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洁以田野调查式的研究精神，历时8年，走南行北，融合体制内外，独立完成了《出画的情境：中国新派纪录片人访谈录》这样一份中国新派纪录片人的创作图谱。
书中的这些访谈，构成了当代中国纪录片心灵史的一个重要章节。
《出画的情境：中国新派纪录片人访谈录》在咀嚼了纪录片三味的同时，还探讨了人之为人的各种社会性、复杂性，正如推开了一扇窗。
因此，这并非只是一本访谈汇集，它更是一种真切的、尊重的、有深意的评论辑录。
《出画的情境：中国新派纪录片人访谈录》为纪录片编导的访谈集，共摘录了20位中国现当代具有代表性的纪录片编导，以代表性的作品为入口，记录了他们创作的心路历程和思考，不仅是对纪录片制作过程的详细讲解和分析，更有以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生活面貌的展现，体现了新闻作品的社会性和可读性，令读者非常有感触。
活态的“刘式访谈”刘洁的第三本个人专著：纪录片导演访谈集汇，即将出炉了。“刘式访谈”正式挂牌。
她让我来个“序”，我立刻推辞。为一个双料名牌学府之师兼博士作序，起码得博导头衔才撑得起资格，京城名流高人何其多。我只本科，编辑一个，纪录片爱好者，竟抬爱让我？……但因为在多半文字里，自己的“过手”角色，也经不起她的软磨和执著。
现时的电视理论文圈，趋时愈显，见解愈薄，文采愈弱。
不少理论文章，穿着“制服”，端着架子，干涩、发柴，就连本该最口语化的访谈文章，也这样。
几年前，看到一篇访谈，仿如“时装”，眼前登时一亮。
作者，刘洁。
做学刊编辑，最喜欢看到有灵性的文字，但少有人写。这种文体，评职称时，不被“论文”认可。认为访文，只是转述和传达，是借脑性质。在功利性愈重的当下中国，以“转述”来做学问，并借此晋升，傻了。但偏就有这样的傻，幸甚！“转述”，工夫并不轻简：口语化，原汁味，得要领，才能出亮色，获点拨。看似“简单劳动”，实则“轻工重罪”。
做过这活计的都知，再精彩的谈话，仅实录照搬，那出来只是一个“麻线团”。谈时兴奋，谈后如何拎起？理线、编织、成品，考验着“纺弹”的本事。
时见有些访谈，或清汤寡水，或味同嚼蜡。有些是语境不合，或者只会套用，奥涩费读，简单变成复杂。有些只作“二传手”，看不到内里的互动，划拉文字，徒增信息，分出块块，就出笼了。没有专业的浸淫，窗户纸就隔。真情不到，不入内心，TA就不会交心，敷衍；不事先做好案头，你虽动，TA不互，尴尬。于是明白，访谈的表象是问和答，但实际上，是引和发，是对等的拉话。你原本也是同业，事先对受访人也有了解，只是让访谈有了基础。
如果能够入髓入心，拨动思绪的共振，TA就能够拉开话匣，就有深谈。巴金说过，文学的最高技巧，是无技巧。
看似简单实则复杂，成如容易却艰辛。
正是那篇访谈稿，开启了一处别致的学刊风景，刘洁也跋涉了几年腿和笔的“长征”。一种融合着灵锐见解和灵性脉动的行文风格，为学刊壮了行色。
理论为体，观照为用。但在刘洁文字里，这“用”，衍生出不一样的呈像——用心。是思维的历练。在人所不察中，她有所察。所谓看和看见，前者过眼，她人心。
用功。是心性的磨砺。在寻觅中，在定位中，在耗时中，且细磨，慢就慢，只求专。
用巧。是灵性的“狡黠”。先观片，继读人。人通百通，以“同类项”或“相似性”，以感同身受，获得信任。访是目的、功利，谈是忘机、情义。结人脉，巧用“地缘”认人缘；走南北，竟然“乡党”处处见。
体制内外，都能找到共通性、认同点。文可柔软，武可刚硬。军人家庭，时代文青，江湖闯荡，圈内同道，学者姿名……阅历，知性，就这样转化为资本，成为公关的通行证。这比单一的身份，无疑更好交情。
用轫。是执著的能量。轻撒网，紧拉绳，烟雾里辛苦等鱼踪。不惜食“谷种”，暂“欠奉”。先涉水，蹭会，看片，主动出击的行为，自己垫路费，“逃”会费，获得现场、目睹、交晤的机会。似“实习阶段”，实际进入了“访谈前史”，成为日后的因缘。一旦“三年早知道”，就有了接触的近乎。
用诚。是取信的基础。她的诚意，是以低位进入的姿态，虚心请教，也在其中自我修炼。比她年长者或年幼者，都可以不耻下问，不惜脚力，不计路途，汲取所长。获得所需的同时，也滋养着自己。
用“性”。是自身的优长。性别，性情，性格，柔声慢语可以软化硬言躁心，密友式的“纺弹”，融洽氛围，让彼此双方熨帖气场。时尚的外包装，60后的“骑墙”，女博士的风尚，如此学者做“纺弹”，风姿别样。
或者是这些所“用”，型塑了一种访谈文章的风范。那读文的感觉，好像欣赏着时装。
其实，刘洁以“纪录片是怎样做成的”作一部部题解的过程，也从中逐渐看到了她的访谈是怎样炼成的。访谈本身，也成了一种“准纪录片”历程：冲动，体察，介入，得知，启动。访谈看似是二度创作，其实不弱原创性质。七个阿拉伯数字的组合排列，就能创造出美妙的乐音。访谈也是，将看似平淡的、琐细的、经意和不经意的行为，随意的表述，经过条分缕析，见出“整理”的功力。以你的识见，进入TA的世界，解读就有了层次和内涵。太极图，因为有了阴阳鱼眼，让简单成为生动。访谈成文后的大小标题，前言后语，就是这“眼”。纲举目张，让碎语有了意义。收放有度，“气口”和“闲笔”，有了情致，有了呼吸，紧致中的舒展，舒展中的紧致。抛开定论和成见，甚至不惜“冒犯”，直面具体的人和片，穿越表象，直抵本原。触发，悟性升华；共鸣，思维延展。做学问，还能与心灵修炼同行，这访谈，就是以个案做“一般”，以个性显人性。
逐步地，立了一种“刘式”：情真包围程式。文本不彰“系统”，悟性不显“理论”，不披逻辑外衣，不拉大题，只做个案。不是“广告片”，只博亮眼；不是“专题片”，观念领衔；不是娱记体、新闻追，但有精神的愉悦、资情的获得。刘是紧盯“人”，做人的探问，对准体制内的个人行为，体制外的独行侠类，为的都是将作者本身的和作品片中的人性释放与挖掘出来。
不孤立地谈作品，纪录片人就大有故事。主流纪录片以大做大，个人纪录片以浅见深。虽然都有着良善的愿望，但思维路径不同，表达方式不同。主流媒体需要赞歌，社会受众更愿直面世相。相信直觉，越可以去感受，接近第一手的感受。人文纪录片者，多有艺术家、诗人的基因，片不独特死不休。哪怕身体是体制的，思维却是个人的，这才导致了一批曾在体制里培训过、濡染过、打拼过，最终逃离体制的独立纪录片导演，并相继进入了刘视线。在做关于“片”的学问中，进入“人”的视野，探求纪录片的堂奥。
戒表达俗常空洞的“破词儿”，让自己的语言生长。
对个体和群体的感受和观察，都给出了自己的独家认知和灵性笔触。
还有什么不足？且说一二。开始的“刘式”，有学者、专家的品评。所持不一，在视野中，便多了思考的向度。可此功太大，费时更多，不能贯穿，有点遗憾。顺拐多，逆思少。就呈象而论的多，质疑性、超越性显弱。如果让访谈行文，时有“跳脱”，也进出个自演的“第三者”，会不会让思考更欢实一点、多维一点、“另类”一点，比“本论”立体一点、深透一点，也更活态一点？质本洁来还洁去，表达了一种“出世”之质，清纯和坚毅。美之为美斯恶矣，以“人世”的淡定，让心水更清。洁呈单相，法无定则，心主神明，人性通关，以无厚人有间，游刃于大干世相，在咀嚼纪录片三昧的同时，探讨了人之为人的各种社会性、复杂性，正如《雾谷》：推开了一扇窗。
有一种汤，清亮，料真、味足。广州的一个招牌名食白切鸡，嫩黄清鲜，原汁原味中，皮爽、肉滑，骨有味。烹饪时虽短，“秘水”已浸润，功夫和学问在其中。
且作“刘式访谈”的启示。
2012年4月15日于广州天朗阁
刘洁，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电视系副教授，博士。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纪录片委员会副秘书长。
1987年获武汉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学位，1998年获武汉大学文学院文学硕士学位，2006年获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中南财经大学新闻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兼任报纸杂志记者电视专题栏目和纪录片的撰稿、记者、编导、主持人，有多年的媒体实践经历。
主要研究方向：纪录片史论及创作、电视节目主持人，电视新闻理论及业务。学术专著：《电视节目主持人》、《盛名之下——名人笔下的讹误》（合著）。发表学术论文：《电视语体初探》、《论新闻的语义模糊》、《并非只是一朵新胸花——新技术条件下的新闻传播教育》、《纪录片：在影像纪实的断点处转弯》、《与心绪共生共进的纪录——兼论张以庆的纪录片作品形态》等。
自2004年起，在《南方电视学刊》连续刊发“中国新派纪录片人访谈”系列。多家网站为此访谈开设了相关专栏。
刘洁访谈：解读人生的风景
活态的“刘式访谈”
水中可揽月 镜里能摘花
面对空空的镜框——纪录片编导孙曾田访谈
《幼儿园》：一种审视的方式——纪录片编导张以庆访谈
《老宅2003》：让自己的语言生长——纪录片编导李汝建访谈
《房东蒋先生》：在个性的舒展中呈现——纪录片自由创作者梁子访谈
《雾谷》：只为推开一扇窗——纪录片编导周岳军访谈
《靖大爷和他的老主顾》：纪录也是一种生命的态度——纪录片编导施润玖访谈
《白塔》：凝视另一种生存另一个江湖——纪录片编导苏青访谈
《台阶》：延展着形式的意味——纪录片编导费佑铭访谈
《开水要烫，姑娘要壮》：剧情框架中的生命纪录——纪录片编导胡庶访谈
《船工》：诗性的完整——纪录片编导姚松平访谈
《梦游》：弥散着荒诞的世像——纪录片编导黄文海访谈
《毕摩纪》：直抵心灵的情绪穿越——纪录片编导杨蕊访谈
《高三》：用成长造句——纪录片编导周浩访谈
《化蛹为蝶》：一种挣扎的美丽——纪录片编导王冬冬访谈
《中国已远》：生命面貌的流转——纪录片编导刘海平访谈
《活着一分钟快乐六十秒》：一种生命的出口——纪录片编导张战庆访谈
《秉爱》：沉淀出活着的苍凉与自信——纪录片编导冯艳访谈
《老马》：粗粝的生命质感——纪录片编导查晓原访谈
《的哥》：折射生命的万象之镜——纪录片编导范俭访谈
《红跑道》：谁人的起点谁人的梦——纪录片编导干超访谈
参考文献
后记 致友人的一封信
致谢
《出画的情境：中国新派纪录片人访谈录》：
孙：这就得从《望长城》说起。因为，它对当时的影响，就像是爆发了一场地震，是一部里程碑似的作品，我们都在它的影响之中。
中国的电视纪录片，一直以来受到的是前苏联的影响，人们更多地注重的是电视的“宣传”功能和“说教”功能，往往忽略了电视的纪实功能。那个时候的创作一般是先有脚本，再按图索骥地进行拍摄。据说，当时《望长城》也是先写了一个本子，刘亚洲他们写的，叫做《东方老墙》，前后写了一年多。这个片子是由中央电视台军事部的刘效礼任总导演，由日方投资合作完成的，创作观念必然受到外来者的影响。加上，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已经开放，人心渴望求变。
刚一开拍，问题就来了。《东方老墙》中写到的却拍不到，拍到了的又没有写，这时时间已经不等人了。当时，制片人是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陈汉元和郭宝祥，他们和刘效礼几个人一合计，就像陈胜、吴广一样“揭竿而起”，拉出了一个不同以往的创作队伍，兵分四路开始了行动。这就像一场“没有预谋的革命”。
刘：这倒是第一次听说，其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很有意思。
孙：当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前提，摄录一体化的设备出现了，改变了长期以来声画分离的现状，再加上录像带的充足。这些条件都是过去不能比的。过去用胶片，片比只有1／3，只能摆拍；摄录分离的背包机，没法儿抓拍生活的自然流程；电池也只能用20来分钟。
刘：你看，朱羽君老师在《长城的呐喊》这篇文章里，写了这么一段，比较客观，我念给你听听：“《望长城》的创作人员还不都完全具备适应新的工作方式的心理素质和业务素质。比如，有些摄像师在长镜头的运用上心中无数，抓不住现场的情节中心和闪光的事物，镜头的运用犹豫不决，不善于从流动的生活中抓人物的心态和整体的情绪氛围，对一些偶发因素和细节的审美趣味认识不足，因此摄像机的积极参与感少，客观冷漠的角度较多。”孙：《望长城》的摄像，当时大多是部队搞新闻、搞电教工作的，缺少一定的正规训练。但正是由于这种情况，他们反而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没有什么制约。
加上他们又兵分四路，那时没有手机，有时几乎到了指挥失控的地步。这反而切合了人们的求变不羁的心理，符合了纪实应跟着生活走的本来路径，改变了摄像机跟着导演走的传统方式。在有意和无意之问，纪实的意识增强了。刘效礼曾“恶狠狠”地说：“要生个不一样的孩子，丑也要丑得吓人一跳！”刘：《望长城》在节目主持人的使用中也有所突破。
孙：对，这是陈汉元在拍《话说长江》时就意识到的。我觉得，他们做得最聪明的地方就是，意识到了影像艺术的纪实性特点。
“长城”是属于过去时范畴的，但把镜头对准长城两边当代人的生活，而且是普通人的生活，这一下子就触摸到了纪实的本质。所以，它没有叫《长城》，而叫《望长城》。1991年11月播出的时候，《望长城》给影视界和广大观众造成了一次极大的震动。它的影响，对中国影视界而言，怎么讲都不过分。
刘：那么，它给你带来的震撼是什么呢？孙：我惊讶，纪录片还可以这么拍！因为，我们当时可以借鉴的影像资料和理论思考几乎是没有的。从此，我的思路拓宽了，我想拍一些现实生活中自己真心热爱的东西，让我感动的东西，让我能从心里找到应对的东西。对《望长城》的纪实风格我非常赞赏，但对那种扛着摄像机，随生活流程，走哪儿拍哪儿的做法，我有自己的看法。我想通过精心选择一些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生活片断，通过纪录浓缩了的真实生活，融进自己的思考。
刘：所以，在《望长城》之后，《最后的山神》没有跟风，没有成为“跟腚派”中的一员。跟风，来自人们的从众心理，来自人们对新事物的欣赏心理。你当时能如此冷静，在“长城”的巨大的影子里，拍出了一个独具风采的“山神”，实在是不容易。它的出现并获得大奖，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一方面丰富了纪录片纪录创作的样式，另一方面，它是对“跟腚派”创作风格的一种修正。让别人也明白了，纪录片也能这么拍。
北师大的张同道先生，把《最后的山神》归为“精英纪录片”一类。他在《多元共生的纪录时空》一文里说：“失去思考也就失去精英纪录片的显著特征”。
孙：我的确思考过很多。《望长城》的影响太大了！我就是想拍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能把我的思考融进去。
而我在片子里，没有用主持人这种形式，是受了《沙与海》的影响。
我边做边琢磨，仅仅记录原生态，而没有艺术上的抽象，可能就没有普遍性了。一旦上升到艺术的层面，也可能出现错误，升窄了、偏了。后来我想，我把它做成作品，这就是我对他们生活的理解。认识是我自己的，素材是属于公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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