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校，本来是对公务人员和事业单位人员进行培训的地方，但在“文革”中，却赋予了它新的定语——“五七”，新的含义——对上述人员中的大多数进行“劳改”。杨绛先生在这里讲述了从要去干校直到回京一些事情和个人的心情、感受。《干校六记（精装）》1981年7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尤其受有干校经历的人喜欢，堪称“干校”文学中之经典。今天、今后，人们要感性地了解那段渐去渐远的历史，本书同样堪为经典。
《干校六记》是中国现代散文的高峰和典范。书中记述了1970～1972年间作者夫妇在河南干校的种种“琐细的旧闻和飘忽的感受”，作者用温婉淡然、近乎白描的手法为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画了一幅意味深长的剪影。钱锺书在《干校六记·小引》中说：“干校两年多的生活是在这个批判斗争的气氛中度过的……‘记劳’，‘记闲’，记这，记那，都不过是这个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
杨绛，（1911－）原名杨季康，著名作家、翻译家和学者，江苏无锡人。毕业于东吴大学，清华大学研究生院肄业。1935年与钱锺书结婚后共赴英国，法国留学。1938年秋回国曾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1955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作品有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长篇小说《洗澡》。散文及随笔集《干校六记》《将饮茶》《杂忆与杂写》《我们仨》、《走在人生边上——自问自答》等译作《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小癞子》《斐多》等。
小引 （钱锺书）
一 下放记别
二 凿井记劳
三 学圃记闲
四 “小趋”记情
五 冒险记幸
六 误传记妄
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前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我们夫妇同属学部；默存在文学所，我在外文所。一九六九年，学部的知识分子正在接受“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再教育”。全体人员先是“集中”住在办公室里，六、七人至九、十人一间，每天清晨练操，上下午和晚饭后共三个单元分班学习。过了些时候，年老体弱的可以回家住，学习时间渐渐减为上下午两个单元。我们俩都搬回家去住，不过料想我们住在一起的日子不会长久，不日就该下放干校了。
干校的地点在纷纷传说中逐渐明确，下放的日期却只能猜测，只能等待。
我们俩每天各在自己单位的食堂排队买饭吃。排队足足要费半小时；回家自己做饭又太费事，也来不及。工、军宣队后来管束稍懈，我们经常中午约会同上饭店。饭店里并没有好饭吃，也得等待；但两人一起等，可以说说话。那年十一月三日，我先在学部大门口的公共汽车站等待，看见默存杂在人群里出来。他过来站在我旁边，低声说：“待会儿告诉你一件大事。”我看看他的脸色，猜不出什么事。
我们挤上了车，他才告诉我：“这个月十一号，我就要走了。我是先遣队。”尽管天天在等待行期，听到这个消息，却好像头顶上着了一个焦雷。再过几天是默存虚岁六十生辰，我们商量好：到那天两人要吃一顿寿面庆祝。再等着过七十岁的生日，只怕轮不到我们了。可是只差几天，等不及这个生日，他就得下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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