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穿越--世界四大博物馆巡礼_赵声良著_9787515324173

　在世界的博物馆序列中，法国的卢浮宫、英国博物馆、俄罗斯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以及美国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并称“世界四大博物馆”。这四大博物馆以其拥有藏品之多、包揽文明种类之广以及研究人员队伍之精良著称于世。无论对于专业的艺术学者，还是普通的艺术爱好者，甚至走马观花的观光客来说，四大博物馆都是置身异国时不可绕开的艺术圣地。
　　《文明的穿越：世界四大博物馆巡礼》由敦煌研究院研究员赵声良撰写，共计12千字，图200幅。作者在受邀访问英美俄期间，几次走访四大博物馆，《文明的穿越：世界四大博物馆巡礼》便是其参展后的艺术随笔集锦。作者将中华文明放置于世界文明的框架中加以论述，以史为鉴，提醒国人莫要崇洋媚外，亦不可妄自尊大，使全书具有较广阔的视野、较开阔的格局。

如今，旅游已成为很多人的爱好与时尚。当我们到美好的大自然中，陶冶自己的情趣，到著名的人文景观中了解人类文明的奇迹，我们不仅获得了知识，更增长了对世界、对自身的认识。
博物馆，就是人文旅游的重要项目之一，一个大型博物馆，往往可以展示数万件文物。这些文物，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看，每一件都在讲述一个时代一个区域的历史故事。从艺术的角度看，又反映出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艺术结晶。因此，博物馆就是我们了解人类文明的资料库。徜徉在那些大型博物馆中，你会感受到对人类文化的一种穿越：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从古埃及的充满神秘色彩的棺椁到古印度的宗教雕刻以及中国的青铜器，从古巴比伦的巨型浮雕到欧洲文艺复兴的绘画以及现代派艺术……观摩博物馆的展品常常令人感慨胜读数万卷书。
在世界为数众多的博物馆中，法国的卢浮宫、英国的英国博物馆、俄罗斯的冬宫博物馆和美国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并称世界四大博物馆。这四大博物馆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一是因为其藏品数量众多，另外还在于藏品不单纯是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民族的内容，而是包揽了世界各主要文明体系的代表作品。仅仅在这四大博物馆中几乎就可以理出一个人类文明发展的线索来，而其中各地区各时期的艺术杰作数量庞大，是研究历史文化及艺术等人文学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笔者2003 年到巴黎旅行，卢浮宫是首选之处。进入卢浮宫博物馆，仿佛徜徉于艺术的海洋，以前美术史课程中所学的内容得到了印证。后来又因一些学术交流活动，陆续去了英、俄、美等国，分别参观了英国博物馆、冬宫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及很多大大小小的美术馆、博物馆。每到一地，都会走进当地的博物馆，了解那些标志着人类文明进程的文物。每次参观博物馆都给我带来艺术的享受和知识的飞跃。因而也常常抽空写一些参观海外博物馆的见闻和感想，把自己对艺术的认识记录下来，有的也发表在报刊上，希望给读者提供一些信息。由于不少热心读者和朋友的支持，促使我决定写成更详细的书，希望能给有机会去这些博物馆参观的人提供一个简要的参考。但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导游手册，而是艺术鉴赏的读本，是想有选择地对四大博物馆中那些代表人类文明标志的杰作、那些世界一流大师的艺术精品作一些简明扼要的解说。给历史或艺术工作者、爱好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资料和参考。四大博物馆的内容浩如烟海，这本小书是远远讲不完的，这本书所用之作品，尽量选择各时期各地文明的代表作，但所谓“代表作”，也仅仅是相对而言，你很难说别的作品就不是代表作。只不过是因为无法全部介绍，暂且这样说罢了。希望本书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启发读者们去发现更多更美好的作品。
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中，那些精美的中国艺术品也常常感动着我，令我深思。把中国艺术放在世界性的博物馆中，与各地文明展示在一起，会使我们对祖国文化有一种更新的认识。我想，作为中国人，应该了解那些流落在海外的中国艺术珍品，知道我们中国历代那些伟大的艺术创造，曾经对世界的文明进程做出过那样巨大的贡献。与此同时，从世界四大博物馆中，读者也一定能够看出，中国文明是世界几大文明之一，却不是唯一的。古埃及、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古印度、古代希腊罗马以及非洲和美洲等地的民族，都曾对人类文明进程做出过巨大贡献。博物馆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别人也看到自己。既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崇洋媚外。
由于千百年不同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不同的发展道路造成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使世界人类的文明呈现出五彩缤纷的状态。这种差异也形成了东西方不同的文明体系。但是，这些文明体系之间，并不是完全对立和分隔的，自古以来，各地的文化体系都在与周边的文化进行着交流和影响，而人类的文明也常常在相互交流与碰撞中得到快速的发展。古代两河流域的文明向周边影响到非洲、欧洲和亚洲，古埃及文明成为了古希腊罗马文明的重要源泉，而在罗马帝国强盛之时，通过向西亚、中亚的影响，使古希腊罗马文明影响到了中亚一带，由中亚又向南影响到印度，向东影响到中国。印度文明强盛之时，以佛教为代表，经中亚而全面影响到中国及日本、朝鲜。而中国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汉唐时代不仅接受着来自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把中国的造纸技术、陶瓷、丝绸等代表中国文明的成果源源不断地带到了西方，与此同时，中国以老子、孔子等思想家为代表的宇宙观，以及中国艺术也影响到了世界。从世界四大博物馆中，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文明，以及不同地区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通过了解世界，反过来了解中国。不了解外国艺术的发展，很难完整地把握中国艺术。
本书讲述四大博物馆，重在艺术品的点评、赏介。笔者在参观卢浮宫、英国博物馆和冬宫博物馆时，都分别写过关于巴黎、伦敦和圣彼得堡的游记。为了使读者对博物馆所在的城市氛围有所体会，便摘选部分文字，以配合各博物馆的叙述。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主要是按自己参观及写作的时间顺序排列，这并不等于对这四家博物馆的大小或哪个方面来排个等次。四大博物馆藏品都极其丰富，在收藏、保管、研究等方面也各有特色，不可能进行简单化的排名。
笔者在2003 年初次到巴黎参观卢浮宫时，友人杜秀珍一家在我的工作、生活等方面曾给予诸多关照。2012 年再次赴巴黎考察时，远东学院郭丽英教授在考察与研究工作诸方面给予了极大的帮助。2007 年到伦敦参观英国博物馆，专门调查敦煌艺术品时，博物馆东方部负责人司美茵（Jan Stuart）女士给予了热情支持。2009 年在圣彼得堡，由于俄国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波波娃教授的帮助，我们得以详细考察冬宫博物馆收藏的敦煌及新疆等地艺术品。2010 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从事研究工作期间考察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得到普林斯顿大学的经崇仪（Dora C. Y. Ching）女士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主任何慕文（Maxwell K.Hearn）先生的大力协助和支持，使我得以从容地调查一些中国名画藏品。在此，谨向以上给予我多方帮助的诸位先生和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英国博物馆的中国藏品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敦煌艺术。1900年，在中国西北的敦煌，一个堆满了古代文物的小型石窟被一个叫王圆箓的道士发现了，这个洞窟后来称为藏经洞，里面有数万件经籍文书，还有大量的丝织品、绘画等。由于满清政府的腐败，当地政府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王道士便偷偷把这些经卷拿来到处送人，或者换一点钱财。这时，受英国支持的探险家斯坦因（Aurel Stein）正在中国新疆一带大肆盗掘文物，当他得知敦煌发现了古代文书，就于1907年5月专程赶到敦煌莫高窟，通过与王道士讨价还价，给了王道士一点钱，就掠走敦煌文书一万多件，敦煌绢画（包括布帛画、幡等）艺术品数百件。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敦煌，又从王道士手中买走了一批古代写本。敦煌珍贵文物被带回英国后，敦煌文献主要存放于英国图书馆，而绢画等艺术品则存放于英国博物馆。这些绢本和纸本绘画时代为唐、五代至宋代，有的还有明确的文字题记，记录了绘画的年代，其内容多为佛教的经变画、故事画以及单体的佛、菩萨、天王等形象。中国传世本绘画中，已经很难找到唐、五代的真迹，而在包括故宫在内的一些博物馆所藏的被认为是唐或五代的绘画中，往往真假参半，较多的还是后代临摹、仿制之作，这些都给中国绘画史的研究带来极大的困难。敦煌绘画的发现，提供了数量极为可观的唐、五代、宋代绘画最真实的标本，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唐代的树下说法图，表现佛在树下说法，弟子、菩萨们侍立于两侧，佛、菩萨等形象庄重而富有个性，而画面上鲜艳的色彩，更是我们在传世的所谓卷轴画中很难见到的，这些人物面部的色彩晕染表现出印度式的“凹凸法”遗风，说明唐代的绘画很重视色彩的表现。人物身体比例适中，众多人物在画面上的布局，都体现着画家的艺术水平。
敦煌发现的唐代《引路菩萨》绢画有好几幅，大体是表现人死后，由菩萨引路走向天国的情景。雍容华贵的观音菩萨一手持莲花和幡，一手持香炉，双足踏莲花，缓缓地行走在云中，身后一世俗妇女头梳高髻，身着华丽的服装，双手笼于袖中紧跟在后。在画面的左上方画出彩云中的楼阁，象征着净土世界。这样的引路菩萨，在唐代应该是很流行的，有时画家可以先画出菩萨的形象，然后根据死者身份的不同，再画出跟随菩萨的人物形象。
还有几幅小型的敦煌绢画精品，也是令人着迷的。一幅是《佛传》残卷，归初可能是经变的一部分，按唐代的经变，中央是表现佛说法的场面，主要以佛国世界的宫殿建筑为主，两侧以条幅的形式表现相关的故事。这件佛传故事可能就是一幅大画侧边的条幅，现存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了，有三个场面，上部是悉达太子骑马逾城以后，向山中而去，将白马交付给他的马夫犍陟带回，表明他要出家的决心。第二个画面是悉达太子剃发为僧的情景，有五人跪在跟前，表现的是最初的五个弟子。最下面有一部分已残破了，表现释迦牟尼在山中苦修的场面。他的头上都被鸟筑成了鸟巢，表明修行时间之久和用心之专注。这些画面中，人物穿的完全是中国式的服装，而最有价值的是，背景是以青绿山水来表现的，使我们了解了唐代山水画的真实面貌。画史中记载唐代画家李思训擅长于青绿山水画，实际上就是着色的山水，因为五代以后水墨山水画流行起来，并渐渐成为山水画的主流，过去那种有色彩的山水画就比较少见了，如果有就称为“著色山水”，或者称“青绿山水”，因为山水画中较多使用的是蓝（青）色和绿色。
宋代以后，唐人画的那种青绿山水逐渐失传，宋元时期虽然仍有不少画家尝试着画青绿山水，但与唐人的完全不同，是后人想象出来的青绿山水。所以，当我们看到唐人真迹时，才知道原来宋代以后的画家们已经不太懂得唐人的青绿山水了。这幅唐代的佛传图中，不仅用青绿色画山水，其中也可看出水墨的一些笔法，说明是盛唐后水墨山水已经出现之后的产物。一幅金刚力士像残片，以粗犷的笔法，夸张地表现力士睁圆眼睛，张口大呼的神情，半裸的身体，突出地表现出肌肉的张力。尤其是表现身体不同部位所用的线描，富有质感，天王半裸的身躯，以色彩辅助晕染出肌肉的立体感，体现出形神兼备的精神。
绢画《行道天王图》，表现天王及眷属行进在大海碧波之上，威风凛凛的天王左手前伸，在手上冒出的彩云上部托着宝塔，右手持长戟，戟梢上挂着幡。天王身上的铠甲和足上的鞋子有贴金，显得华丽无比，天王前面一个天女双手托花面向天王。托宝塔的天王一般是毗沙门（北方）天王，这幅画表现的是天王信仰。敦煌绢画的内容大多与敦煌石窟壁画的内容相关，那些经变画、故事画也同样是壁画中所常见的。但有一些是在法会时作为画幡使用，或者还有别的功能是壁画中没有的，这些又成为敦煌壁画的补充，而且绢画因为质地与壁画不同，对于我们认识当时绘画的特点，又是一个补充。
此外，从敦煌藏经洞出土的还有一些纸本的白描画也十分精彩，一幅唐代高僧像白描图，表现了正在禅修的高僧形象，联系起敦煌壁画中的高僧像，或许，这幅画就是当时画家的底稿。还有一幅胡人牵驼的白描，看来是绘画练习之作，但寥寥数笔，就刻画出人物与骆驼的神态，反映了画家还是颇有功底的。这幅白描画中还有不少与此画无关的字迹，从正反两个方向写的，内容重复，还出现了“大宋乾德四年（公元966 年）”“勅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等字样，曹元忠正是五代到北宋期间的归义军节度使，管辖敦煌（沙州）和瓜州一带的统治者。对于这件作品，一说为唐代绘画，宋代用来练习毛笔字。也有可能相反，先用来练习写字，后来就用来练习绘画。因为这幅画也是一个练习的画稿，并非完善了的作品。若是在写过字的废纸上练习画画的，那么，这幅画肯定是宋代的了。
在展厅内最吸引人的还有一件唐代巨幅刺绣《灵鹫山说法图》，这也是斯坦因当年从敦煌藏经洞掠走之物。这是一幅高241 厘米，宽约150 厘米的刺绣作品。释迦牟尼佛背靠着山岩而立，两侧是二弟子二菩萨像，上部有二飞天，下部右侧为男供养人数身，左侧为女供养人。从供养人的服装来看，大约是唐前期的形式，有关研究者推测时代为7世纪下半叶到8 世纪初，估计不会晚到8 世纪的。作为一件古代刺绣作品，这可说是十分难得的巨作了，在中国纺织刺绣的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作为美术品，它所包含的图像意义以及各种宗教的历史的内涵，更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由于英国博物馆东方部的负责人司美茵女士的帮助，我们得以进入收藏敦煌绘画品的库房参观，了解到敦煌的绘画品不仅有大量的幡画和大型经变画、故事画等，还有各种形式的纸本绘画，有些像连环画一样的小册子，有些线描可能是壁画的底稿。
我们还看到了古代绘画用的粉本，所谓粉本，是画家们用的一种画稿，沿着线描的位置刺孔，然后用这个有孔的画稿复制在墙壁或者复制在另一张纸上，沿有孔的地方扑上有颜色的粉，这些粉透过孔眼落到墙上或者另一张纸上，形成一个个点，画家就根据这些点连成线，就可看到完整的形象了。在没有复写纸和复印条件的古代，画家们就是通过粉本把纸上设计好的图像“复印”到墙上的。而在过去，我们仅仅是从文献上知道古代有粉本，粉本到底是什么样子，则没有谁见过。敦煌文物的发现，才使我们得见真正的唐代（或五代）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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