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国运：近代中国的地方博弈_叶曙明著_9787510832130

这是一部角度独特的中国近代史，始于太平天国运动，止于西安事变，生动地再现了晚清至民国的变迁。作者把社会政治文化形成及演变的原因，与地理环境、自然气候、文化背景、族群心理，甚至生理原因联系起来考查，系统地从地域政治与文化的视角，重新解读了近百年中国社会激荡与转型的轨迹，令人耳目一新。

1.曾经的先锋小说作家
著名作家叶曙明先生，早年以写小说著称，是八十年代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叶曙明一度与莫言、马原、洪峰、孙甘露、苏童、潘军、余华、格非、北村、叶兆言等当代著名作家齐名，他曾被文艺评论家、台湾大学蔡源煌教授称为“当今华文世界最具潜力的作家之一”。其小说代表作有《环食空城》。
2.图书界的资深出版人
叶曙明从1980年起开始在国内著名的花城出版社任职，此后三十年来一直从事编辑出版工作。2008年4月29日柏杨逝世，这位八十年代在大陆几乎妇孺皆知的台湾作家，因他去世而再一次引起公众的关注，他的著作再次走俏。国内读者最熟悉的柏杨著作，无疑是《丑陋的中国人》。国内第一本《丑陋的中国人》于1986年12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初版创造了销售210万册的纪录。2008年5月8日《南方日报》发表整版长文《大陆出版内幕》，文章披露，《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当年的责任编辑就是叶曙明。
3.成就斐然的近代史学者 1.曾经的先锋小说作家
著名作家叶曙明先生，早年以写小说著称，是八十年代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叶曙明一度与莫言、马原、洪峰、孙甘露、苏童、潘军、余华、格非、北村、叶兆言等当代著名作家齐名，他曾被文艺评论家、台湾大学蔡源煌教授称为“当今华文世界最具潜力的作家之一”。其小说代表作有《环食空城》。
2.图书界的资深出版人
叶曙明从1980年起开始在国内著名的花城出版社任职，此后三十年来一直从事编辑出版工作。2008年4月29日柏杨逝世，这位八十年代在大陆几乎妇孺皆知的台湾作家，因他去世而再一次引起公众的关注，他的著作再次走俏。国内读者最熟悉的柏杨著作，无疑是《丑陋的中国人》。国内第一本《丑陋的中国人》于1986年12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初版创造了销售210万册的纪录。2008年5月8日《南方日报》发表整版长文《<丑陋的中国人>大陆出版内幕》，文章披露，《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当年的责任编辑就是叶曙明。
3.成就斐然的近代史学者
1990年代，叶曙明的《草莽中国》出版，首次从地域文化视角审视中国近代史，引起读书界的巨大反响，曾经风靡一时，以至于坊间出现盗版。著名作家余杰撰文，把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和叶曙明的《草莽中国》放在一起评论，认为“这三本书巧妙地形成了一个系列：它们分别勾勒出明、清和民国三个时代中国的混乱景象，以及分别属于这三个时代的关键人物们的悲喜剧。”2007年初，叶曙明的《大国的迷失》一书出版，又一次受到读书界的好评。2009年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重返五四现场：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出版，凤凰卫视、广西电视台、新京报、光明日报、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南方日报、中华读书报等上百家媒体竞相报道。2013年，《国会现场》出版，成为当年历史类图书的一个热点。叶曙明还是最早研究并替陈炯明翻案的学者之一，代表作《共和将军》。有人说叶曙明比历史学家茅海建更有才气，其才华直追海外的黄仁宇、唐德刚等历史学家。
4.广东文化的代言人
叶曙明对广东地方史料极为熟悉，关于广东的著作有《百年激荡：20世纪广东实录》（三卷计150万字）、《其实你不懂广东人》、《广州辛亥年》、《广州旧事》、《万花之城：广州的2000年与30年》、《广州往事》、《水城记忆：广州河涌史》、《雕刻美色：广东玉雕》、《最是梦萦家国：霍英东与改革开放》等多部。《其实你不懂广东人》一书曾经引起国内关于广东人现象的讨论，叶曙明被誉为广东文化的代言人。

从大历史回望近代中国
马勇

很久以来，总有朋友疑惑近代中国的政治选择，以为几乎所有关键时刻中国人都作了不太正确的选择：洋务新政没有结果选择了维新，维新没有结果选择了宪政，宪政没有结果选择了共和，共和没有结果重选了帝制……分析过往一百多年，中国人几乎将世界上所有主义尝试了一遍。
现实的中国，我们无意在这里讨论。历史的中国，似乎并不如此简单。每一次历史选择并不一定是历史必然，但其内在的历史逻辑一定还会或隐或显呈现。
中国从农业文明认同并走向工业文明，用了很长时间，19世纪60年代开启的中国现代化运动，不管怎样评估，那都是现代中国的真正起点：一个与传统不一样的中国由此开始，“四民社会”渐渐解体，一个全新的社会结构，一个全新的生存方式，均由此发生。
洋务新政自以为聪明地将“体用”分为两橛，以为如此就可以更加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模仿西方现代化。洋务新政确实将“后发优势”发挥到了极致，中国在三十年左右，在工业化、现代化方面取得了令人欣羡的成绩。
但是，“后发优势”又是“后发劣势”。后发国家在利用后发模仿先发的时候，如果不注意制度改革，不注意制度跟进，那么所有的模仿不是导致后发国家的制度创造，而是为落后的制度背书，证明制度不改革可能更容易促动工业化、现代化的模仿。于是，中国在洋务新政几十年的进步，在遇到同样的后发国家日本时，却不堪一击，立即打回了原形。
甲午战败是近代中国历史的新起点，从那之后至1928年北洋政府结束，应是中国历史上最难得的时期，其思想的自由，制度的模仿创造，现代文明的兴起与发展，都是中国1860年走向现代之后最健康的一段时期，仿佛百家争鸣在现代中国的重现。
但是，正如一切民主体制缺乏效率一样，1895年之后的维新、新政、宪政，直至共和，确实在效率上无法让人满意，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竟然在关涉自身利益的参战问题上长期争执，久议不决，生生错过了参战的最佳时机，极大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病，科学技术的发展既造福于人类，也是残杀同类的利器。一直引领中国学习西方的梁启超到西方看了一圈，深度怀疑资本主义对中国未来的意义。中国在学习西方六十年之后，又处在一个十字路口。
假如不发生山东问题，或者说中国的山东权益能够在巴黎和会收回，中国人对于公理战胜强权应该不会失去信心。无奈，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年不仅效率低下，而且见识太短，在对外交涉上留下了许多硬伤。巴黎和会没有让中国人如愿，中国人也就对公理渐渐失去信任。
恰当此时，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向中国抛出橄榄枝，而且苏联新体制在列宁“新经济政策”主导下，确实具有与资本主义不一样的魔力，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活力在新经济体制下获得了充分发展。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糅合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优点，这是当年一度让中国人神往的原因之一。
列宁、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深刻影响了中国政治发展，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并不一定认同苏维埃体制，但对列宁抛给中国的橄榄枝，对列宁构建的政党、政体的纪律、效率印象深刻。而那时的苏联，延续马克思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就像今天的西方人向全球推广普世价值一样，狂热地推广共产主义。中国处在十字路口，共产主义就在这个时候进入中国，并从一种理论上的研讨进入实际的政治运动。
共产主义进入中国和亚洲以后，特别是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实践中的政治运动进入之后，“反赤化运动”在中国在亚洲一度崛起。但是，稍后资本主义世界又不幸发生全球性资本主义危机。社会主义苏联由于实行政府管控的经济制度，一枝独秀，这也是中国急剧“北向”的一个因素。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这标志着中国转向苏联已由一种可能变为现实。
由此反观近代中国在十字路口的选择，应该看到这都是中国人面对现实所作出的最具功利的思考。李泽厚对中国文明有一个“实用理性”的评估。如果用这个观点回望明代中期以来，中国面对西方所作出的每一个重要选择，我们都能感到中国人常常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系统讨论近代中国政治选择当然不是这篇短文所能完成的事情，这一点感想只是在拜读了叶曙明先生的新著《山河国运》之后的一点感想，写出来以供叶先生及各位同好批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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