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星辰_[智利] 罗贝托·波拉尼奥著；张慧玲译_9787208125520

　　《遥远的星辰》讲述了这样一个人，在一个穿行于历史、神话和文学小径上无数分岔口进行的旅程中，我们结识了这个冒名者（我们所有的人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不都曾是冒名者吗？），一个有很多名字的男人，一个除了美学（这难道不是所有艺术家所追求的吗？）毫无道德的人，一个恐怖的花花公子、凶手和摄影师，一个野蛮的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创作的艺术家的传奇故事……

　　小说《美洲纳粹文学》的最后一章讲述了智利空军中尉拉米雷斯·霍夫曼的故事，但也许讲述的方式过于笼统（不超过20页）。这个故事是我的同胞阿图罗·B.给我讲的。他是一名老兵，经历过那场恢宏的革命战争，在非洲自杀了。他对最后的结局并不满意。《美洲纳粹文学》的最后一章作为小说的结尾，相对于前面有趣的故事来说或许有虎头蛇尾之嫌，而阿图罗希望看到一个更长的故事，不是别的故事的镜像或深入挖掘，而是这个故事本身的镜像和深掘。因此，我们俩手里拿着最后一章，关在我位于布拉内斯的家里一个半月，根据他的梦想和梦魇，完成了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说。我的作用仅限于端茶倒水，查查书，与他和越来越活泼的皮埃尔·梅纳德的鬼魂讨论讨论很多重复的章节是否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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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初次见到卡洛斯·维德尔是在1971年，抑或是1972年，当时萨尔瓦多·阿连德还是智利总统。
　　那时他管自己叫阿尔韦托·鲁伊斯–塔格莱。他有时候会去胡安·斯泰因的诗社，在康塞普西翁，被称为南方首都的那座城市。我不能说那时候自己很了解他。我每星期能见到他一次，倘若他去诗社就能见到两次。他不怎么说话，而我却颇为健谈。来诗社的人大部分都很健谈：我们不只谈论诗歌，也谈政治，谈各自的旅途（彼时没人能想到我们后来的旅途会是那般模样），谈绘画、建筑、摄影，谈革命和武装斗争；武装斗争将会带给我们一种崭新的生活和一个崭新的时代，但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它就像一个梦，或者更确切地说，像一把开启梦想大门的钥匙——梦想啊，那是唯一值得我们为之奋斗的东西。尽管那时我们已经依稀知道梦想往往会变成梦魇，但我们也并不在意。我们的年龄都在十七到二十三岁之间（我那时十八岁），而且除了加门迪亚姐妹和阿尔韦托·鲁伊斯–塔格莱之外，大家几乎都是文学系的学生。加门迪亚姐妹学的是社会学和心理学，而鲁伊斯–塔格莱，据他自己有一次说的，他是自学成才的。在1973年以前的智利关于自学成才者有很多说法。说实话他不像自学者，我的意思是，从外表上看他不像一个自学者。在智利，在70年代初，在康塞普西翁这座城市里，自学者们不像鲁伊斯–塔格莱这样穿衣打扮。他们都是穷人。但他说起话来倒的确像个自学者。他说话的方式在我看来就像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现在的说话方式一样（他说起话来就像是住在一朵云里一样）。但对于一个从来没有踏入过大学校园的人来说，他穿得实在是太好了。我不是说他优雅——虽然他确有其自身的优雅之处——也不是说他有某种特定的穿衣方式；实际上他的穿衣风格是多变的：有时穿西装打领带，有时又一身运动装，他也不排斥蓝色牛仔裤和T恤衫。而不管是哪一类服装，鲁伊斯–塔格莱穿的都是昂贵的衣服，都是名牌货。总之一句话，鲁伊斯–塔格莱是优雅的，而我那时并不相信总是在精神病院和绝望无助之间挣扎的智利自学者会是优雅的。有一次他说他的父亲或祖父是蒙特港附近一处庄园的庄园主。他说，也可能是我们听贝洛尼卡·加门迪亚说的，十五岁的时候他决定放弃学业，从此以后就一边干农活一边在父亲的图书馆读书自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些去胡安·斯泰因的诗社的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是个优秀的骑手，然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骑马。实际上，我们关于鲁伊斯–塔格莱的所有猜测都是建立在我们对他的羡慕或者说嫉妒之上的。鲁伊斯–塔格莱面貌英俊，身材修长而充满力量。在比维亚诺·奥赖恩看来，他是个面容过于冷峻而非英俊的家伙——当然，比维亚诺是后来才这么说的，是作不得准的。我们大家为什么嫉妒鲁伊斯–塔格莱呢？说大家都嫉妒是夸张了，感到嫉妒的其实是我。也许比维亚诺也和我一样感到嫉妒。原因嘛，当然是出在加门迪亚姐妹——那对同卵双胞胎，诗社里当之无愧的明星身上。她们俩如此耀眼夺目，有时候我们（我和比维亚诺）觉得斯泰因就是为了她们两个才开这个诗社的。而她们，我必须承认，确实是最优秀的。贝洛尼卡·加门迪亚和安赫利卡·加门迪亚这对双胞胎姐妹，在某些日子里是如此地相像，几乎达到令人无法辨别的地步，而另外一些日子里（尤其是另外一些夜晚）又那么地迥异，彼此间纵然不是敌人，也像是两个陌生人。斯泰因很喜爱她们。他，还有鲁伊斯–塔格莱，是唯一总能区分出谁是贝洛尼卡而谁又是安赫利卡的人。提起她们我几乎口不能言。有时候她们出现在我的噩梦里：和我一样的年纪，也许还要大上一岁，一副那个时代的时髦女郎的样子，有着修长苗条的身材，棕色的皮肤，长长的黑发。
　　加门迪亚姐妹几乎是立刻就和鲁伊斯–塔格莱交上了朋友。他是在七一年抑或七二年加入斯泰因的诗社的。而在这之前，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都没人见过他。斯泰因也没有问他来自哪里，他要求他读了三首诗，然后说还不错。（斯泰因只会盛赞加门迪亚姐妹的诗作。）就这样他留在了我们中间。开始的时候其他人不怎么搭理他，但是当我们看到加门迪亚姐妹和他结交以后，我们也开始和鲁伊斯–塔格莱结交了。彼时他的态度一直是真诚而疏离的。只有和加门迪亚姐妹在一起的时候（在这点上他像斯泰因）他才显得平易近人，而且非常殷勤周到。对其他人，正如我已经提到过的，他用一种“真诚而疏离”的态度对待我们，也就是说，他会和我们打招呼，对我们微笑，当我们读自己的诗作时他会做出谨慎而有分寸的评论，而当我们抨击（我们通常都很毒舌）他的作品的时候，他却从来不为自己辩护：当我们对他说话的时候，他只是听着，神情专注——现在我再也不敢用“专注”这个词来形容他那种神情了，但是当时我们确实觉得他是在专注地倾听。
　　鲁伊斯–塔格莱明显不同于其他人。我们彼此之间会用隐语或者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或像曼德雷那样说话（我们中大部分人都是左派革命运动党或托洛茨基派的成员或同情者，虽然我觉得也有人是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或者共产党抑或基督教左派某个政党的成员）。鲁伊斯–塔格莱说西班牙语，那种智利某些地方（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地方，更是主观概念上的地方）——那些时间似乎停止了的地方——特有的西班牙语。我们同父母住在一起（我们这些来自康塞普西翁的）或者住在简陋的学生宿舍里。鲁伊斯–塔格莱却独自一个人住在靠近市中心的一套公寓里。公寓有四个房间，房间里的窗帘永远是拉上的。我从来没有去过这所房子，倒是后来比维亚诺和胖妞波萨达斯和我说起过关于这所房子的一些事，但是彼时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并且已经受到了该死的维德尔传奇的影响），因此我也不知道在这些事情上是该相信我的老同学还是将之归咎于他的想象。我们手里几乎从来就没有银子（现在写下银子这个词的时候感觉很有趣：它闪闪烁烁好似暗夜里的一只眼睛）；而鲁伊斯–塔格莱却从来不缺钱花。
　　关于鲁伊斯–塔格莱的公寓比维亚诺和我说了些什么呢？他着重谈到了公寓里的空旷；他觉得那所房子是早有准备的。唯有一次他是单独一个人去的。他经过那里，忽然就决定（比维亚诺就是这样的）邀请鲁伊斯–塔格莱去看电影。他才刚刚认识他就决定请他去看电影。当时上映的是伯格曼的一部电影，我不记得是哪部了。比维亚诺之前已经去过他家两次了，都是陪着加门迪亚姐妹中的某一个去的，而那两次拜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预约好了的。因此，在那两次陪同加门迪亚姐妹的拜访中，他觉得屋子都是早有准备的，为面对来访者的目光而作好了准备。房子里太空了，有些地方明显少了点什么。在信里——他写给我的谈及这些事情的那封信（是很多年以后写的一封信）——比维亚诺说他当时的感觉和《罗斯玛丽的婴儿》里的米亚·法罗第一次去邻居家（和约翰·卡萨维兹一起）的感觉一样。少了点什么。在波兰斯基的电影里少的是画，为了不吓到米亚和卡萨维兹而被谨慎地取了下来的画。在鲁伊斯–塔格莱家里少的是叫不上来名字的东西（或者是几年后的比维亚诺——那时他已经知道了整件事，或者知道了事情的很大一部分——觉得叫不上名字的，但可以感觉到确实存在的），就好像是主人把自己的住宅截成了几部分，或者说这房子就像是一个组合玩具，针对每位来访者的期许和特点而随意组合。当比维亚诺独自去他家的时候这种感觉愈发明显。显然，鲁伊斯–塔格莱没想到他会来。他没有马上开门，似乎是没有认出比维亚诺来，然而比维亚诺却发誓说鲁伊斯–塔格莱开门的时候是面带某种微笑的，而且一直保持着这种微笑。但就像比维亚诺自己说的，当时天有点暗，因此我不知道我的朋友在描述时多大程度上接近了事实。无论如何，鲁伊斯–塔格莱打开了门，断断续续地交谈了几句之后（他过了一会儿才明白比维亚诺是来邀请他看电影的），他又关上了门。当然，关门之前他没忘记对比维亚诺说请他等一下。过了几秒钟他开了门，这次他请比维亚诺进去了。屋子里很暗，有一股浓重的味道，就好像鲁伊斯–塔格莱在前一天晚上做了一顿加了很多香料、很油腻、口味很重的晚餐一样。在某一刻比维亚诺相信自己听到某个房间传来了声音，他猜测鲁伊斯–塔格莱之前是和一个女人在一起。他正打算道歉然后告别离开的时候，鲁伊斯–塔格莱却问他想去看什么电影，比维亚诺说是伯格曼的一部，在劳塔罗剧院上演。鲁伊斯–塔格莱又微笑起来——那种比维亚诺觉得很神秘而在我看来是自得乃至自负的微笑。他道歉，说已经和贝洛尼卡·加门迪亚有约了，而且，他解释道，他不喜欢伯格曼的电影。那时比维亚诺已经确信在这个房子里有另外一个人了，那人一动不动地躲在门后偷听他和鲁伊斯–塔格莱的谈话。他想那应该是贝洛尼卡，否则怎么解释鲁伊斯–塔格莱，通常是如此谨慎的一个人，单单提到了她的名字呢。但是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我们的女诗人会做那种事情。贝洛尼卡和安赫利卡·加门迪亚都没有藏在门后偷听。那么，是谁呢？比维亚诺直到现在也不知道。或许在那个时候，他唯一知道的是他想离开，想和鲁伊斯–塔格莱说再见，然后再也不回那个赤裸裸、血淋淋的房子里了。这是他的原话。虽然，就像他所描述的，那所房子无法更干净更整洁了。墙壁雪白，书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一个金属书架上，扶手椅上套着南方的那种椅套。在一个木凳子上放着鲁伊斯–塔格莱的莱卡相机，就是有一天下午他给诗社里的所有成员照相用的那架相机。厨房，比维亚诺从虚掩的门看进去，也是很正常的样子，没有独自在外生活的学生家里常见的那种堆满脏盘子和锅的现象（但鲁伊斯–塔格莱不是一个学生）。总之，没有什么特别的，除了那声音，而那声音也完全有可能是旁边的公寓弄出来的。据比维亚诺说，鲁伊斯–塔格莱说话的时候给他的感觉是他并不希望他走。他与他聊天恰恰是为了把他留在那儿。这种感觉，没有任何的客观依据，却使我朋友的紧张感达到了——据他自己说——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最奇怪的是鲁伊斯–塔格莱似乎是在享受着这种情况：他明明注意到了比维亚诺脸色越来越苍白，汗出得越来越多，而他却依然说着（关于伯格曼的话题，我猜），笑着。屋里很安静，鲁伊斯–塔格莱的说话声只是愈发地加强了这种安静的气氛，却从来没能打破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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