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7册):清(下)》讲述清朝后期外征及被列强侵略之诸战役。具体包括:清征缅甸、安南之战,中英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北京之战、中法之战、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之战。
《中国历代战争史》是蒋介石亲自下令台湾三军大学编撰的一部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通史。1955年,台湾三军大学奉蒋介石手令,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开始着手编纂工作。16年间,一批实战经验和学养兼具的将校军官捉刀执笔,多位各学科造诣一流的教授亲预审校,《中国历代战争史》于1972年面市。后来,台湾各研究机构和多所大学,还包括美国华盛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胡佛研究所等,纷纷致函索求。为满足广泛的社会需要,该书于1975年开始修订,析为18分册,于1979再版。整个修订工作,由钱穆、王云五、陶希圣、蒋复璁、黄季陆、方豪、屈万里、宋晞等学术名家担任指导委员,成就了这部中国战争史的扛鼎之作。
《中国历代战争史》全书结构依历史朝代顺序,分为上古至西周、春秋、战国、秦、楚汉战争、西汉、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夏、元、明、清、太平天国十八个时代,上起黄帝败蚩尤之涿鹿之战,下终八国联军入北京,前后共四千六百多年,分立十八卷。
对每一朝代,先是综合论述,包括地理位置、政治情况、社会状况、国防措施、外交与谋略决策、战略与战术的运用、主要人物的影响等。然后,对每一朝代的重要战役或会战,各以专章论述。先论述战役或会战前的一般形式,战争起因、战场地理形势等,然后详述双方战略指导、作战经过、战略与战术的运用、战后情况等,最后是综合评论。
《中国历代战争史》叙述史实与战事评说相结合,态度严谨,文字典雅,是一部优秀的中国古代战争史的总结之作、一部前所未有的中国军事史鸿篇巨制。至今在汉语文化圈中,还没有出现能出其右的战史著作。
自《中国历代战争史》问世以来,海内外评议纷然,大陆军方得悉后,即令军事译文出版社翻印成书,即大陆1983年版。印成后,只分发军中师级以上将领及军方研究机构。学人偶有得之,或传观,或口述,一时风糜。军事译文翻印之时,将前后附文及蒋介石题签,尽数去除,大陆读者至今未知此书前缘今世。本次引进出版,除将黎明版繁体竖排改为简体横排外,其余尽复旧观,读者将无复疑惑。
本书亮点:
一、专业视野,评论精彩
军方专家的全面届入,使战争检讨有了全新的视野对战争的检讨,讲述每场战争时,最后部分即“申论”,是书中最精彩的部分。比如牧野之战的申论:编纂者经周密论证,认为姜尚助周王训练使用新武器——战车,阵法上亦有中央突破与两翼策应配合。战车速度快极,虽是堂堂之阵,而致有突袭的效果,做战之时,周军以寡敌众,当然志在杀伤,终致敌方前军崩溃。这种解读,既避免了“至仁”与“至不仁”这种无法穷究的论争,也给“流血漂橹”以崭新的解释。这种精彩解读俯拾皆是。
二、重视地理,手绘地图:
军方专家的参预,使本书对军事地理有一空前的重视:一是讲论战前形势时,必将双方地理地形做相当论述;二是绘制了近800幅完密的战争地图。历史是活动的流体,皆依附于凝固的山川大地,前人讲究“左图右史”,即意在不割裂这一体两面。离开地理地形讨论统帅和战将的高下智愚,既失公允,亦失凭据。本书地图,全系手绘,脱胎于军事地图,精确详密,自不待言,亦使本书成为一部让历史真正落到地上的大著。
本书看点
一、对于普通读者而言:
这是一个史迹斑斓、意气纵横的史学天地;一部承载得动中国绵长历史、完美展现先人“故智”的煌煌巨作。
蒋介石手令编纂本书时,初衷是分发军中校官,以提高他们的军事素养。军中校官,学识当然有限,故本书除开学术上的求真求善外,在结构上力求层层展开,语言则务求明晰如话。因史事浩繁,非精炼典雅之文字,难控篇幅,事实上,这种文白相杂的典雅之作,极为精彩,文风略与《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作品相当,绝无难读之虞。
本书号为“历代战争史”,但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历代有作为的君臣良将,皆在战场和政治上扬名立万,本书自始至终,皆以这两把手术刀解剖他们,而不以这六十年来大家所熟知的,以阶级论来划分政治正确或不正确,或以忠奸智愚来将他们分门别类。编纂者抛弃意识形态和标签,务求将他们的政治智慧、军事天才和决然勇气,展示于读者目前。这种极务实的态度,延续了中国历代史家的真正传统。拨开云雾,朗月分外清洁;抛开浮荡,先人的智慧和勇气才显出分外的光芒。
本书编篡者皆民族战争、国内战争的亲历者,亲见本民族濒于绝境,深知立国成事之艰难,对民族感情尤深,对战争的思考尤为痛切,形与笔底,则处处可见这种情怀。本书开卷即指明我先民之苦境,赞赏其战斗精神、手创之灿烂文化。全书之中,对先人均有极大尊敬,排列形势,让读者明了,他们智或有所不及,力或有所不逮,或深陷形势之绝境,失败者当中,不乏真英雄。读者藉此获得对先人的温情、对本民族的认同,获得人生的信心,懂得时时处处宽容他人。
中国历史绵长,史事浩繁,非有大作,无以展现。本书作者名家云集,正是撰写宏大历史的最佳人选。要求得“故智”,却又拒绝大历史著作者,终难以如愿。这种悖论,表现于人生的时时处处——没有人能轻易获得知识,或是成功。
二、对于军迷和军方人士:
这是一部独一无二的旷世巨作,一堂饕餮盛宴。
这套书,填补了《剑桥战争史》当中中国部分的空白,是一部沟通中国历代史作的大通史,因久历实战的将校的参预而精彩无伦。中国历代史家,绝少知兵者,对于战争,常怀有悲悯,不愿对战争做详密介绍,导致有关战争史迹,流散于各种典籍当中,而无专门史著。本书编纂者,将这些史迹,从典籍当中,细细搜选,一丝一缕,详加校订以期至当。21年艰苦卓绝,终沟通前史,成就这一绝无仅有之战争通史。是军迷和军界人士的不二之选。
三、对于政界:
本书堪称政治智慧的源泉。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军事,是一股力量,力量使用与否,在何处使用,却是政治家面临的问题。军事与政治,犹如双手和神经中枢。
全书当中,对政治的重视,一在国际,一在国内。这是本书当中极为赞赏的“蓄虎在山”之政略——以实力压制敌方,而不轻试锋锐,正是求得国际和平、谋取国家利益的无上方略。今日国际,谙于此者屡得大利,眛于此者,屡见催败。
国内政治始终是本书重视的一点。优秀统帅,始终能与豪杰同休戚,政令简而不繁,以公心推于万姓。文景因之大治,元代因之速朽,历代典籍皆屡见不鲜,只不如本书这样明确提出政治战略,而又解读得如此透彻。
书中政治人物,或参预国际纷争,或以上御下,或以下侍上,或平级相处,成功失败的例子不胜枚举。而本书当中对政治人物的品评,极重视政治理想。政界人士细细揣摩历代政治人物的临事机变和政治理想,即可获得相当的政治智慧,和前行的勇气,从而成就自己,为国家谋得福祉。
四、对于商界:
这是一座充满财富的绵延群山。
商场如战场,实非虚言。一公司和一国家,面临同样的问题:同行之间的竞争,人才的获取,人才的驾驭。
春秋战国、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为中国国际竞争较为透彻之时。春秋时齐桓公在管仲的指引下,透过纷繁芜杂的国际纷争,看到了华夏集团的命运,提出“尊王攘夷”的政治主张,从而联合诸夏,外抗夷狄,内息本集团内纷争,开启了春秋五霸的局面,本国所取得的利益,远超其他霸主。管仲堪比行业内极成功的先行者。他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他的国家道德:不临驾与诸夏之上,不取诸夏之财富。透视时势和追求道德,是集团取得财富的最捷径。
求得人才,礼遇和金钱不是唯一的利器。马援到公孙述那里,公孙述极尽礼遇,许以高官,马援断然离去;见到刘秀,刘秀便装接待,马援却决意追随。刘秀的长处,一在于自身的见事明彻,一在于屡申国家大义,极有担当。商界并非单纯的利场,以造福众人之心,以公道之心,贯彻于公司经营,或有意外的收获。
人才的使用,是经营管理的大事。三国时钟会是一代名将,司马昭明知他野心炽烈,仍然用他伐蜀。他认为钟会不但才气过人,且在伐蜀的议论当中,态度最为坚决,有必胜之心。至于平蜀之后,如有反心,则归意甚坚的本国士兵必不为所用,蜀国沮丧之师必不堪用,料无成功可能。管理者在使用人才,不必执着于德才兼备。另外除本身才能外,其信心、决心也应考量。
在商学兴起之前,世上本无商学,大家从事商学,无外对时事的观察分析,或是用前人“故智”。对时世的明彻可称“当下之智”, 是横向的广度;后者则是纵向的深度。大敌当前之时,前沿广大、纵深厚实者,腾挪的余地越大。同理,同时拥有“当下之智”和“故智”,当有更宽广的视野和更多的角度用以观察问题。本书叙论的战场和政治场,正是我们先人最为精彩的表演场,商业者行走其中,悉心留意,商业“故智”随处皆是。
五、对于专家学者
本书是极可靠的资料库,有专业的著史方法和史学观点。
本书材料的采取,取法于《资治通鉴》。编纂者搜罗540余种典籍,然后漫行其中,将有关战史者尽行采撷,经军事专家和史家的共同认证后,才用于撰写之资。故本书不但资料丰宏,且史料均经仔细认证。
本书当中,极重视时代形势和战前形势的叙论,战争的触发、决胜皆以此为依凭。每一论点的展开,皆以论据的铺开为前提。每一史学观点的得出,皆以强大论据为基础,并以战争原理相照映。论据、论点、史观层层相因,丝毫不爽,让读者感觉清晰如绘。
本书史观,未受纤毫意识形态和标签化的影响,尽显军事家的专业性和一流史家的底韵,专家学者可将这些史观与自身的观点对照、碰撞,对史识史才当有良好的助益。
序言一
《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 陆军二级上将 徐培根
人类在数十万年持续不断之生存斗争中,其出现于斗争舞台或消逝而退隐,乃历史上所常见不鲜之事。尼罗河畔之古代埃及人,美索波达米亚草原之古代巴比伦人,在世界早期历史中,均曾有卓然不凡之成就与贡献。但历时既久,其适应力不足以抗御时代之巨轮者,多已悄然褪色,或退出人类斗争之舞台,阒然无闻于世。独我中国之文明,兴起之早,盖与古埃及与巴比伦文明相颉顽,迄今已历五千余年。在此长期之生存斗争中,我国国势虽有时而盛,有时而衰,但至今犹能卓然自立于世界者,此其中当有其长存久持之道。吾人综读此五千余年之历史,细加研求,得二理也。其一为英国近代史学家汤因比氏(A.J.Toynbee)所发见之定则,即艰难奋斗,乃能创造新的文化和文明。汤因比之言曰:
“人类所受严酷之考验,其第一个阶段是由阴入于阳(即由静入于动),其所经过是动的行为,这是人类受到敌人大挑拨(Temptation)而做出的。人类付出其智慧与努力之代价,历尽艰难困厄,最后终于克服敌人获得胜利,遂居于进步前驱之列。”
研究古代文化之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在其所著《文明与气候》(Civilization and Climate)一书中亦有如下之记述:
“许久许久以前,一群无衣的、无居室的、无火的野蛮人,来自热带中温暖的故居,逐步向北方前进,由春季以迄夏末。他们没有想到他们所离开的是温暖之地,直至九月,才于夜间感到砭骨的风寒。一天一天的过去,情形又更坏了。他们不知道原因所在,到处乱窜以期避开。其跑到别处的通通死亡。他们有极少数的人,看到这样刺人的天气无法可避,乃运用人类最高之能力,以从事于有意的发明。有些掘地以蔽风雨,有些采取树枝树叶盖起茅屋,搭起暖床,又有些一取兽皮以裹身。不久,这些野蛮人便朝向文明大步迈进了。裸体的有了衣服;没有房子的有所遮盖;一无储备的则取肉类干制而收拾起来,在冬天并储有硬壳果了。他们调整自己以适应艰苦之环境,终于步步向前得到了生存。”
像这样人类与自然环境之斗争,在中国古代传说上亦有很多之记述,如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木取火,禹平水土,益焚山泽,皆为我国先民与自然环境艰难奋斗之事迹。其间软弱无能者多已归于淘汰灭亡,惟有坚强奋斗者始能继续生存。此可证明汤因比氏研究历史所发见之原则,确为不易之定论。与汤因比氏研究历史所得相同之结论,我国孟子亦有同样之言论。孟子之言曰: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综合孟子与汤因比氏之所论,即所谓“多难兴邦”与“逸豫丧邦”之意。其实世界各民族,每个民族都是经历过许多艰难与困厄,但其胜败存亡迥然异数者,盖非艰难困厄之难易,而在经历艰难困厄时能坚忍不屈,动心忍性与增益所不能之为难能可贵也。中华民族在其长期奋斗之历史中,经历内忧外患艰难之多,无异于世界古文明各民族,而卒能克服艰难卓然自立者,赖有此动心忍性坚忍不屈之民族性也。
其二惟何?则为中华民族之政治思想,竟为天下一家之世界思想也。《尚书?尧典》中首提“协和万邦”。当时所谓万邦,盖即各氏族之众多部落,而使和平辑睦以相处也。从史实上看,中华民族每当兴盛时代,文治武功赫奕,四周邻邦之依附者,完全为仰慕上国文化而贡纳其方物。故邻国之依附,乃为文化之交流,而非武力之征服。而治国者从不以征服异族为荣,反以所治之人民匹夫匹妇不得其所为耻。在统治中,必使各族平安相处,和协辑睦,文化混同,血缘交流,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为中国政治思想之极则。各民族在此恢弘容让之气氛中,如春风和雨之陶冶,自然涵容同化而不自觉,久之遂混化为一个民族,而其利害祸福无有畛畦之分矣。吾人就此五千余年之历史中,当时有所谓夏、夷、黎、苗、猃狁、獯鬻、肃慎、东胡、戎狄、荆楚、百濮、群蛮,乃至鲜卑、匈奴、氐、羌、羯、突厥、契丹、回纥、吐蕃、女真、蒙古、满洲等不胜枚举之各族,今日欲再追寻其痕迹而不可得,而各族之后裔,均浑然同处于中华民族之中而不自知,亦不以此而自外也。此岂世界其他民族之残忍相杀,或近代弱肉强食之理论所可比拟哉?原来世界人类,均属圆颅方趾,其是否同出于一源,固有待于研究与考证,但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莫不尊亲,则属心同理,行同伦也,此为中国大同思想之根源,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大而且久者,盖实赖此一哲理之存在。
再就中国之军事思想而言,所有我国古代兵学,对于用兵之战争均以仁爱为出发点。《司马法》曰:“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太公六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无取于民者,民利之,无取于国者,国利之;无取于天下者,天下利之。”《尉缭子》曰:“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又曰:“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故王者伐暴乱,本仁义也;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所以中国之军事思想以安民利民为目的,而用兵则在诛伐暴乱,拯救人民为事,此与西方兵学家以崇尚杀戮征服者大异其趣。
吾人细读中国五千余年之历史,自原始之众多异族并处,逐渐进于现今之民族混同,盖无一不由前此二理之交互为用,前者出于坚忍不屈,故能历久弥远而卓然自立;后者出于仁爱一体,故能涵容混同而相助相成,二者皆为中华民族所以永存之道也。今就以史例言之,中国开国之初,即有夏黎两族黄帝与蚩尤之战争。当时蚩尤声势之优越,黄帝固以艰难百折,始能获取胜利者,但黄帝既胜之后,夏黎两族相处若一家之人,故两族同化最早。嗣后汤武战胜桀纣,既胜之后,则用夏变夷,翕然同化。后至汉唐宋明各代,亦无不皆然。由以上之史例以观,诚可证明中华民族之永存,实由于上述坚忍与仁爱之两种民族性之交互为用,而又交互相成之功。
研究中国全部历史,若只求其兴衰之道,则不免偏于政治与军事之细节,而忽略其政治思想之弘大;若只求其文化之弘大,则不免驰骛哲理,形成高远之政论,二者皆未能阐明民族精神之所在。而我国历史文化载籍浩繁,欲研求此种事理,则整理过往之史料而使成为一种有系统之记载,殆为今日史家重要之责任。况当现代,世界已进至卫星飞弹氢弹钴弹时代,人类已濒临毁灭之边缘,则中华民族之卓然长存与涵容混同之史迹,殆可为世界人类和平永存之借镜。则斯编之辑,不仅可为中华民族后人在此剧烈竞争之时代中,知所以自处之道;抑且可告知世界人类,残忍相杀,终非永存之唯一途径,而翻然有所改变,斯则世界人类共同之福祉也。
余等奉命编纂《中国历代战争史》。战争本为当时政治之一部份,因之从事于各代政治作深一层之研究。历时数载,涉览载籍至数百十种,浸润既久,逐渐发见中华民族所以历久永存之理。深信此理不仅为中国历史之宝典,抑且可为世界人类和平永处之药石。故提其要点,垂涕而道,语重心长,不觉其言之深也。全书既将完成,乃以此意为之序,良可用以勗勉国人,使知所以自励;亦所以贡献于世界,借以增进共勉之道。
中国历史典籍浩繁,史料丰富,而编者限于智识与时间,其取舍之间,常以与当时政治军事有关者为范围,因之其谬误与遗漏在所难免,深望海内贤达,时加指正,则不仅本书之幸,编者同仁亦深得裨益焉。
修订序言
“三军大学”校长兼《中国历代战争史》修订委员会主任委员 陆军二级上将 蒋纬国
本书系综合记述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生存发展之战争史,为“三军大学”奉蒋公手令所编纂。近以公开出版,传诸于世,本校为慎重其事,特组设修订委员会,校订内容,增编索引,调整册次,统编目录。纬国忝为主任委员,深感此一巨著之传世,对其编纂与修订之缘起及经过概要,应首加说明,以供读者研究本书之参考。
1955年10月1日,蒋公以(四四)机密甲字第八十三号手令,指示“国防大学”(本校之前身)编纂中国战争史。“国防部”于同年十一月二日以孝孔字第五○号令将此手令转饬本校。
手令要旨谓:“中国古代战争史应在‘国防大学’专设研究小组,并聘文学历史学者对于战史特有研究者,参加研究与编纂,此可与张其昀‘部长’切商实施。”编纂中国古代战争史,以阐扬中华民族坚强之奋斗潜力与立国精神,并融汇与启发中国之战争思想及战争艺术,用意至为深远。
本校为执行此项研究与编纂工作,于1956年1月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遴选对兵学及战史富有素养之将校担任撰稿,并聘请名史学家指导与审校。此项编纂工作直至1972年5月,全书方告编印完竣,历时凡十六年有余,盖为力求内容臻于严谨周密。
本书印制后,大部分分发军中干部阅读,以增进其对中国战争史之认识,磨练用兵修养;一部分赠送教育文化团体、学术研究机构及学者,以扩大学术思想之交流。数年以来,颇获各方赞许,并纷纷来函索阅。本校鉴于编著书籍在供人阅览,传播思想,故特将本书公开出版,以广流传。使此宏富之中国战争思想,更能发扬光大。
我国历史悠久,文物丰富。本书从浩繁之史料中,整理研究,融汇精练,编纂成体系一贯,系统分明之战争史。对每一朝代,首先综合论述其全般大势,包括:地理形势、政治情势、社会状况、国防措施、外交与谋略决策、战略与战术运用、主要人物之影响等,由此以明了该一朝代之全般情势及盛衰得失。对每一朝代之重要战役或会战,则各以专章论述。在每一章中,则先论述该一战役或会战前之一般形势、形成导因、战场地理形势等;然后详述双方战略指导、作战经过、战略与战术运用得失、战后情况等;最后对该战役或会战加以综合申论,以检讨其成败,并引战争原理原则相印证。由此以吸取战史之教训,启发战争指导之智慧。
本校依据过去编纂及今日修订本书之体认,深感对我国古代战史之价值,应在此加以阐述;对欧美人士曾有误解我国战史者,应在此加以辨正,俾使史实之真谛易于发扬。过去我国史书上对战史之记载,常偏重于战争理论;对执行战争之方法与技术,则散见于各种记载中,零碎片断,难于寻觅。因而使人认为我国战史缺乏人、时、地、物之精确数字,疏忽作战行动之详确空间与所用之战具。此或由于史书成于儒家之手,而儒家重“王道”,轻“霸道”,避免渲染战争之杀伐行为,有以致之。更或由于古代史学家认为战争哲理可以持久,而战争之方法与技术,随力量、空间、时间之不同而变化,难以为训。至于野战战略方面,或因秘而不宣,或因写史者未能体会,故多未作有系统之分析,或仅作语焉不详之记载。后世之兵学家与史学家,亦鲜有致力于搜集此等零散之史料,未能专力研究整理而补充之。欧美人士以现代之眼光看我国古代战史,每认为我战史空泛,而轻视之。本校编纂本书时,对人、时、地、物之考证,曾力求详确;并根据当时之情势,作合理之研判,以求弥补(凡研判者均注明系研判所得)。本校依据编修本书二十年来之体会,认为我国古代战史用现代纯军事观点视之,虽有若干缺陷,但在战争理论与指导上,则极具价值,如建国大政、国防经营、建军制度、战争策划、战略与战术之运用等,皆有丰富之经验与辉煌之成就,实具有永恒之学术价值。
尤有进者我国有悠久光荣之历史,地广民众,雄居亚洲要域,以此背景缔造之战争史实有其独特之价值,简言之,概可以大战略、国家战略、军事战略、野战战略及战术等四项说明之。虽然在我国古代战史中,未曾明列此等项目,但其内容均有包涵,只不过以不同之术语与辞句表达而已。为使研究我国古代战史者,易于与现代之战略区分发生连系,故特以此四项阐述之。
第一,在大战略方面:我国过去各朝代对大战略之运用极为讲求,尤其在纷乱之时代,常有突出之表现。所谓大战略,亦即友邦间为谋求共同目标而发挥统合力量之战略。至当代各种战略之定义已另撰《为战略正名释义》,刊于本书第十八册之末。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中原诸侯与楚、秦之斗争,各邦国大战略之运用,已极具战争艺术化之能事。其中如春秋时代,晋、齐、秦联盟以破楚之城濮之战,秦、楚联盟以对抗晋、吴联盟所形成之长期争霸斗争;战国时代之苏秦合纵以抗秦、张仪连衡以破六国等,即为显著之史例。诚然,各朝代对大战略之运用,巧拙有别,因而产生不同之结果。但我国历史学家对此等历史事实之评述,则几乎抱有同一之观点,即赞誉信守国际道义,并称许长治久安之政治与军事战略;对于国际间之背义或暴虐行为,必力加谴责。
第二,在国家战略方面:我国过去各朝代虽无政治战略、经济战略、心理战略及军事战略等名词,但其运用多能讲求配合。所谓国家战略所包涵之政治、经济、心理及军事四略,过去尝统称之为政战二略。惟近代国家事务日形繁杂,仅政略与战略两词,已有不够明确之虑耳。我国过去特别重视行仁政,讲信义,安民居,裕民生,以奠立政治、经济与心理战略之基础,而军事力量之运用,旨在以战止战,保障和平。虽然在我国悠久之历史中,各朝代对国家战略之运用,常因帝王及其将相之观点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历史事实指出一项规律,即凡能统合运用总体国力,且以“仁爱”为出发点运用军事力量者,必国强民安;反之,必国破民困。秦、隋二代于统一之后,均拥有强大之武力,但却为我国历史上之短命王朝,即为显著之例证,其败亡之因果关系,值得引为戒鉴。
第三,在军事战略方面:我国过去甚重视建设边疆之防卫城塞,并配合以富有机动性之强大武力。以城塞防卫基地,以求国防之强固持久;以机动武力打击敌人之武装力量,以求国防之安全。如现仍存在之“万里长城”,即为过去国防建设之遗迹;汉、唐及元代之强大骑兵部队,动辄驰骋数千里而作战,即为军队机动性之例证。我国历史证明,当国家具有统一且富有机动性之强大武力时,则常形成强盛、繁荣、幸福之时代;当武力分割,或军队之机动力丧失时,则内忧外患随之而起,常形成衰弱、贫困、痛苦之时代。历史铁证,历历在目。
第四,在野战战略及战术方面:我国过去用兵,极重视先期之准备,欺敌之运用,又极重视政治与心理方面事先创建优越之情势。认为战争指导者应谋“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胜兵先胜而后求战”;主张“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主要之用兵思想。因此,我国过去用兵较为重视“间接路线”,其战例之多,不胜枚举。但我国过去用兵亦有主张“直接路线”者,讲求毁灭战,谋求在会战中歼敌主力,甚至“屠城”,以求解决战争。例如:武王伐纣,“血流漂杵”(《尚书?武成篇》);周公东征,残灭奄国(古《竹书纪年》);并曾毁灭数百年之殷都成为麦田(箕子《麦秀之歌》);项羽用兵常取攻势,专寻求敌人之主力而击灭之;元代军队攻取敌人之城镇后,常借“屠城”以彻底毁灭敌人等皆是。上述用兵思想之运用,在我国古代已有极成功之表现,缔造出许多典型之战例。如:
□晋文公诱楚军深入,以击败楚军之“城濮之战”;
□晋军伏击,各个击灭秦军之“殽函之战”;
□晋军集中优势兵力于左翼,以击败楚军之“鄢陵之战”;
□吴军以欺敌及奇袭,击败优势楚军之“鸡父之战”;
□越军于削弱吴军后而致胜之“笠泽之战”;
□齐军以逸待劳,战胜魏军之“桂陵之战”;
□齐军以减灶诱敌而战胜魏军之“马陵之战”;
□齐军以欺敌与奇袭,战胜优势燕军之“田单复齐之战”;
□秦将白起利用地形,歼灭优势韩、魏联军之“伊阙之战”;
□秦将白起先截断赵军补给线,彻底歼灭赵军之“长平之战”;
□韩信于夏阳偷渡奇袭安邑,获致全胜之“灭魏之战”;
□韩信行背水阵,以欺敌与坚忍击灭优势赵军之“井陉之战”;
□韩信利用和平攻势,奇袭破齐之“临淄之战”;
□韩信以欺敌分散敌军,乘敌半渡而击灭优势齐楚联军之“潍水之战”;
□韩信以完全包围歼灭楚军之“垓下之战”;
□唐太宗先截断敌之补给线,而击破强敌刘武周之“柏壁之战”;
□唐太宗运用内线作战,先击灭敌之援军,终于迫使王世充投降之“洛阳之战”;
□唐代李靖以机动与奇袭击灭萧铣之战;
□唐代李靖以远程追击歼灭吐谷浑之战;
□宋初李继迁以面吃点获致胜利之“灵州之战”。
本书中包括我国历代重大战役及会战五百余次。上述举例仅乃一小部分而已。
举世皆知之《孙子兵法》一书,实乃我国春秋时代用兵艺术之归纳。其中每一用兵之原则与法则,均有实战之背景为其依据。此书为古今中外所尊重,欧美人士更视之为东方用兵思想之代表,由此可见中国用兵思想之宏富与完备。
本书此次修订之主旨,在求内容正确,阅读方便。为求慎重,特敦聘学识渊博,著作丰富之名史学家(以姓氏笔划为序)王云五先生、方豪先生、宋晞先生、屈万里先生、陶希圣先生、黄季陆先生、蒋复璁先生、钱穆先生等为指导委员。承诸位热心指教,解疑释惑,使本书之修订受益良多。
本书之修订工作为求有效执行,特聘请对历史及兵学深具素养,且有丰富著作之李震教授、陈廷元少将为修订委员,执笔修订。陈廷元将军负责设计修订出版之全般构想,主编增加之资料,协编索引。李震教授主编索引,协编增加之资料。至于内容之校订,则两位共同负责逐字逐句精校。由于两位修订委员在本书编纂时已担任重责,深悉本书之内容,故于修订工作上得收事半功倍之效。其发挥高度热诚与智慧为本书所作之贡献,将随史页而长存。
本书自编纂之始,迄今修订出版,多承前“教育部长”、今“中华学术院”院长、“中国文化学院”创办人张其昀博士之指教与鼓励,敬致谢忱。
本书之出版,承黎明文化事业公司鼎力支持,此种友谊实足珍贵。
本书此次修订出版,虽力求严谨周密,然以内容如此广博,包含之时程如此长远,遗漏与谬误之处仍所难免,深望海内外先进,惠予教正。
第二十二章 征缅甸之战
缅甸古朱波国,汉称之为掸国,唐称之为骠国,宋、元称之为缅。宋宁宗(1195年~1224年)时始通中国。元世祖(1260年~1294年)遣兵三征之,责赋贡而还。明初置宣慰司,后为边患,参将邓子龙、刘讨平之。明末永历帝奔其国,缅执之以付清军。乾隆十五年(1750年)入贡于清,自称缅甸王,愿充外藩。旋其国内变不已,各部分争,中国边吏偏袒招怨,遂兴兵犯边。
清出军征缅甸,第一役将军明瑞无功战殁;第二役经略傅恒深入亦无功而退。时暹罗归附中国,缅甸惧再讨,遂欵关入贡请为属国。
第一节 滇南诸国与中国之关系(参看附图17-719)
一、滇南诸国
云南省以在云岭之南得名,境有滇池,故别称曰滇,古百濮之地也。秦称西南夷有滇国,汉置益州郡,后汉析设永昌郡,治不韦(即今云南省保山县北三十里凤溪山),辖西部八县。三国蜀汉又析设云南郡、兴古郡、梁水郡。改益州郡为建宁郡。至唐则没于南诏,号大礼国,拥有滇省及滇南诸国地。五代时大礼国改称大理国,元朝灭大理国,立云南行中书省,以炎热不欲南征,滇南诸国因得纷立。是滇南诸国皆与大理国有传统关系。
横断山脉由青海、西康境南迤入云南,其河流经云南者有四:由云南东流入四川者为长江;由云南向东南流者为澜沧江,其下流为湄公河;由云南向南流为怒江,为迈立开江,其二者之下游即缅甸境内之萨尔温江与伊洛瓦底江,南流入海,即《禹贡》所云“黑水南入海”之路也。
百濮为中国古国族之一,居此四大河之中游,初见于《书经》之《牧誓》,继见于《左传》文十六年,初助武王伐纣,后助周伐楚,是周代之拥护宗周之诸侯。《文选》左思《蜀都赋》中言:“于东则左绵、巴中、百濮所充。”是百濮人东出长江之一支人数颇众。其百濮沿澜沧江、怒江、迈立开江而下者,古史无记载,当与苗、蛮、傜、倮、僮、越诸人相合作,而建立滇南各国者。如古之越裳、朱波、西甄、百粤、南越、哀牢等国皆建于大礼国(即大理国)之先,汉武帝移吕嘉子孙宗族于永昌郡之不韦县,系因哀牢国内附,以其国土所设之新郡也,有移罪民以实边之意。三国蜀汉诸葛武侯南征,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对南中叛者首领孟获,有“七擒七纵”之传说,至今缅甸境内多诸葛亮庙及诸葛营、诸葛井、诸葛岭、诸葛桥、诸葛寨、诸葛坝等地名,竟有土戏“八擒诸葛亮”之剧,足征诸葛武侯对缅北地方有深厚影响,或志书所谓“不设官,不留兵,不运粮,纪纲粗定”之地,即今缅甸北部也。盖今云南省境内蜀汉时已设置永昌、兴古、建宁、梁水四郡分辖有四十七县,并未有“不设官,不留兵”之地,有之则必不在云南省境内,而云南省境外必东不及老挝(今寮国)、交趾(今越南河内)、扶南、林邑之境;西不及布鲁克(今不丹)、莫卧儿(今印度)、西藏,故其地必缅甸之北部也。
晋初在交趾郡(治今越南河内)西北设置新昌郡,治在麋冷(即今越南富寿),以与在云南之兴古郡相连接,老挝之大部,亦归入晋之版图。及五胡乱华,孟获之旧部从军蜀汉,落户在汉中之蛮族李氏,有李特、李庠、李流者,因厚结流民,转入四川,后李特之子李雄在成都称王后二年(606年),遂称皇帝,是为蛮族中在中国称皇帝之第一人。其先人为孟获部属,其后人败后又逃入缅北,是当为缅甸人无疑。(震补按李氏是氐族,与南系之孟获族有无关系待考)
隋朝平定林邑(今越南南部),以其地设比景郡(今越南顺化)、林邑郡(今越南广南)、海阴郡(今越南金兰湾附近),其境西邻真腊(今柬埔寨)、占婆(林邑王之余地在今越南最南部)、堕和罗(今泰国)、骠(今缅甸)、南诏(在今云南省)。自唐至宋,南诏改为大理国,隔开中原与骠国(缅甸),至元灭大理征缅国,明朝始以骠国称缅甸。
二、明朝开发西南
云、贵一带,虽早在秦汉部分地区已置为郡县,但自唐中叶后,南诏国逞强,改为大理国,将不从其命之苗傜等人,多由云南赶入四邻地区,故影响于贵州、广西、安南、老挝(罗斛)、缅甸、莫卧儿(即印度)、乌斯藏(即西藏)之人口移动量者甚大。元人灭大理国,云南改设行中书省,贵州之地则属于湖广行省,对云南省四周之地区但设宣慰使、宣抚司加以羁縻而已,未能恢复汉朝之郡县。明初以国族主义号召全中国,故贵州、滇南、滇北、滇西诸宣慰使司相率归附,仍使原官世袭,不置郡县,至永乐十一年(1413年)思南宣抚田宗鼎,于思州(今贵州省巩岑县)宣抚田琛,互相仇杀,聚族械斗,不受朝令禁制,明廷乃派卫指挥佥事顾成,率五万兵前往执二人送京师,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设贵州布政司,以长官司七十五分隶之。其后相继筑城、开路,贵州开发,渐比于内地之各省,而滇南、滇西等地,则仍由土官世袭为治。
明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平定云南三十七路。十六年麓川(今印度雷多以东至更的宛江一带地方)土酋思伦发归降于明。洪武十七年明以其地置麓川军民宣慰使司,治孟关在今更的宛江南;平缅军民宣慰使司,治孟养(今密支那)。翌年思伦发受蛊惑而又叛明,率众寇景东(云南省今县)。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又寇新平、蒙化(皆云南今县),旋为明军击破,率残众南逃至缅甸,遣使入贡,谢罪请降,明允其回麓川为西部土司。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思伦发之部属刀干孟叛思伦发,思伦发逃入云南,向朝廷求救,明太祖命沭春讨刀干孟,并送思伦发归。刀干孟拒战于南甸(即今云南腾冲西南之大镇),失利败北,至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沭春终擒之,以送思伦发回缅北北部之麓川,仍为麓川军民宣慰使司之土司。
明宣宗宣德三年(1428年),思伦发之子任发袭父土司职,发兵侵犯南甸,明以在交趾及四川正用兵,故未力剿。至英宗正统六年(1441年)乃以兵部尚书王骥,发诸道兵讨思任发,大破之,斩首五万级,思任发南逃缅甸。明军退,思任发之子思机发再据麓川,并与缅甸国之兵共陷孟养(即今密支那)。明军于正统十三年(1448年)再攻麓川,翌年下孟养,思机发西逃。明总督军务王骥,乃立石于伊洛瓦底江西岸为誓曰:“石澜江枯,尔乃得渡!”后思机发至碑下不敢渡江而去。(引夏燮《明通鉴》卷二十四页九七四《文啸亭杂录》卷四《缅甸归诚本末》页三六八)
缅甸于明初已称臣入贡,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在缅甸设置缅甸军民宣慰使司,使其酋任宣慰使,明世宗嘉靖初(1522年),孟养酋与木邦(在今缅甸北部即今甘布鲁)酋联兵,攻杀缅甸军民宣慰使莽纪岁,分占缅地。莽纪岁之子遣使请明出兵为讨贼,惟时贵州、粤西皆有苗人为乱,明将王守仁欲讨平苗乱后,再为之进讨滇西、缅甸之乱。及苗乱已平,而王守仁病卒。莽纪岁之子莽体瑞乃自力起兵收复其父之旧地,后势渐强,吞并其附近诸部,因怒明未救其难,不入贡,并与思机发联兵犯边,自称西南金楼白象王。及传位其子莽应里,有不臣之志,时明陇川(即今云南西部盈江南之县)宣抚司室岳凤擅权,诱之入寇,陷顺宁(今云南省澜沧江西之县)、施甸(今云南省怒江东保山南之一镇),进窥腾冲(今县)、永昌(即今保山县)等地。明命参将邓子龙、游击刘,击之退,然后命刘率兵出陇川(即今云南瑞丽县北)、孟密(在今缅甸南坎之东)、腊戍(即今缅甸腊戍)而南下,以讨莽应里之叛至于阿瓦(AVA即今缅甸之曼德勒城),军到围其城,缅甸占据孟养、蛮莫(即今八莫)等兵将,皆弃守以回救其阿瓦都城,明军始退还。缅甸各部乘明军之退,又起兵以攻孟养、蛮莫。万历十九年(1591年)明云南巡抚陈用宾发檄约暹罗(即今泰国)以夹攻缅甸,缅甸军又为明将万国春所击破,缅甸始不敢内犯。故明朝开拓云南省西至大戛河流域及更的宛江上游,西南至密支那、八莫、腊戍、班羊、南卡江、景河,以与缅甸为界,而缅甸则时降时叛之宣慰使司地方也。每降时则全缅甸为明版图之一部。
故缅甸对明朝廷是臣属,亦是叛命者。
第二节 战前一般形势
一、清取明永历帝于缅甸
缅甸国东有老挝(即今寮国)、景迈(今泰国西北部)、暹罗(即今泰国)等国;南有白古国(在今仰光之北名北古者为其旧城)与南掌国;西有阿罗汉国(即今阿拉干山西地方)、阿撒毋(即今阿萨密)、榜葛剌(在今东巴基斯坦之孟加拉)等国;北邻中国之云南及西康、西藏。在明末清初之时,莽应里乘中国中原大乱,拥有洞吾、古剌、木疏(即今甘布吾)、木邦(即今腊戍)、孟艮(今锡箔)、耿马、孟密(今杰沙)、孟养、新街(即今八莫原名蛮莫)、孟拱等十余部,绝长补短,地约三千里,乃自称缅甸王。
南明桂王成为永历帝之后,失败于贵州之安龙,逃奔云南,转由滇西登舟,顺伊洛瓦底江以逃入缅甸之瓦城(即今曼德勒)。南明护驾大臣李定国,在云南与清将吴三桂作战失利,率军由怒江之西,向南退入缅甸之东北部。闻缅甸王已看守永历帝于距瓦城五日程之赫硁地方,住以草屋,遇之极薄,且令其从臣皆侍奉缅甸王等情形,定国官兵闻悉此情,大怒,乃命白文选由木邦进攻瓦城;分诸部取孟定、耿马、猛缅、孟艮等土司地以据之。因进兵与白文选合力攻打瓦城,欲以迎永历帝出。瓦城中请葡萄牙人用西洋枪炮以行助守,不能克而退。旋因缅甸政变,缅王弟莽应时杀缅王而自立,更虐待永历帝君臣。李定国乃遣马九功约会古白(在缅甸之南今仰光北古白城)、暹罗二国共出勤王之兵,夹击缅甸,事成共分其地,此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事也。时吴三桂欲为满清建其不世之功,乃请讨永历帝及李定国于缅甸,以息边患。乃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与清内大臣爱星阿,两路进军缅北,追白文选而降之,然后直进军以逼阿瓦城下,缅甸王因执明永历帝、马太后、皇后以下之明君臣,献于清军,以投降满清。李定国因古白、暹罗二国方出兵途中,闻缅甸降清,永历帝被执,乃谋截夺未成。古白、暹罗二国之军因失望而还。康熙元年(1662年),吴三桂弑永历帝于云南,李定国在猛腊(今腊戍之东)知不能成志,忧愤而死。其部属因割据缅甸数部地,自称桂王军,缅人后呼之为桂家,清人则称之为贵家,后成为桂家土司。
后吴三桂举兵云南,倡“反清复明”口号,缅甸大惧,不敢助清亦不敢助吴,对清朝不臣不贡者六十余年。雍正九年(1731年)缅甸与景迈国(在今泰国西北部古称八百媳妇国,与缅甸同为明宣慰使司)交哄,景迈国遣使至云南普洱(即今云南宁洱县)见云贵总督鄂尔泰,求入贡,视之如南掌(在今寮国与泰国间,古称白肚掸,国曰揽掌,都于湄公河南隆勃拉)、暹罗之同为属国为请。时鄂尔泰正全力整饬群苗,知其国远在南边外,且与缅甸为世仇,不暇遣兵助之,乃婉言劝其和睦敦邻,而辞其贡。时缅甸亦密遣人到车里土司(即今云南车里县),探听清军有无南进动向,闻及景迈求入贡已被清大臣谢却,报知缅王,缅王以为满清犹念其执献南明永历帝之功,故不助景迈以攻己,大喜,心德满清,乃扬言缅甸来岁亦即入贡于清。于是缅甸王发兵二万攻景迈,而贡竟不至。
二、缅甸之请为外藩
缅甸都在阿瓦城(即今曼德勒),乾隆初年(1736年)已兼有十三路,南路近海为洞吾、古剌、白古;北路孟密(今王沙)、孟养(今密支那)、孟拱;东路木邦(今腊戍)、孟艮(今锡箔)等地,则接近中国。其北路孟密之蛮莫新街(即今八莫)、老官屯(即今杰沙),为由大金沙江(指长江上游)达阿瓦之道,即自滇北至永昌(今云南保山),经腾冲、盈江,西山虎踞关外,此明永历帝舟行入缅之路也。东路木邦、孟艮,在耿马土司地区及滚龙江之西南,直萨尔温江边外,地势稍平,乃李定国、吴三桂趋兵入缅以进攻阿瓦城之路也。在木邦(今腊戍)、孟艮之间有葫芦国,酋长曰蜂筑,掌世传之铁印,文曰“法龙湫诸木隆”,居木城草房中,戴金叶帽,着花衣,跣足。其人民皆山居穴处,以布缠头,敝衣短裤,刀耕火种,兵器惟刀标弓弩,缅甸人呼之为卡瓦族,为一独立邦。地多银矿,有中国石屏(云南省今县)人吴尚贤,得卡瓦酋长蜂筑许可,招云南人在其境开采银矿曰茂隆银厂,成效大著,聚众至数十万人,每有盗警,吴尚贤即亲率其银厂兄弟出战,故邻邦不敢侵犯之。吴尚贤既富可敌国,乃用卡瓦酋长名义,上书云南总督,请以矿税岁额银三千七百两作贡,求内附为中国属国,以求保护。吴尚贤更求建功异域,乃往游说缅甸王,使上表请贡。乾隆十五年(1750年)七月,缅甸王莽达拉,遂因吴尚贤之介绍,进金宝塔及各色驯象于清,愿充清之外藩,其表文以金银二钺篆刻而成,文曰:
“缅甸国王莽达拉谨奏:盛朝统御中外,九股承流,如日月经躔,阳春煦物,无有远近,群乐甄陶。至我皇上德隆三极,道总百王,洋溢声名,万邦率服。缅甸近在边徼,河清海宴,物阜民和,知中国之有圣人,臣等愿充外藩,修诚致贡,祈准起程由滇入京,仰觐天颜,敬聆俞旨!”(引《文啸亭杂录》卷四,《缅甸归诚本末》页二九六至二九七)。
时云南省接得吴尚贤之禀帖,已召集道司会议。或以为鞭长莫及,难以善处,而边境之敉安,原不问乎远人之宾服也。而巡抚图尔炳阿,乃据吴尚贤禀词,并缅甸表文入告朝廷。旋得旨准缅甸入贡,并规定一应接待事宜,俱照各国贡使例。是年十月缅甸入京之贡使回滇,而缅甸内部则发生内乱。吴尚贤又以中饱银厂税课之罪名,为云南总督陷狱中病死。于是,吴尚贤所经营之茂隆银厂由此解散。桂家(亦称贵家即李定国遗部)因此兴盛。
三、缅甸内部之变(参看附图17-720)
乾隆十六年(1751年),缅甸国南部之白古都,号召伊洛瓦底江上流部反叛缅甸,攻其王都阿瓦城,杀缅王莽达拉,立莽哈祖为缅甸王。木疏(即今甘布鲁)部长雍藉牙起兵抗之,相战二年,克阿瓦城,篡莽氏缅甸王位,雍藉牙自立为新缅甸王,南平白古,西降阿撒母(即今印度之阿萨密省),缅甸旧属诸部相率归附,独桂家与木邦两部,犹拥故国名义与相抗。
雍藉牙既自立为新缅甸王,乃上奏清廷,请求入贡为外藩如旧王时,并称其祖先雍由,于汉和帝永元九年(97年)受印绶为木疏王,相传千七百载,为中国守边,中国应叙其劳允其请。清廷以其来由有自而许之。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雍藉牙死,其子雍纪觉嗣缅甸王位,以莽氏外甥故,乃改姓莽以收国人心。然缅王与桂家部长宫里雁(亦书作古利宴)、木邦部长罕底莽,相战仍未已。雍纪觉聚各部兵以攻龙川江(在今缅甸东部),大破宫里雁于波龙(在湄公河之西),宫里雁率桂家部残众北逃近中国边之孟连土司部(在今南卡江之南),而木邦部亦大败。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宫里雁请求内附,云南总督吴达善闻宫里雁家传有七宝鞍,必索以为酬方可。宫不与,吴即令孟连土司放逐之。会永昌(今云南保山县)县石牛厂周彦青以开银矿召宫里雁往为勘查,宫里雁乃留妻子旧部千余人于孟连土司而往。
孟连土司刀派春欲求媚于云南总督吴达善,乃先分宫里雁部众于各寨,置宫里雁妻囊占及二女于孟连城中,日索宫里雁家产及妇女以献吴总督。囊占知不免时,乃手刅孟连土司家三十余人,纵火焚其寨,率众转入缅甸东部,宫里雁犹不知也。永昌知府杨重谷,欲以宫里雁为功,乃佯遣人迎迓,监之送省。布政使姚永泰谓孟连之变,宫不知情,且宫为缅酋所忌惮,今代缅甸戮其仇,似为不可。而按察使张坦麟仰总督鼻息,则固欲坐以同谋之罪,审拟正法。吴达善以索贿不遂,固切齿于宫。及是遂袒张,于是年十月杀宫里雁于云南。缅甸人闻之,知满清边疆大吏举止失措如此,皆轻视之如粪土,遂生犯边之志。宫里雁之妻囊占,闻其夫被冤杀,乃在缅甸改嫁于缅王之弟孟驳。吴达善传檄缅王以索之,缅人因大恨清之官吏,遂遣人分向各土司传扬清吏之贪赃枉法,劝各土司脱离清朝统治,归附于缅甸国,以共攻此害民之贼官。于是云南境内外各土司,多改向缅甸王纳贡,缅甸王更不时派兵向贡清之土司讨伐。吴达善惧启边衅,戒官兵避之勿与战。
乾隆三十年(1765年)缅甸王雍纪觉死,其弟雍孟驳立,改嫁王弟之宫里雁妻囊占,斯时已为王妃,因怨孟连,更怨中国边吏,乃助其后夫孟驳以略定西南之结些、白古诸部落,然后乃嗾使孟艮酋侵犯车里(云南今县)土司。并扬言将渡滚龙江(指澜沧江),以收普洱(今云南宁洱县)、茶山(云南宁洱北无量山)诸土司之地。时吴达善已移督川陕,清以刘藻督云南。刘藻不知兵,地方承平日久,兵多未练,及刘藻发兵拒战,总兵刘得成、参将何丰诏、游击明浩等分防潞西(云南今县)、云县(云南今县)、普洱府(今宁洱县)境上,三路皆大败,总督与巡抚常钧束手无策,刘藻乃自刎以死。清廷诏大学士杨应琚自陕甘移督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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