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淘书记_董宏猷　著_9787307139916_浙江大涵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结集在这里的书话，是近年来发表于《大武汉》杂志上“白璧斋书话”专栏中的一部分。《大武汉》杂志一月两期，给了作者董宏猷一个整理自己旧书收藏的机会。选辑在《江南淘书记》中的书话，大致上是按照文学史的脉络，而编排的。作者的原则，是坚持用自己的藏书说话，以书说人，以书说事。由于专栏的版面有限，同时，照顾到杂志的读者面，不可能在有限的篇幅内去进行有关版本、内容的专业性考证，也不可能全面地去评价一个作家，评论不是书话所承担的任务。

　　这个故事也很古老了。
　　说的是没有电灯的山村，第一次通了电，用上了明亮的电灯。一个从未走出过大山的老奶奶，一直坐在电灯下，拿着扇子，使劲地扇电灯。大伙儿觉得很奇怪，老奶奶说，我怕费电，想把电灯扇熄了。可这灯怎么不怕风，扇不熄啊?2009年，德国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开幕式上，中国作家莫言的发言也很有意思。莫言是山东人。他说小时候听爷爷讲，德国人到山东之前，传说洋鬼子没有膝盖，弯着腿走路。于是看到外国人的时候，就特别注意洋鬼子有没有膝盖。同样的，由于资讯的阻隔，相互的不了解，在一本西方的杂志上，说中国人都是在树上栖息的鸟人。
　　全场大笑，包括中国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
　　莫言的发言，自然是说明东西方文化彼此沟通的重要性。这些今天看来似乎荒诞可笑的事情，在当时，恐怕是非常真实的存在。不仅是普通的老百姓，就连著名的学者，也因历史的局限，而作出非科学的判断。例如，明末清初，当西学传人中国时，就有一种说法，说“西学源出中国”，认为西学中的某些东西，其实是中国古代已有的，而后传人西方的。黄宗羲就认为，某些数学原理，是周公时代西传的；王夫之则认为，西学大多是“剽窃中国之绪余”；而钱大昕认为，西方的天学算学，是出自于在中国已失传的祖冲之的著作。黄宗羲、王夫之何许人也?那是清初的大思想家，我最崇敬的大学者，二位学术伟人还是中国著名的天文数学家。而钱大昕先生，则是“一代儒宗”，被称为“中国18世纪最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他们对西学的判断。和他们对西学的陌生、不了解不无关系。这样的看法，也许会让当时的中国人安心地承认这些“源出中国”的西学，并去学习之，但是，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人对西学的认识便越来越客观，越来越理性。这与许多中国人亲自到西方去游历分不开，同时，也与许多西学的原著翻译介绍到中国来，密不可分。
　　我收藏的《西学大成》，便是当年发行量极大的介绍西学之大成大著，全书共十二编五十六种，算学、天学、地学、史学、兵学、化学、矿学、电学、声学、光学、汽学、重学，浩浩瀚瀚，无所不包。《西学大成》系清末王西清所辑，清光绪乙未年醉六堂出版。光绪乙未年，即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该书由清朝著名书法家孙廷翰题字，著名学者王韬写序。过去有些人将《西学大成》误认为是孙廷翰所辑，这是常识性的错误了。尤其是旧书网上，一些书商恐怕是将“孙廷翰书”误认为是“孙廷翰写的书”，殊不知此书非彼书，乃是书写题字之意也。孙廷翰，浙江诸暨人，光绪十五年进士，书法家。其书法初学赵孟頫，后改颜真卿，当时的书坊主人请他题字，乃是题中之义也。
　　为此书写序的王韬，乃是当时的名人，传奇人物。他是江苏苏州人，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外号“长毛状元”。
　　说来有趣，1860年，李秀成率领的一支太平军攻陷苏州、常州，进迫上海。此时，王韬化名黄畹，上书给太平军的长官刘绍庆，为太平军出谋划策，后来李鸿章占上海，黄畹的书信落入清军手中。李鸿章知道黄畹就是王韬，便以“通贼”罪下令通缉，一时满城风雨，其“长毛状元”的外号便由此而来。
　　王韬曾在上海的墨海书馆工作，其馆长之子正是英国驻上海领事。王韬在上海英国领事馆避难四个多月，后亡命香港。其后，又游历欧洲，曾应牛津大学校长特邀，到牛津大学以华语演讲。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位中国学者在牛津大学演讲，并大获成功。1874年，王韬创办了世界上第一家华资中文日报——《循环日报》，因此，他被尊为中国第一报人。王韬自任主笔十年之久，发表八百余篇政论，鼓吹中国必须变法，其著名的《变法自强上》、《变法自强中》、《变法自强下》三篇政论，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变法”的口号，比郑观应《盛世危言》早十八年，比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早二十三年。康有为在1879年曾游历香港，正值王韬担任《循环日报》主笔之时，因此，康有为的变法思想，极有可能受到王韬之影响，因此，王韬无疑是中国变法维新运动的先行者。
　　王韬在《西学大成》的序言中说道：“西学至今日亦盛矣哉。谈西学者人人自以为握灵蛇之珠，蕴荆山之璞，而作终南山捷径，焉不知西学皆实学也，非可以空言了事也。”然后明确提出，学习西学，“有裨于人，有益于世，富国强兵，即基于此学也。”王韬在序言中明确指出，是“鄞县王君西清”编辑的，在即将付石印之时，请他作序。许多人恐怕没有读王韬的序言，就贸然认定此书是“孙廷翰”编的书，悲哉也乎!此书由上海醉六堂书坊所印。这个醉六堂书坊也是蛮有故事的。传说两朝帝师、咸丰状元、翰林院修撰翁同稣游上海，有一天，到醉六堂书坊访书，看见了明拓本《皇甫君碑》。翁大人也是大书法家啊，其楷书也是了得。
　　看见楷书名碑，自然是爱不释手，可是《皇甫君碑》标价甚高，翁大人也许是没有带多少银子，便与书坊主人议价，哪知道主人一见他要讨价还价，顿时大怒，竟然将翁大人赶了出去。有意思的是第二天，翁大人舍不得那《皇甫君碑》，再次来到醉六堂书坊，摩挲良久，忍不住再次议价。书坊主人仍然是和昨天一样，一点情面也不留，再次“怒而逐客”，将翁大人又赶出了门。P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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