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落春仍在——德清俞氏家族文化评传_李风宇_9787564510848

　　从德清流寓至姑苏的俞氏一脉，自俞樾至俞平伯，已经单传了四世，官运虽然欠佳，但文运却颇为亨通，累世继之有人。俞樾在清末儒林中享有盛名，他的成就不仅令海内外瞩目。俞陛云儒学功底精深，工于诗赋，曾成就科场中的一段佳话，为德清历史上的第一位探花。俞平伯的一生几乎与《红楼梦》结下了不解之缘，这部奇书给他带来了欢乐，同时也给他带来了磨难。《中国现代文化世家丛书·花落春仍在：德清俞氏家族文化评传》是充满理性和激情的大散文，文中蕴含着诗人的哲思与畅想，痛苦与血泪相伴，文笔洗炼空灵，风格独特。
　　《中国现代文化世家丛书·花落春仍在：德清俞氏家族文化评传》与通常写作这一类文学作品不同的是，它没有浮光掠影地写一些诗人的小感觉，而是抓住中国传统的文化人最有象征意味的特征，挥洒泼墨，以犀利的笔触来解读文化人，其间涉及了政治、文学、艺术等方方面面，厚重而又有冲击力，有一种块状的力度，传统文化与现实有了一种血肉交融的粘合力，文史兼熔。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家”与“国”总是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社会有机体相伴而存。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更迭不已的朝代衍生的名门望族难计其数。这些显赫家族中的一部分在繁衍存续中以文化为纽带，形成独特的群体，成为文化世家。这些文化世家及其杰出人才为华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发挥过巨大的示范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历史与文化发展的进程。如，齐鲁大地上以孔子肇始的孔氏世家，享誉儒林两千余年，堪称“中国第一文化世家”；义宁的陈氏家族以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而富盛名；杭州钱塘的钱氏家族，因千余年来文风昌盛、人才辈出而被誉为江南望族；安徽桐城方氏家族，自明末至今一直享誉文坛，有“中国近世三百年第一文化世家”之称。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降，中国进入新的文化复兴时期，国人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重视科技、教育和文化，也更加珍视人才。事实表明，代表先进文化最高水平的社会群体，正是那些位居学术最高领域的专家、学者等文化精英。中国现代转型以来，那些文化、思想领域的领军人物，对推动社会变革和学术创新等方面贡献巨大。研究发现，这些专家、学者和精英人物，大都出身于文化世家，有着良好的家庭文化背景和丰厚的学养。文化世家所呈现的人才辈出的现象，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道亮丽的景观。
　　在我国文化典籍中，“世家”一词早有所见，其注解也多有不同。
　　《孟子·滕文公下》中出现“仲子，齐之世家也”之说；《史记》以“世家”记述王侯诸国大事，有《世家》30篇；欧阳修所撰《新五代史》，沿用司马迁《史记》的体例，书中也开举《列国世家》10篇。我国古代王侯开国，子孙世代承袭，所以称世家。后来，人们将世代显贵、以某种专业世代相承的家族或大家泛称为世家。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对“世家”有如下三种解释：“封建社会中门第高，世代做大官的人家”；“《史记》中诸侯的传记，按着诸侯世代编排”；“指以某种专长世代相承的家族”。
　　根据研究和多方因素理解，“世家”当指有特殊职业或专长、社会地位显赫，或代表某一领域、阶层特色并世代传承的家族。考虑到文化的特殊性，文化世家则是文化在家庭、家族中长期积淀，并经过多代人不断赓续、传承而形成的特有文化现象，是以家风、家训、家教等文化单元为标志，以家族杰出人物群体为代表的世代相传的家族体系。
　　现代文化世家则是源自19世纪末，成长于20世纪初，繁盛于20世纪中期并延续至今的，以家族文化传承为基本特色的不同家族的集成。中国现代文化世家总是以家族的一个或多个、能够影响或引领某一时代或某一领域发展的杰出人物为代表，进而形成一个具有浓郁的家族特色、对社会产生广泛而重要影响的群体。
　　中国现代文化世家的兴起和成长大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今100年左右的时间。历史地看，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留给我们许多值得深思的空间。1840至1949年这段充满屈辱的历史，国入经受的痛苦是空前绝后的；然而，这一时期的中国却呈现出文化多姿、人才辈出的局面，所谓“国破山河在，家脉代代传”。这是中国根亲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之所在。
　　实际上，中国现代文化世家的家族脉络根须还可以上溯至更早300余年的明末清初。那时，中国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商业资本的发达不仅带来经济繁荣和人口大量流动，也促使人们思想的开放和转变。封建的小农经济依然占统治地位，人们在获取物质的有限满足后，也伴随着精神上更加新异的追求。特别是到了清朝末年和民国年问，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洋务运动的助推，让许多有钱人家对家族的振兴和子女的抚养有了颠覆性的设想。尽管“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根深蒂固，但富家子弟求学读书并非单一的科举及第。由于视野的开阔，富裕人家往往不惜重金聘请名师对子女进行一对一的培养，或让年幼的子女体面地进入私塾，或挤进洋人的教堂，甚至远渡重洋，为的是让子孙后代冲出家门，获取更加宽阔的人生发展空间，去施展抱负，光宗耀祖。这样，官富子弟不仅躲避了战乱的袭扰，更能浸染异域文化，从而成就了大批人才。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历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动荡局势。一方面，清廷的腐败无能引起民众造反，另一方面，外族入侵加剧了中国的贫弱。相对而言，社会贫富悬殊，阶层急剧分化。当时的局面应当是，寻常百姓不仅生活窘迫，甚至生死难测；富豪家族生活安逸，甚至花天酒地，更可破财消灾，让自己的子弟躲避人祸，享受现代优质教育。即使是落草为寇的军阀，也往往处心积虑地让自己的亲属弃武从文，期望发迹于文化世家。时局动荡，社会倒退，却难以遏制文化的萌动与繁荣。
　　而乱世时期的富家子弟往往不乏有志之士，他们倾心文化功名，客观上造就了家族文化的繁荣，使文化世家风起云涌。
　　从人才学的角度进行考察，文化世家的整体成长往往又伴随国运兴衰而行，其历程也往往变幻纷呈，瑰丽多姿。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么怪异，有时越是动荡不安，文化越是奇异多姿。春秋战国时期是这样，三国两晋南北朝是如此，近代的清末民国时期也概莫能外。
　　20世纪初，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皇帝被赶出宫廷，伴随频仍的天灾和人祸（战乱和政治腐败），裹挟中西文化泥沙的巨浪席卷中国大地，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国时期虽时局动荡，军阀混战，但文化却一直未能断裂，反而出现极度繁荣的景观。
　　这一时期，军阀的利益、地盘纷争不断，文化的发展空间相对宽松；军阀的粗野庸俗，反而衬托出文化的精细高雅与尊贵，追求风雅成为时尚，文人地位也随之攀升，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人才成长和文化繁荣的局面。现有史料足以证明，即使在1928年那样战火纷飞的动荡年月，成立伊始的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仍然做着遴选院士的长远计划，并终于在20年后的1948年成功地评选出中国首届81名院士。首届院士不乏文化世家子弟，如梁思成、梁思永兄弟，冯友兰、冯景兰兄弟等。这一现象值得我们研究和探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由于时局稳定，加上国家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都亟需大批各行各业的人才，许多流亡于海外的专业人才多为旧时代文化世家子弟纷纷回国。他们在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同时，因为其卓越成就和高尚品德，成为科技文化领域的典范，从而使家族文化成为优化社会环境的重要因素，促进了家族文化繁荣时期的来临。随着时局的动荡变迁，特别是“十年动乱”，许多家庭遭遇灾难，甚至出现家族内部政治斗争，相互陷害，亲戚无存、文化割裂；加上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家庭结构的变化，家族文化遭遇内外夹击，影响了家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时至今日，已经难以见到中国传统家庭四世同堂、子孙满院的格局，而文化的一度断裂，也从根本上影响了文化世家的发展，我们也很难见到20世纪中期那样的文化世家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20世纪90年代至今，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中国对科技和人才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迎来了科技发展和人才成长的最佳机遇。同时，随着时局的稳定、和谐社会的发展，人们在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现代化便捷生活的同时，也渴望回归自然，怀念旧日民族文化传统。从20世纪乡土文学受热捧，到同乡会、同学会、恳亲会、姓氏寻根、家谱赓续等活动，无不带有浓郁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色彩，同时也为家族文化的凝练创造了良好的氛围。中国家族文化在和谐发展的当世焕发出勃勃生机。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家族文化必然也会有新的发展。虽然嫡亲家族还需等待时日，而松散的家族联系必然也能够成就新兴的文化世家，成为新的人才成长的独特环境。况且，随着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谐社会的健康发展，新时期中国文化世家也必然会以新的形态展现并在人才成长链中发挥出榜样和示范的作用。
　　中国现代文化世家根植于中华民族的肥沃土壤，浸润着民族文化的深厚根基，有着鲜明的特色。
　　中国现代文化世家中的家族文化根基源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我们选入的所有现代文化世家，都弥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氛围。不管是新会的梁氏家族，还是无锡的钱氏家族，或者是唐河的冯氏家族、湘乡的曾氏家族、义宁的陈氏家族，他们首先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要特征的书香门第。这些家族的杰出人物不仅有着良好的家风和深厚的家学渊源，而且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从私塾开始多有大师引路，并大都出国留学，深受异域文化的影响，可谓学贯中西，所以在他们身上总能闪现出新异文化的光芒，通透着文化的锐气。如东至周氏家族中的周一良，在其出生的次日，母亲萧琬即患急病猝然离开人世，幸被父亲周叔残的德国朋友牧师卫礼贤抱回家让夫人用牛奶喂养了一年才送还周家，再由周一良的三姑母（旧式的文化女性、孀居而又无子女）扶养。周叔弢对儿子煞费苦心，不惜重金请来名宿大儒坐馆家塾。周一良的老师如张悫、毓康、温肃、唐兰等，或为当世鸿儒，或是文化名流，或与“大清天子同学少年”（陈寅恪语），还有外籍教师教学外语，使其通晓英、德、日等国语言，成为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又如，义宁的陈氏家族中，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还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被称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其父陈三立是著名诗人，“清末四公子”之一；其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因陈寅恪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综观中国现代文化世家展示的家族文化，有着明显的世代传承特色。每一个家庭中的杰出人物都不是单打独斗的，而是呈现出群英荟萃、相映生辉的局面（这一点在梁启超的子女中展示得更加明显）。他们或是科举精英，或是乱世怪才，有人甚至当上了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曾是同治、光绪两代帝师）。这些家族成员文化层次极高，职业新潮，特色明显。比如东至周氏家族中的周馥为一品监生，周学海为两榜进士的良医，周学熙曾任民国时期的财政大员，周明夔（叔迦）为佛学大师，周绍良是著名的红学家、敦煌学家、佛学家、收藏家和文物鉴赏家，周一良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又如新会梁氏家族中的梁启超自然是国学大师，他的子女梁思顺、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忠、梁思庄、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梁思礼等，也都成为当世英才。再如唐河冯氏家族的冯沅君、冯友兰、冯景兰、冯宗璞，分别在文学、哲学、史学、地质学等方面成就卓著。这些代表人物堪称时代精英，他们从事的职业、徜徉的领域都留下了时代光辉；他们的成果都能够荣登当世的最高境界。他们身上的人文精神也成为时代楷模，激励了一代甚至数代人在人生的道路上健康成长，并在后人的追捧中不断发展、完善。

　　诂经精合是一座浙江省官办的书院，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执事人等均为儒林中人。在俞樾出任诂经精舍的山长期间，有一位名叫章濬的监院曾经与其共事数年。章溶字轮香，浙江余杭人，是一位乡闱七荐不售的廪生。这位老廪生原先饶有家财，后经太平天国一役，所有家财丧失殆尽，以至成了“家无余财，独田一顷”的小户人家。章溶为人耿介，曾经在示之其后人的家训中痛诟谄媚之辈：“妄自卑贱，足恭谄笑，为人类最佣下者。吾自受业亲教师外，未尝拜谒他人门墙，汝曹当知之。”章溶抚有三儿一女，长子早殇；次子系戊子乡试举人，曾充嘉兴儒学训导；三子便是那位后来成了大革命家、大学问家的章炳麟；其下则为女公子，长成后嫁给了同邑的光绪癸卯科进士张荫春。
　　章炳麟字叔枚，后因羡慕顾炎武的为人，遂改名为章绛，别号太炎，章炳麟出生于1868年，也就是太平天国覆国后的第四年。章炳麟从十一二岁开始，便受业于其外祖父朱有虔，朱有虔有着极其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一日，他见这位年少的外孙在读蒋良骐所著的《东华录》，便与之说道：“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东华录》是清廷的官方记事，在卷五顺治元年条下赫然记载：“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在《清世祖实录》中则有：“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并且宣称：“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顺治二年（1645），江宁巡抚土国宝宣布：“剃发、改装是新朝第一严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论绅士军民人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动！”镇江知府的告示：“一人不剃发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以此可见改朝换代、江山更替之酷烈。
　　章炳麟问道：“外公，前人有谈论过您说的这个道理的吗？”朱有虔道：“王船山、顾亭林早已有其言，其中，尤以船山先生之言为甚，船山先生有言：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有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统统与之俱亡。”章炳麟听了外祖父的一番高论之后，心中若有所悟地想道：“依外祖父所言，汉人推翻异族统治的思想，原来一直深藏于汉民族的心中，只是隐而不现罢了。”于是，这位少年学子的心中顿生逐满复国之志。
　　在当时的中国，具有像这位浙江少年同样思想的人并不在少数，有一位出生在广东香山县翠亨村的少年，就有着与他同样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这位比章炳麟大两岁的少年名叫孙文，此时他正在檀香山的意奥勒尼男子中学读书，数年后，十七岁的孙文回到了祖国，在已经沦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继续求学，与此同时，他还秘密从事着反清宣传。
　　章漕曾经训戒诸子道：“精研经训，博通史书，学有成就，乃可称之为名士，徒然工于词，尚且不能立足于儒林，况且书画之末技乎？如果真能专心研习一艺，亦足自立。倘若脱易为之，招摇媚俗，便成了令儒林侧目的斗方名士，慎勿坠入。”因为章炳麟开蒙颇早，十六岁时，章溶便命他赴县学应童子试，谁知，这位初应入泮考试的少年，刚走进设在县学里的考场，竟然晕厥了过去，以至没有能够取得入泮就学的资格。章只得命儿子暂时停止习练作八股文章的功夫，章炳麟如蒙大赦，逍遥地在书房里涉猎起史传和《老子》、《庄子》来。同时，他也开始尝试着学习治经之术，在屡次尝试之后，发现自己习练的治经方法，颇近俞樾一路。
　　光绪九年岁末，中法战争爆发，次年正月，时年十七岁的章炳麟上书李鸿章，请求以外交手段，怀柔西人，以息灭战祸。
　　紧张的中法战事也牵动着孙文的心，他密切地关注着战争的发展，同时他还考察了清王朝的武装力量和军事编制，新闻舆论也是他关注的一个方面，从报纸上他可以洞察到许多信息，这样可以使自己对战争的发展有一个较为准确的判断。
　　这天早晨，孙文趁着吃早饭的工夫，拿起一张香港出版的《循环日报》，边喝咖啡边阅读报纸。报纸上的一则评论文章吸引了他的视线，这篇评论写道：“中法自开战之后，华人心存敌忾，无论商贾役夫，亦义切同仇。由此可见我华人一心为国，众志成城，各具折冲御侮之才，大有灭此朝食之势，人心如此，法夷尚不知难而退，岂欲败亡而后已？”中法战争的结果几乎出乎所有人的预料，由于清军将士的英勇奋战，在镇南关等战场，给予法国远征军沉重的打击，数千法国军人被冯子材将军的部队击毙，连法军统帅尼格里少将也负了重伤。
　　战败的消息传到巴黎之后，舆论大哗，立即导致了茹费里内阁的倒台。
　　在战场上取得重大战果的清王朝，因为通讯手段落后，没有即时得到战斗胜利的消息，加之缺乏外交谈判经验，统治者昏庸颟顸等种种原因，在法国特使巴德诺虚张声势的恫吓下，连忙下令停战。不久就派头等钦差李鸿章在天津与巴德诺签定了《中法新约》，这个不平等的条约又让中国丧失了巨大的国家利益。
　　这场战争的结果，给了孙文很大的刺激，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这岂不是咄咄怪事？孙文感到清王朝已经彻底腐朽，完全不可药救。
　　他在对同学分析清王朝失败的原因时说：“政治不修，纲纪败坏，怎么能令国家不陷于危难之中呢！”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孙文下定决心要倾覆满清王朝，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共和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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