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学术探索的议题和领域无比广阔。“空间”及其转向的学术史文化史与时间观念相互辉映生发，具有着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和带入一种新视野的丰富可能性。《中国艺术学文库·博导文丛：心中的风景》一书努力建立在这种历史视野与时间空间基础之上，对作者个人性的学术文化活动做了一次成功的“重返”。全书接通历史，呈现社会和心灵的真实，按内容分为四辑：一、影视之维；二、文学与理论；三、批评之批评；四、历史的长影。入选文章系作者有代表性的电影人物评论与影视史论文章、作家批评家研究及散文、随笔，从中既可看出作者的研究足迹，亦反映了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21世纪始这一较长历史时段时代观念的嬗变与演进的轨迹，富有学术和思想价值，别有魅力。
《中国艺术学文库·博导文丛：心中的风景》是一本有关电影、影视评论的学术文集。《中国艺术学文库·博导文丛：心中的风景》分为四辑：一、影视之维；二、文学与理论；三、批评与批评；四、历史的长影。文章系作者有代表性的电影、影视人物评论与影视史论文章、作家批评家研究及散文、随笔，从中既可看出作者的研究足迹，亦反映了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21世纪始这一较长历史时段时代观点的嬗变与演进的轨迹，富有学术和思想价值。
在艺术教育的实践领域有着诸如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央关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舞蹈学院等单科专业院校，有着诸如中国艺术研究院、南京艺术学院、山东艺术学院、吉林艺术学院、云南艺术学院等综合性艺术院校，有着诸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综合性大学。我称它们为高等艺术教育的“三支大军”。
而对于整个艺术学学科建设体系来说，除了上述“三支大军”外，尚有诸如《文艺研究》《艺术百家》等重要学术期刊，也有诸如中国文联出版社、中国电影出版社等重要专业出版社。如果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架设了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的“中军帐”，那么这些学术期刊和专业出版社就是这些艺术教育“三支大军”的“检阅台”，这些“检阅台”往往展示了我国艺术教育实践的最新的理论成果。
在“艺术学”由从属于“文学”的一级学科升格为我国第13个学科门类3周年之际，中国文联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朱庆同志到任伊始立下宏愿，拟出版一套既具有时代内涵又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艺术学文库，以此集我国高等艺术教育成果之大观。这一出版构想先是得到了文化部原副部长、现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同志和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副局长、现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邬书林同志的大力支持，继而邀请我作为这套文库的总主编。编写这样一套由标志着我国当代较高审美思维水平的教授、博导、青年才俊等汇聚的文库，我本人及各分卷主编均深知责任重大，实有如履薄冰之感。原因有三：
一是因为此事意义深远。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其中重要一脉当为具有东方气派、民族风格的艺术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而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则是中国艺术。从孔子、老子、庄子到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再到朱光潜、宗白华等，都留下了丰富、独特的中华美学遗产；从公元前人类“文明轴心”时期，到秦汉、魏晋、唐宋、明清，从《文心雕龙》到《诗品》再到各领风骚的《诗论》《乐论》《画论》《书论》《印说》等，都记载着一部为人类审美思维做出独特贡献的中国艺术史。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艺术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因此，我们出版这样一套文库，就是为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并密切联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以哲学精神为指引，以历史镜鉴为启迪，从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学科体系。艺术的方式把握世界是马克思深刻阐明的人类不可或缺的与经济的方式、政治的方式、历史的方式、哲学的方式、宗教的方式并列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因此艺术学理论建设和学科建设是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必须。艺术学文库应运而生，实出必然。
丁亚平，我国首届电影学博士。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北京电影学院电影研究基地常委；中国电影“华表奖”、电视“金鹰奖”、“五个一工程”电影奖、数字电影“百合奖”等多个奖项的评委。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青年课题、年度课题、国家重点项目，并获国家广电总局部级社科研究项目、中国艺术研究院重点科研项目。作为中国电影史学者，积极参与国际及亚洲电影交流，曾赴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丹麦、韩国访问研究及讲学；多次赴香港大学、香港电影资料馆进行学术交流并担任主讲教授。主要成果：发表学术文章三百余篇，共计两百余万字；出版专著《艺术文化学》、《影像中国——中国电影艺术1945—1949》、《老电影时代》、《电影的踪迹——中国电影文化史评》、《影像时代——中国电影简史》、《中国当代电影史》等，共计12部。担任全园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中国电影》、《电视艺术》主编。此前，亦曾任文化艺术出版社总编辑。
第一编 影视之维
夏衍论
对“进步电影”的反思
回顾“国泰”与“大同”
京味，对历史与文化的投入——电影《老店》观后
发掘大众传媒的文化与教育意义
纪录片：眺望真实的窗口——近年电视纪录片创作一瞥
《一介书生》：托起明天的太阳
叙述与对话：从历史走进心灵——论八集电视系列片《穷则思变》
执著探询的收获——《电影历史及理论》读后
第二编 文学与理论
重写与超越
“文学史”是什么？
激情反思与文学重构——读陈思和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兼谈“重写文学史”
结构的文学史论——由《原型的意义群》、《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说起
创作的召唤
文学表达与文化意味
现代艺术的封闭与开放
艺术文化学刍议
激情：艺术创造的灵魂
人生的眺望与揣摩
存在意识与选择的困惑——解读《悲恸之地》
文化的变奏与困扰
文化散文论
倾诉的真诚
散文史与散文批评：勇敢的探险者
自然和人：精神的岁月
现代女性意识的感悟与弘扬——肖凤传记文学创作漫论
文学虚构与历史文本——谈长篇小说《女巫》
生命的暖流
瑰奇而丰富的艺术世界
穿过历史时间的隧道
执著于文学的世界
学院的气质与精神行旅——读《艺苑咀华》
第三编 批评之批评
简论文学批评的标准是主观尺度和客观标准的统一
精神探索与历史责任的接受——论鲁迅文学批评的文化心态
批评：生命律动与虹色幻网——论周作人的文学批评心理
生命意识与主情主义理论批评的历史嬗变——郭沫若文学批评心理研究
选择和参与——延安时期的文艺政策与文化批评枝谈
性格结构·现实意识·审美情绪——茅盾建国前文学批评心理研究
批评形式心理的历史轨路——茅盾文学批评心理研究之一
群体心理：现代文学批评的嬗变机制
超越意识：蕴示未来之维的选择
文学选择思维品质的个性呈示
感应与探求：现实主义精神的历史演示——《讲话》之前延安文艺理论特征初探
郁达夫文学批评探索
第四编 历史的长影
悠悠长旅妈妈伴我走
在时间里
遭遇新“书”
历史的长影
自由花
苏国荣先生二三事
渗透情感
敞开心灵
博士楼
将军崖
来京十年
作别博士楼
奔赴自然的怀抱
译著的诞生
上大学
恭王府杂记
向历史交卷
共同书写
“立”言与“废”言及其歧视人的力量
“巴金就是巴金”
“日常主义”与《上海大年夜》
塞上瑰宝
流行的媒介
文化的使命
故事和人
边际性写作之路
水底的火焰
《中国艺术学文库·博导文丛：心中的风景》：
当时的上海位列世界第五大城市，是一个繁华的国际大都会，与传统中国其他地区相比呈现为一个截然不同的充满现代魅力的世界。汽车、洋房、沙发、无线电收音机、雪茄、香水、高跟鞋、舞厅、轮盘赌、舞女、歌星、影星、饭店、教堂、俱乐部、电影院、咖啡馆、餐馆、美容厅、跑马场、银行、摩天大楼，这些西洋文明的具体体现，象征着几乎一个世纪的中西接触所留下的印记和变化。自1843年以来，上海一直是一个被瓜分的通商口岸，在1943年国民党最终签订结束租界的协议前，闸北区主要为外国租界（英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占据，外国“治外法权”所辖荒诞、奢侈而猖獗的殖民地盘，形成特定的构造和空间，为一些正直的作家、批评家和知识分子所不齿。
像茅盾（《子夜》）等一代都市作家，置身这样的环境，不少都表现了极大的焦虑和矛盾心情。夏衍这样的相当敏感、而又从事于左翼实际工作、早就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话语的人，当然也不例外。在当时的左翼青年工作者们眼里，这个城市不啻为一个罪恶的渊薮。夏衍由日本一回到上海，聚焦到“华洋的有钱有势阶层是如何非人地剥削城市下层人”，就形成深刻感受。他打算写有关这个城市底层的“包身工”等的文艺作品。搜集了许多材料。明星公司拍成的《女性的呐喊》的素材，便是他提供给沈西苓的。三年后的1936年，他又把它写成了长篇报告文学。半个世纪后的垂暮之年，这位九五老人还对身边的人说：我的作品大概只有《包身工》可以流传下去。这确实不是随便说的。当年这个有很大影响的题材或意象，对夏衍等城市左翼作家及其文本写作至关重要。包身工，尤其是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城市穷困女工的悲惨生活，使他们这批知识分子感到“灵魂的震动”。包身工的工房，由警察、巡捕、带工头手下的流氓紧紧地封锁着，实际上是一所管理得十分严格的监狱。在《包身工》里夏衍说： “包身工是一种‘罐装的劳动力’，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取用，绝没有因为和空气接触而起变化的危险。在上海那些血汗工厂里，原来还公然保存着奴隶制度，他感到愤怒。“在这千万的被饲养者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希望……没有法律，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20世纪的烂熟了的、机械、制度，和对这种制度忠实地服务着的十五六世纪封建制下的奴隶！”强烈的道德冲动与批判背后，是一份难能可贵的社会良心，而过分坚决的叙述的话语权则以文本、语言和文化的实质性作为代价，凸显和强调了经验的直接性。这使他们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职业的、民族的、阶级的权力关系之中，从而也必然召唤出一种集体“想象”。比如，在30年代这些报告文学、电影、卡通、小说等文本中，摩天大楼总被作为社会经济不平等的标志或背景，就不是偶然的。
观察、叙述与表现中的矛盾与冲突，“总是在‘常规’价值与期待和社会混乱与毁坏之间分裂开来”①，这种“不可救药”和“不可缝合”的分裂与矛盾，当然要影响到30年代在这个上海大都会“新的公共空间”活跃的左翼文艺工作者们的深层思维，使他们淡出集体感性之轮廓，扮演或努力扮演时代要求于他们的社会性角色。
这种角色所代表的社会文化的新意义的潜在力量，与当局和正统“秩序”相抵触，不是难于理解难于使人相信的事情。沈西苓《女性的呐喊》一片送审时先是决定禁映，后来“烧了香”，还是剪掉了一千多尺，检查官先生并且警告，今后这样的题材，不能用了。但这当然不会得到认可与遵从。由夏衍加入明星等影片公司创作以来（1932一1937）所出作品，从《狂流》、《春蚕》到《上海二十四小时》，《脂粉市场》、《女儿经》，再到《同仇》、《自由神》、《压岁钱》，毫无疑问，就都体现出夏衍这样的电影人对边缘化的主体的坚守和敏感。应该说，这既是他们对自己所接受而愿意有所贡献的左翼革命目标的体认，也是对个人应尽可能以自己的意图支配自己的行动信念的追求。个人采取什么行动，发表什么作品，每一次对适切话语方式的寻找，本身都具有着政治含义。
政治的意义并不仅限于对左翼工作及共同行动达成共识，实际也必定包括个人的情感、思想、价值尺度。
1936年4月，夏衍发表话剧剧本《赛金花》，主人公为一个以肉体博取敌人的欢心而苟延性命于乱世的女性，这不是一个平常女子，作者说写这样一个“国防戏剧”，目的是借用她的生平，来讽刺一下“庙堂人物”——“我不想掩饰对于这女主人公的同情，我同情她，因为在当时形形色色的奴隶里面，将她和那些能在庙堂上讲话的人们比较起来，她多少的还保留着一点人性！”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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