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我看来，金庸、王朔、余秋雨，这三人最本质的相通之处，在于他们的作品都属“帮”字号文学——“帮忙”或“帮闲”。麻痹人们对现实的感觉。消解人们改造现实的冲动，是他们的作品共有的功能。当然，他们的“帮忙”和“帮闲”，有时是自觉的，有时是不自觉的。他们对“忙”和“闲”的“帮”，在方式和姿态上，也是各有特色的。对“帮”的殊途同归，才是把他们视作“同类项”的最坚实的根据。
《文坛三户:金庸·王朔·余秋雨》为精典图书系列丛书之一。
把金庸、王朔、余秋雨三人放在一起，是因为在一定意义上，三人是可以“合并”的“同类项”。几年前，王朔突然对金庸发起猛烈攻击后，颇有几位学术界内外的“金迷”在为金庸辩护时，以满是委屈的口吻，说王朔与金庸本是一类人，说他们既崇拜金庸也热爱王朔，如今王朔非但不与“金大侠”惺惺相惜，却一口一个“金师傅”地极尽嘲骂之能事，这种“同类相残”真令他们痛心不已。这些人的痛心，固然让我觉得可笑，但他们强调王朔与金庸本是同类，却也让我感到他们目光的准确。至于余秋雨，在与老侠的对话集《美人赠我蒙汗药》中，王朔也“骂”到过。我既厌恶王朔也反感余秋雨，但我也想说，王朔与余秋雨也有某种本质的相似之处，因此王的贬余，也具有同类相残的意味。金庸、王朔、余秋雨这三个人，在人生经历、文化修养和作品的外在形态上，都有很大的差异，但他们在更本质的意义上，却是相通的。
王彬彬，1962年11月生，安徽望江县人。1982年毕业于洛阳外国语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199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批评研究。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独自与驳诘》、《鲁迅晚年情怀》、《给每日以生命》、《为批评正名》、《城墙下的夜游者》、《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往事何堪哀》、《一嘘三叹论文学》等多部。
自序
第一编 衡金庸之轻重
第一章 金庸：雅俗共赏的神话
第二章 金庸武侠小说与中国新文学传统
一、历史的回顾
二、何满子的愤激
三、钱理群的模糊
四、刘再复的谬误
第三章 破金庸武侠小说之“新”
一、“人”在何处
二、“现代精神”质疑
三、孙悟空的跟头与如来佛的手心
附：面对“金迷”
第二编 论王朔之短长
第四章 王朔与“鸳鸯蝴蝶派”
一、“不写小说就没什么出路了”
二、“应该说真不幸，我成了这样……”
三、“反正我敢糟践自个儿”
四、余论：亟须确立通俗文学批评标准
第五章 王朔与“大院文化”
一、“是什么鸟变的就是什么鸟”
二、“我小时候，管你们才叫痞子呢”
三、“强奸一次是强奸，再强奸一次就成夫妻了？”
第三编 辨余秋雨之是非
第六章 余秋雨散文的价值定位
一、从颂歌合唱到“骂”声如潮
二、颂歌合唱中的几种声调
三、否定的声音及其评析
四、几种特别中肯的说法
第七章 余秋雨是否应该忏悔
一、问题的提起
二、余杰有多大失误
三、余秋雨为何不忏悔
增订版后记
这番话的遣词造句、语调情绪，都与作为严谨学者的钱理群一贯的风格不合。“生亦何欢，死亦何忧，怜我世人，忧患实多”这几句话实在平淡无奇。类似意思的话，可说不知有多少，因这几句话而“有一种被雷电击中的感觉”，实在不像是出自钱理群先生之口。钱理群先生乃饱学之士，尤其对鲁迅有精深的研究和理解。如果钱理群先生在“极度的精神苦闷”中对鲁迅的某句话、某篇作品有了新的理解、与鲁迅产生了强烈的精神共鸣，那会更合情合理。毕竟，把钱理群和他的学生以及“把你，把我，把他，把我们大家的心灵沟通了，震撼了”的，更应该是鲁迅作品，而不是金庸那些远离尘世、虚无缥缈的武侠小说。钱理群的这番话，如果不包含着“讨论会”上特有的客气，那就只能说他是在叙说非正常状态下阅读金庸的体验。如果说，是在“陷入了极度的精神苦闷之中，几乎什么事不能做，也不想做，一般的书也读不进去”的时候，钱理群先生读起了金庸并且对其中几句原本寻常的话大为动情，那在正常的精神状态中，在其他的书能够读进去时，钱理群先生或许会对金庸的感受大不相同。不过，有一个问题不可忽视：金庸的书是在别的书都读不进去时独能读进去的书，而这样的书，肯定不是“正常”的书。
至于严家炎先生指出的“金庸热”的第四个特点，就更有些可笑了。转述或伤其真，也原文照抄：四是超越政治思想的分野。金庸迷中有各种政治观点的人物，甚至海峡两岸政治上对立得很厉害的人，国共两党人士，平时谈不拢，对金庸小说的看法却很一致，都爱读。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可能是内地最早接触金庸作品的读者之一，他在70年代后期自江西返回北京，就托人从境外买到了一套金庸小说，很喜欢读。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接见金庸时，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小说我是读了的。”而据台湾新闻界人士透露：海峡对岸的领导人……国民党前主席蒋经国先生，生前也很爱读金庸作品，他的床头也经常放着一套金庸小说。这样一种完全超越了政治分歧的阅读现象，难道不值得人们思考和研究？
读这段话，我首先还是惊异于严家炎先生对邓小平、蒋经国也读过金庸之事如此清楚。看来，严先生确实是花过一番工夫对金庸小说的被阅读情况进行调查的，平时也一定很留心搜集有关资料，尤其是“金庸雅迷”的资料。如果是在从事文学社会学方面的研究，这种工作当然也可以做。但严家炎先生搜集这种资料的目的，却是为了证明金庸小说的价值。这种心态就很有点耐人寻味了。还是前面说过的话，如果严家炎先生十分确信金庸小说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那只须努力去发掘、去阐释这种价值即可，用不着又是统计金庸小说的读者量，又是抬出著名科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来作旁证，用徐岱先生指责非议金庸者的话说，就是用不着“拉大旗作虎皮”。而严家炎先生之所以如此热衷于寻找旁证，是否意味着内心对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并无确信，是否意味着也时时对自己投身金庸研究怀有疑虑？若心态果真如此，却又硬挺着充当“金迷”阵营的排头兵，个中原因，又是什么？
再说，将“超越政治思想的分野”的阅读作为衡量文学作品的标准，认为“完全超越了政治分歧的阅读现象”就“很值得人们思考和研究”，也真是闻所未闻。如果不同政治信念的人都喜爱吃臭豆腐，就能证明臭豆腐是味最美最有营养的食物吗？如果不同政治思想的人都迷恋于海洛因，就能证明海洛因是上好的东西吗？因政治信念的对立而对文学作品做出截然相反的评价，只在特定时期发生在特定作家作品身上，这本来就是一种非常态的现象，而对文学作品的评价“超越了政治分歧”，本是一种正常现象。可严家炎先生似乎在以非正常为正常，而将正常现象却视作特别值得思考和研究的特例了。这可说又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把蒋经国拉来为金庸助阵，也匪夷所思。在某些方面，我们不妨认为蒋经国乃行家里手，但在对文学作品的鉴赏上，却没有理由认为他也有高于常人的水准。蒋经国洁净的床头放着一本洁净的金庸，与大陆民工肮脏的床头放着一本肮脏的金庸，性质完全相同。这道理，前面在谈到著名科学家时已说过。以著名政治家也阅读金庸从而证明金庸有了不得的价值，还是犯了常识性错误。何满子先生说，这里奉行的逻辑是：“赵太爷田都有三百亩哩，他老人家的话还会错么？”是真正的“拉大旗作虎皮”。①话虽有些尖刻，但应该说是击中了要害的。严家炎先生新近作文反驳何满子先生，呼吁以“平常心”看待金庸。②而我觉得，恰恰是严家炎、徐岱等几位先生，未能以平常心看待金庸。例如，严家炎先生在推崇金庸时，一再犯常识性错误，恰恰说明心态的不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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