人的叫法喊了“妈”。母亲显得紧张又扭捏，想答应但最终那声“哎”没能完全地说出来。
婚礼前一晚的家宴，一大家子几十口人，在院子里、大门外的宴席上，吃得热闹非凡，母亲怎么也不肯上桌，任凭几个婶子死拉硬拽，她还是坚持等大家吃完了，在收拾的时候，躲在厨房里偷偷的吃几口。婚礼那天拜堂，司仪在喊“二拜高堂”的时候，却找不到母亲了。
客人散去后，三婶告诉我母亲在楼上哭。我上楼去看她，她立刻停止了哭泣，像没事人儿一样。那一刻我意识到，这么多年，仿佛她从没关心过我，我也从未关心过她。这么多年的时光，我们都是怎么过来的？
妻子跟我说：“有你妈在真好，别让她走了。”我说：“好。”但在母亲前面，怎么也说不出口。
25岁那年，拖家带口“漂”到北京，妻子背着我给母亲打电话，说让她帮忙带几个月孩子，还承诺，只要把孙子带大，以后就一定会像对待亲妈那样对她好，为她养老。母亲来了，我们一家人终于有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团聚。
那段日子很苦，母亲跟着我们在暂住的村子里搬来搬去，但是大家都很开心。母亲教育孩子还是农村的那套老办法，把她不到一岁的孙子宠得上天下地。我常奚落她：“别把我儿子宠坏了！”
“小男孩儿哪有不调皮的？越调皮越聪明。”母亲总是坚持己见。
儿子学会了叫爸爸、拍手、再见、飞吻……但叫得最熟练、最亲切的自然是“奶奶”。每到此时，她都异常高兴，从来没见她这么开心过。她会很多歌谣，如“宝宝要睡觉喽，奶奶要筛稻喽”，几乎每一首都和奶奶有关。
有一次妻子略带讽刺地跟我说：“瞧你，在你妈面前还撒娇呢。”“有吗？”“有。”“不可能。”“真的有，别不承认。”我是不承认有的，仔细回想了以后，还是不承认有。也许只是觉得生活有趣，显得过于乐天派了一点而已。
这次是真的以为母亲会永远陪着我们了，但又一次的分别再次摆在了面前。母亲在她的村庄还有一个自己的女儿，她要照顾她。要走的前几天，她一遍遍地和孙子玩“再见”的游戏。等到孙子睡着的时候，她一句话不说，沉思着，一会儿想想，一会儿笑笑。在我看来，她又成了一个陌生的母亲。
母亲坐上了出租车，脸上又恢复了那种严肃的表情。也不看我，话也不多，无非是说少和媳妇吵架、少喝酒、多带儿子玩之类的。我尽量表现出无感的样子。这是一位从天而降的母亲，也是一个身不由己的母亲，我已没法也不能再要求她什么。
又是漫长的十几年时光过去。时间过得太快，忙着生活，忙着追名逐利。每年能够见到母亲的日子，就是春节。按照持续了30多年的惯例，我带着两个孩子，去给他们的爷爷上坟。在堂弟家门口，母亲会过来，看看她的孙子和孙女。当年她带过一段时间的孙子，如今已长成一个一米七五的大块头。在那短暂的半个多小时里，妻子和孩子与我的母亲，像任何一个普通的家庭成员那样，平静又愉快地说着话，会笑，会拍打肩膀，会拥抱，再不舍地告别。在这样的过程里，我通常在远一些的地方看着，并不凑上前去。还是不知道该和母亲说点儿什么，也许什么都不用说了吧。
最近一次见到母亲，是从乡村回县城的时候，母亲与我们同行。我开车开得有些快，母亲晕车，半路上不得不停下来，母亲蹲在路边呕吐。我在司机位上透过窗户看到母亲的样子，内心翻江倒海，那个久远的问题又飘回了心头：母亲，为何我们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我下车来到母亲背后，默默地给她捶着背，无声地开始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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