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于世界变革的浪潮中，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布局整个世界。
传统企业在衰变，大企业在裂变，小企业在巨变。跨界、互联、强化、定制等现象不断发生，最终导致我们的社会结构、运作逻辑、商业秩序，等等将被一一颠覆。
本书立足于时代变革的洪流，结合中国的发展阶段和世界的格局动荡，深刻剖析了这一系列变化过程，旨在引导中国企业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帮助我们每个人在崭新的时代里找到定位，在中国即将迎来的下一个快速发展的30年，走向复兴和强大。
本书视角独到、分析客观、观点敏锐而犀利，主要面向互联网公司、金融机构、政府监管等行业的从业人员，也适用于对互联网商业模式有着浓厚兴趣的相关人士参考阅读。
《跨界战争——商业重组与社会巨变》是一本适合于大众阅读的经济类科普读物。 作者以朴素而敏锐的眼光观察问题，以简化的语言来诠释和演绎世界在互联网技术革命的冲击下，经济领域波及我们的社会即将发生的一系列变革。该书旁征博引，挖掘各种联系，对开拓思路大有裨益。 世界经济的重心，将从昔日的欧美移师东方，中国，将在下一个时代引领世界。 推荐阅读：水木然经典著作：《工业4.0大革命》入选中宣部中组部向党员干部推荐第十一批学习书目，中国图书评论学会2015年6月“中国好书”。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正在被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推向变革之巅，不断发生的跨界（人们的思维模式、商业秩序等）与互联，将使整个世界的规则与结构被颠覆。
这个过程和我们每一个人休戚相关，无论谁，都应了解这场大变革，从而把握时代变革的脉搏。要做到这点，首先必须深刻认知这个世界的变化规律。
我们姑且把现今的这个世界按时间点分为两个部分：
l公元1776年以前的世界；
l 公元1776年以后的世界。
为什么要如此划分呢？因为这一年世界发生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这一年英国的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以此为契机，英国爆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世界第一次产业革命浪潮的核心，当世界上大多数统治者还沉睡在封建地主的美梦中时，英国的工厂和矿山已经刮起了一阵科技之风。毫无疑问，这使英国站在了浪潮之巅。
第二件大事：这一年英国的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这本书被誉为西方经济学的《圣经》，它探讨的是“利己主义”如何同“社会进步”相一致并且推动社会财富增长的问题。亚当·斯密阐述了一只“看不见的手”（市场）的理论。他写道：“女王陛下，请您不要干预经济，回家去吧！国家只做一个守夜人。” 这本书从诞生的那一刻就成了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教科书。无可辩驳的是：直至现在，世界上凡是遵从这本书理论的国家都比较富裕；凡是不遵从这本书理论的国家，无一例外都比较贫穷、落后。
《国富论》不仅是总结，更是一种对人类未来的展望。可以说亚当·斯密向前展望了300年，而300年后的今天，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这种理论还适用吗？相信读完本书你便知道了。
第三件大事：这一年美利坚合众国（美国）宣告正式成立，并通过了《独立宣言》。 《独立宣言》开宗明义——“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于是从1776年以来，“人人生而平等”便成为一种朴实而又崇高的普世价值。没有迂腐的思想包袱，没有王朝专制，也没有封建壁垒，美国拿起了最先进的思想武器，甩开膀子往前冲，这为美国成为20世纪的超级大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以上三件事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它们分别是：科技、思想和战争。
当然，以上可以作为一部史剧中的“背景音乐”，回过头来我们真正要讨论的是：公元1776年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这一年，正值乾隆 41 年。此时中国还处于“康乾盛世”，歌舞升平、财大气粗，天朝的架势依然。而且这一年乾隆刚好平定了四川大小金川叛乱，标志着清政府对川西的控制，此役被列为乾隆皇帝的十全武功之一，此时中国人口规模大约为3亿。乍一看，中国此时依然是盛世，但是盛极必衰，五千年文明从此开始一落千丈，中国开始被世界潮流抛弃。
《国富论》里是这样论述的：
“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口最多，而且最勤勉。然后，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关于中国现状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在马可波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经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
闭关锁国、官僚主义、封建主义这些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绊脚石。举个例子：乾隆旨在当时全国范围内“删销书籍，以正人心”。一场新的焚书运动在全国展开。仅乾隆在位期间，清朝焚毁的书籍共计77万卷。如此封建、残酷的思想打压，与英国人亚当·斯密倡导的自由化、市场化理论有如天壤之别。
我们再把目光聚焦到现在，中国经济起步本身就比西方国家晚了200年，一个转身就是200年，当然这200年相对于5000年的中华文明来说并不漫长。但这200年却是中国最重要的200年。
直到改革开放中国才走上了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中国用30多年的时间去追赶被世界落下的200多年差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感觉这个时代如此特别的原因。那么，中国是怎样快速弥补这个差距的呢？
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是以“人口优势”弥补“技术落后”的增长模式。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大市场，而且中国人聪明、勤劳，哪怕是鼓励一小部分人去生产和创造，即可形成一种火热的“市场”局面，这就是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的初衷。
对于经济发展而言，人类所有的探索，不外乎两件事情的纠葛：
第一，用什么政策能充分激发人的劳动积极性？
第二，用什么体制能防止人过度的趋利带来的社会崩溃？
我们用第一个30年解决了第一个问题，我们将用第二个30年解决第二个问题。这也就是邓小平曾经说过的：“中国的崛起，需要两个30年。”
今天我们大致走过了第一个30年，过去的30年主要是经济改革，当下我们正在开启第二个30年，后续的30年将是体制改革。我们需要法律体系的完善、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市场体系的深化。
但后续30年的任务可能比之前的30年更加艰巨。就好像登山一样，越往上攀爬空气越稀薄，消耗的能量越多，但是境界也更高，风景也大不相同。
而互联网就是下一个时代的风帆，它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是人类迄今为止唯一可以与蒸汽机相提并论的伟大发明，整个世界的商业逻辑都在被它改写。
再从世界范围内来说，欧洲英法等国之所以最先崛起，是因为他们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抓住了机会；美国之所以强大，同样是因为他们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中不失时机发展创新。但欧洲却因错失第三次工业革命，逐渐落后。
而中国，虽然错过了前三次工业革命，但却在最新的互联网浪潮中牢牢地抓住了机遇。以报刊零售业、制造业、广告业、金融业、医疗业、教育业、酒店与旅游行业、餐饮业、出版业等传统行业为例，正以裂变的速度接受着新一轮互联网浪潮的冲击。但这一切也提示传统行业如何对已有潜力再次挖掘，用互联网思维去重新提升自己的价值。互联网革命给传统行业产业间实现跨界融合创造了不可估量的优势和潜力。跨界融合是大势所趋，只有相互融合、完善相互补充，浑然一体，进而黏住从各种细分领域的用户，形成合力，才能在林林总总的商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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