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的过去与未来（南京博物院前院长梁白泉作序推荐）_保罗·巴恩　著，覃方明　译_9787544732680

　　《考古学的过去与未来》趣味横生，折射出了考古学的持久魅力。考古作为一种消遣、一份事业和一门学科而独具吸引力。它囊括了整个地球，求索二百五十万年的历史。从沙漠到丛林，从深穴到高峰，从石器到卫星照片，从现场挖掘到抽象理论，考古学与几乎所有的学科相互交叉，试图重建过去。

序言
梁白泉

马克思在讲到一般意识形态和德国哲学时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说到历史，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人类自身的历史。
什么是我们自身的历史？一般将其理解为以文字记录的历史文献。可是，无论中外，自古以来就有人对此持怀疑的态度。
“疑”字多义。《诗?大雅?桑柔》：“靡所止疑”，毛传“疑，定也”；《仪礼?士相见礼》：“凡燕见于君，必辨君之南面，若不得，则正方不疑君”，注“疑，度也”；《逸周书?王佩解》：“时至而疑”，注“疑，犹豫不果也”；《说文解字》：“疑，惑也”，“惑，乱也”；宋《广韵》：“疑，恐也”、“不定也”。
《后汉书?桓谭传》：“数从刘歆，扬雄辨析疑异”；《曹褒传》：“互生疑异，笔不得下”；《郑玄传》：“闻玄善算，乃召见于楼上，玄因从质诸疑义”；陶渊明《移居》中的名句：“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南宋朱熹在《近思录?致知》中指出：“学者先要会疑”；近代胡适也提到，“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
在西方，17世纪的笛卡尔（RenéDescartes,1596—1650）认为以怀疑方法可以找到不容置疑的真理，对“怀疑论”（skepticism）的影响很大。
历史是什么？从认识论出发，当今的史学家如詹京斯（Keith Jenkins, 1943—）等，大力鼓吹“后现代”（postmodern）史学。后现代史学家的观点有：历史是“一门科学或一门艺术”，“历史可说是一种语言的虚构物”，“其内容为杜撰的与发现的参半”。人们因而要问：历史在多大的程度上是可信的呢？
今天，我们历史学的工作者习惯于把历史学的组成分为三个基本部分：一是历史文献，如我们的《二十四史》、《二十五史》等等；二是民族学（ethnology）、民族志（ethnography），特别是15世纪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等西方殖民国家在世界各地调查、记录下来的那些原始土著居民的现状和知识，如摩尔根（L.H.Morgan,1818—1881）的《古代社会》等等；三是18世纪中叶以来因发掘意大利庞贝古城、埃及陵墓、美索不达米亚和小亚细亚遗址而建立起来的考古学，其中著作很多，举不胜举，例如柴尔德（V.G.Childe,1892—1957）的《青铜时代》、《工具发展小史》等等。
关于历史文献，人们大多深信不疑。因为列强侵略，西方思潮涌入，学者反躬自省，对古文献的价值产生怀疑。近代梁启超指出：《二十四史》不过是一部“帝王家谱”，是帝王家族的“相斫书”。上世纪30年代，以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学者为首的“古史辨派”曾对我们的古史全面质疑。冯友兰又提出“信古、疑古、释古”三阶段的历史划分。
西方16世纪启蒙思想家、怀疑论研究者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告诫人们，不要“知之最少，信之弥笃”。
克罗齐（B. Croce,1866—1952）指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思是说一切历史都必须从当代出发，历史总是后人或别人的论述，只反映了后人或别人的历史观。
英国古典学者、历史学家伯里（J. B. Bury,1861—1927）提出了严厉而苛刻的要求：“历史是一种科学——一点不多也一点不少。”
于是詹京斯在他的《历史的再思考》一书中感叹“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知道过去。”
民族学记录的原始民族或处于母系或父系社会，或处于奴隶制或农奴制社会。民族学家说：他们或多或少地证明了今天先进民族曾经经历过的历史阶段。但这只是推测，只是可能，只是“例子”，而不是“证据”。列宁（V.Lenin, 1870—1924）说过：“例子不是证据”，例子只是类似的可资比较的东西，证据是事物的全体或局部。
看来，只有考古学，由于遗址、遗迹、遗物的直观性，具体性，原生性和生态性，才能比较好地帮助我们认识“历史”。考古学并非万能。第一，由于自然、人为的原因，先人的遗存已经大量消失，仅存者难以展示他们生存的全貌；第二，它需要多学科的专家参与进来，共同认识和解读；第三，正如我们认识、解读古代文献一样，存在着类似“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的问题，做到完全的客观和准确仍是非常困难的。
我国的考古学从西方输入，百年来成果辉煌，证明了我们的古史基本可信，我们仍然需要继续引进西方的成果。
本书作者保罗?巴恩（PaulBahn）是英国著名考古学家、翻译家和考古节目主持人，1979年获剑桥大学考古学博士学位，发表论著四百多篇，出版专著八部，其中部分被列入大学考古专业的参考书目。他善于把高深、艰涩的学术概念用通俗、活泼、有趣的文字表达出来。他说：“如果考古学不能给人们带来快乐，那它就一钱不值。”在今天这个繁忙喧嚣的社会中，这非常符合读者的需要。不少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都强调学习要尽量与兴趣相结合，且要持之以恒。本书为你打开了一扇古老的门，请你不要轻易将此门关上。
希望本书的阅读过程能够给你带来快乐！

　　第一章考古学的起源与发展
　　考古学就像怀旧一样，不是过去的样子了，那么它来自何方？“对考古学的考古学”是什么？
　　大多数人都对过去怀有某种兴趣。确实，这种兴趣再加上下述事实——我们知道我们将会死亡与我们是唯一有能力摧毁我们星球的生物——也许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特征之一。似乎人类总是对他们祖先遗留下来的遗迹感到好奇——尽管开始时间已无从考证，但是有许多实例表明，古代文化似乎已经在收集或者甚至在崇拜更古老的物品：例如，在公元5世纪，巴尔干的一位色雷斯公主在她的陵墓中就拥有一份石器时代的石斧收藏。在北美，公元15世纪与16世纪的易洛魁人遗址中也有着几千年前的人造器物；而在南美，据说印加帝国的皇帝们曾经收集了莫切文化的富丽堂皇的绘有色情图案的陶器，这些陶器在当时已是若干世纪之前的古董了。
　　现在已知的最早的“考古学家”是巴比伦国王纳布尼都斯，他在公元前6世纪发掘了一座庙宇，一直挖掘到一块数千年前安放下去的奠基石。在D.W.格里菲斯于1916年拍摄的默片《党同伐异》中，有一个场景有如下字幕：“这天对贝尔沙撒的父亲来说是一个喜庆的日子。他发掘出了纳拉姆-辛神庙的奠基石，这座神庙是三千二百年前建造的。偶然间，他察觉到波斯人居鲁士，巴比伦最强大的敌人，正在靠近这座城市。”这表明甚至考古学最早期的开拓者们也深深地迷恋他们的专业并且常常会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
　　昔时“考古学家”的含义与今日大不相同。实际上，在希腊，在公元后最初的几个世纪里，“考古学家”这个词指的是一类演员，他们用戏剧性的摹拟表演在舞台上再现古代的传奇！今天所理解的“考古学”这一词语是由17世纪里昂的一位医生兼古物学者雅克·斯蓬重新创造出来的。他也提出了archaeography这个词语，但这个词像掉在石头地面上的陶器一样摔得粉碎。
　　在罗马时代，尤里乌斯·凯撒的战士发现了许多伟大的古代坟墓，当时他们正在意大利与希腊建立殖民地；他们从这些坟墓中劫夺陶器和青铜器，这些东西在罗马可以卖到很高的价钱，这是早期的盗墓与古物买卖的一个实例。据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所说，甚至奥古斯都大帝也曾经收集“已经灭绝的海洋与陆地怪兽的巨大遗骨（它们通常被称为‘巨人之骨’）与古代英雄们的武器”。
　　到中世纪时，欧洲人逐渐为“奇妙的陶罐”所吸引，那些陶器（可能是骨灰瓮）由于自然侵蚀或是穴居动物的活动而神秘地从地下显现出来。与此同时，人工制造的燧石与打磨光滑的石斧也经常由于农夫耕耘土地而重见天日。根据普遍的看法，这些器物是精灵的弹丸或是雷霆弩箭，但实际上，它们为甚至远在非洲和印度的人们所崇拜与收藏，并常常被他们用作护身符或符咒。在欧洲，许多器物被人们收藏在“古玩柜橱”内，早期的文物爱好者将自然的与人工的物品收集在一起，头脑更开明的人慢慢地认识到，这些“雷霆弩箭”与“奇妙的陶罐”实际上是古代人类的人造遗物。与此同时，古希腊和古罗马雕塑的发现鼓舞了当代艺术家去研究古典时期的形式，而富有的家庭则开始收集与展出古典时期的文物。
　　正是在16世纪，在西北欧，有些学者开始真正质疑弗兰西斯·培根的论点，即“大部分远古的时代（除了保留在手稿中的那一部分）都已湮没在沉默与忘却之中”。这些学者认识到有关远古的过去的信息有可能来自对野外遗迹的研究。整整一大队不列颠、斯堪的纳维亚和其他地方的文物学者出发去走访与描述这些遗迹。在17世纪和18世纪，伴随着日益增加的发掘量，这些活动演变为一种更系统化的兴趣。虽然大多数挖掘仅仅是为了重新获得来自地下的物品，但有少数开拓者将这项工作当作细致的解剖，他们注意到器物与不同土壤层之间的关系，并且认识到，总体来说，来自上层土壤的物品必定比来自下层土壤的物品年代更近。
　　这种新的追问方法与读解土地和地形的方法就像一纸公文，引发了挖掘古冢的疯狂浪潮——发掘西北欧或北美的墓葬山丘。这在过去首先是绅士、牧师、医生、商人和教师等的闲暇消遣，甚至在今天，从事这些职业的人也对“业余”考古学做出了十分可贵的贡献。
　　确实直到19世纪早期至中期的时候，考古学才取代了古物研究而盛行起来，这是在渴望更系统、更科学地了解过去遗存的意义上说的。正是在这一时期，由于在西欧发现了石器工具与现已灭绝的动物之间的联系，人类的远古状况才被首次证实并最终得到了普遍接受。到19世纪末叶，真正的考古学已经是一项蓬勃兴旺的事业，许多“伟人”在勤奋地工作——比特里在埃及，考尔德威在巴比伦，谢里曼在爱琴海，彼特-瑞弗斯在不列颠。对这些开拓者中的大多数来说（也许要除去那位圆滑世故、说谎捏造的谢里曼），考古不再是对宝藏的追寻，而是对信息的探寻与解答特定问题的手段。
　　20世纪，由于整整一群主要人物的努力（诸如惠勒在不列颠和印度，赖斯纳和伍莱在近东，尤尔和基德尔在美洲，鲍德斯和勒罗-高汉在法国），考古学成为了一项基础雄厚的、多学科的事业，汇集了无数个领域的专家——从地球物理学家（他们可以借助一系列装置来探测地表以下的东西）和空中摄影师到动物学家、植物学家、化学家、遗传学家和所有其他领域的科学家，他们能够从考古得到的物质中或从包裹这些物质的沉积物中确定年代（见译文第17页）。
　　随着时间的推移，迄今为止，考古学有两个主要的趋势。第一，发掘已经变得比原来缓慢得多，也更加艰苦。过去人们用鹤嘴镐挖掘（或者甚至用炸药爆破！）考古地层，而现在，每一地层都被细致地铲起、粉碎或者刷去，然后每样东西都要过筛，这样才不会遗失土壤里可能包含的任何一点儿信息。例如，在西班牙阿塔普尔卡的“遗骨之穴”这个岩洞深处的密室里，藏有许多至少有二十万年的骷髅（实际上，这好像是世界上已知的最古老的葬礼仪式——见译文第44页），发掘者每年的7月只移去大约十英寸的泥土。这里已经发掘出了大约三百具人类骸骨，这就是发掘者们可以摆弄的全部东西。因为每一具都必须小心地加以清洗、加固与保存，这项工作进行得难以置信地细致，连留下的沉积物都要清洗与过筛，所以甚至连内耳的微小骨骼也被发现了。
　　第二个主要的趋势是，我们不仅获得了数量急剧增长的各种类型的材料，而且——由于新技术与新的科学分析方法的发展——我们现在可以从每件器物上获得多得多的信息，这一点颇有讽刺意味。例如，拿一块陶瓷碎片来说（这是陶器上的碎片，属于最耐久因而也是最普遍存在的考古遗存类型），过去，一块碎片只能简单地依据其形状、材料与装饰（如果有的话）而被归为某一种类型。但是现在，你可以获得对它的原料的详尽分析，从而使你能够确定这些原料的来源；你还可以获知它是在什么温度下烧制的，以及它是用什么材料烧制的；陶器自身可以用热致发光技术来确定其年代（见译文第23页），而其他的方法可以被用来分析其内部表面上沉淀物的最不明显的痕迹，从而告诉我们它原来是用来盛放什么东西的！
　　换句话说，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它正在用比原来少得多的材料来做比原来多得多的事情。天哪，它在每一种意义上都在生产着比原来多得多的东西。全世界的考古学家的数量正在不断地增长，他们为职位而竞争，并且所有的人都试图提供信息或新的资料。大量的讨论会与专题会正在举行，其中大部分最终将其成果以书的形式出版。因此，这一专业的文献已经失去控制，一只巨大的多头许德拉正带着新的杂志和系列专著年复一年地跃起，很少有人能负担得起这些资料，甚至连图书馆在目前的紧缩预算之下要购买它们也感到很吃力。没有人能指望拥有关于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区或某一专业的所有文献，更不用说关于某一大陆的考古学的所有文献了，更遑论全世界的考古学文献了。
　　第二章确定年代
　　如果你不知道事物有多古老，或者甚至不知道哪些东西比另一些更古老，那么研究过去就没有什么意义。无论对这一学科有着多大的热情也不能代替一张可靠的年表——如果你不能获悉时间，只有爱好也无济于事。那么，考古学家是如何获悉年代的呢？
　　到目前为止，只有两种确立年表的方法——确定相对年代（这并不意味着与你的表妹出去约会）与确定历史年代。确定相对年代只涉及将事物——器物、沉积物、事件与文化——排成一个序列，确定孰先孰后。历史年代则来自已经有了文字记载的时期，诸如中世纪时期或罗马时期。对史前时期来说，只有可能确定相对年代，所以，虽然人们可以说青铜时代先于铁器时代，石器时代早于青铜时代，但是人们说不出具体早了多长时间。
　　确定相对年代背后的基本推理来自地层学，这是对地层或沉积物如何一层覆盖着另一层的研究。总体来说，首先铺好的是下层，所以，下层在时间上早于上层。对于在这些地层中发现的器物也是同样的道理，除非曾经存在过某种扰动，例如，由穴居动物或者盗墓，垃圾坑或是腐蚀与再次沉积所导致的各种扰动。
　　通过化学定年法可以确定在某一地层中的骸骨是否属于相同的年代。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埋入土里的骸骨中的氮含量要降低，并且骸骨要逐渐吸收氟与铀。所以测定这些元素的含量将可以表明一组骸骨是同一时期的还是不同时期的。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正是使用这种方法揭露了所谓的皮尔当骗局——皮尔当人被人信以为真地认定为是猿与人之间的“过渡生物”，于1912年在苏塞克斯被“发现”，但后来被证明是一出彻头彻尾的骗局。化学定年法显示这一头骨是新近的，而下腭则来自一只现代的猩猩。这些骨骼曾经被染过色，牙齿也经过修补锉平，以使它们看起来显得更古老、更令人信服。关于谁应当对这一恶作剧负责的争论仍然在无尽无休、令人厌烦地进行着。
　　另一种确定相对年代的主要考古学方法是“类型学”，即将器物按照材料、形状和/或装饰纹样的特点进行分类。这整个体系依赖于两个基本思想：第一，来自某一给定的时代与地区的器物都有一种可以识别的风格（物以类聚），而这种风格的变化是相当渐进的；第二，在实际情况中，不同的风格可以共存，个别的风格可以延续很长的时间，而变化可以相当突然地发生，但是对短小的引论性书籍来说，好处就在于没有篇幅去深入到如此复杂的情境之中！
　　无论如何，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学家——尤其是那些来自德语国家的考古学家——都把他们的生命奉献给了这样一份事业，即建立详尽的陶器、工具和武器形制的序列，并尝试将来自不同地区的序列组接到一起。同时代的不同器物可以被归为一个“集合”，而各个集合也可以按顺序排列，并进行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比较。
　　其他的相对年表是基于冰河时代气候阶段的前后相继关系的（冰川期，或者叫冰川前进阶段；间冰期，或者叫温暖间歇；以及被称为亚冰期和间亚冰期的小波动），但我们现在知道——通过在北冰洋和大西洋的冰核中所蕴藏的详细气候信息——冰河时代的气候比人们所认识到的要复杂得多，也波动得更为厉害。来自沉积物的花粉也能产生气候与植被变化的序列，但这些序列是区域性的。依据动物群来确定年代——基于不同种属的动物骨骼的出现与否——也是一种重要的方法，特别是对于更新世考古学（对冰河时代末期的研究）而言，因为在这一时期，“耐寒”与“喜热”的物种伴随着气候与环境的变化轮番登场。
　　能确定序列当然非常好，但确定年代——“绝对年代”——则是考古学家梦寐以求的。直到20世纪，可以获悉的仅有的年代是那些与古人建立的年表和日历发生考古关联的年代，这些年代在今天仍然至关重要。这些日历中有许多——诸如罗马人、埃及人、中国人的日历，等等——是基于他们的执政官、皇帝、国王或是“王朝”的统治年代的。例如，埃及的王朝可以通过从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起进行回溯的方法来确定其年代，而从希腊历史学家那里，我们得知亚历山大是在公元前332年征服埃及的。进一步的细节与解释来自埃及对天文事件的记录，这些事件的年代我们也可以从各个不同的科学信息来源获知。
　　中美洲的玛雅文化有一份非常详细的日历，它不是基于统治者或王朝，而是基于二百六十天与三百六十五天的周期循环，这一长期的记述始于公元前3113年8月（依据我们自己的日历体系）。
　　所有这些都给了考古学家们机会去确定具体器物的年代，这些器物包括提及事件或统治者的手稿，当然还有罗马和中世纪的钱币，这些钱币上面有当时统治者的名字。当然，人们必须总是铭记在心的是，确定器物的年代并不一定要确定从中发现它的地层的年代——一枚钱币可以流通或是贮藏几十年或者几百年，但它至少会给你一个该地层年代的上限：地层不会比钱币的年代更古老（除非钱币是后来侵入的），但却可以比钱币年轻得多。
　　离开这些历史的和日历的年代，考古学就一筹莫展了，直到科学向它提供了一整套从不同材料获得“绝对年代”的方法。一部（相当）精确的年表是科学赠予考古学的最贵重的礼物（因为众所周知，没有什么礼物能与时间媲美……）。
　　战前，只有两种区域性非常强的技术——斯堪的纳维亚的“纹泥”和美洲西南部的树木年轮。纹泥（varves）是一个瑞典词，指的是每年由于冰层融化而铺下的沉积泥层。它们每年的厚度都不一样，温暖的年份会导致融化加剧，因此会有一个较厚的泥层。通过测量一系列泥层的相继厚度并将其与其他地区的泥层模式相比较，就可以将数千年的长期序列联系在一起。与此完全相同的是树木的生长年轮——一系列厚薄相间的年轮是由当地气候的波动引起的，可以通过将取自不同树龄的树木的样本重叠起来，建立年份的序列。例如，我们现在在德国已经有了可以回溯到公元前8000年的不间断序列，用它就可以比较古代的木材，从而确定这些木材的树龄。
　　自然，这种技术在美洲的西南部或者在欧洲的西北部最有用武之地。在美洲的西南部，干旱使得许多古代的木头得以保存；在欧洲的西北部，在沼泽地区中浸透水的木材十分丰富。现在，令人惊奇的精确结果正在出现。例如，在不列颠的萨默塞特，对横跨一片沼泽的名为“斯威特之路”的一条木板走道的木材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这条走道建造于公元前3807年或前3806年的冬天。
　　通过树木年轮来确定年代的方法在检验通过放射性碳得到的年代时也具有巨大的价值。通过放射性碳确定年代的方法引起了考古学的革命，但它在某种意义上也证明了“太好的反而是不真实的”。研究的样本包括来自考古地点的有机体材料，诸如木炭、木头、种子和人类的或动物的骨骼等等，因为这种方法测量的是在有机体组织中残留的微量放射性同位素碳14（C14）——有机体组织在活着的时候吸收碳14，但在死后则逐步地丧失它。在名为加速器质量光谱测定法（AMS）的新近技术之下，只需要非常少量的样本，碳14的原子被予以直接计数。年代的误差仍有大约五万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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