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鼓_万辅彬　主编_9787508719429_浙江大涵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间文化是世世代代锤炼和传承的文化传统，其中凝聚着民族的性格、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真、善、美，是中华民族彼此认同的标志，是祖国同胞沟通情感的纽带。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传统文化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对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巨大贡献。
万辅彬、蒋廷瑜、韦丹芳所著的《铜鼓》是《中国民俗文化丛书》之一，《铜鼓》介绍了铜鼓的传说、铜鼓的主要类型与特点、铜鼓的铸造与审美、铜鼓的社会文化功能、铜鼓的民俗等内容。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及其真谛展示给包括农民兄弟在内的广大民众，使他们对中华大地、对祖国同胞、对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淳厚的民俗民风怀有更深刻的眷恋、热爱和崇敬。

从铜釜到铜鼓到青铜时代初期，陶釜仍是炊具兼乐器。奴隶主为祭祀祖先，媚神、取乐，拥有乐舞奴隶。他们使用的乐器也有陶釜，即“陶釜形鼓”了。随着青铜冶铸业的进一步发展，生产的铜较多，具备了铸造较大铜器的技术条件。人们发现铜器的声音清脆悦耳，亦能经受较重和较长时间敲击。奴隶主追求声色之好，要用精美贵重的器物以别尊卑和夸示财富，就用铜来铸造“釜形鼓”，这就产生了“釜形铜鼓”。
之后，这种铜鼓日益朝适应乐器功能的方向演进，与釜在形态上区别开来。我们所说的万家坝型铜鼓，正处于这个阶段。
说到这里，我们不难看出铜鼓是从铜釜脱胎而来的。万家坝墓葬中同时出土铜鼓与铜釜给我们提供了更有利的证据。
在万家坝一座大墓的腰坑中，挖出1面铜鼓、3件铜釜、6件铜羊角钮钟和一百多件其他青铜器。这面铜鼓很明显是用铜釜改制而成的，只要将铜鼓翻转过来，在鼓足边上加铸一对辫索形耳就成了铜釜。后来在同一墓地的23号墓的棺底垫木之下挖出4面铜鼓、大量青铜工具和兵器。这4面铜鼓的外表都很粗糙，鼓面小，胸部特别突出，腰细而长，足短而向外。外壁都没有花纹，但内壁却有花纹。这是什么道理呢？考古学家推测，它原来应该是足部朝天倒放着使用的。因为只有倒放，内壁的花纹才能看得见。而这些铜鼓出土时也确确实实是倒放着的，和那些铜釜放置的形态完全一致。而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这4 面铜鼓的鼓面上都有烟熏的烟炱，这说明它们确实被作为炊具使用过。
这就更证实了铜鼓来源于铜釜的推断。
铜鼎和铜鼓是同一个“祖先” 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流传至今的铜鼓和铜鼎据考证是同一“祖先”。
首先，铜鼎与铜鼓都是由新石器时代炊具陶釜演化而来的，皆是人类的技术发展到可以进行青铜铸造，社会经济发展到可以大规模铸造青铜器的时候产生的，都使用了块范铸造工艺，无论是艺术设计还是铸造技术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食具演化而来的。鼎的主要用途是烹煮食物，鼎的三条腿便是灶口和支架，腹下烧火，可以熬煮油烹食物。新石器时代之后，社会进入了青铜时代。
中原地区的青铜时代便是夏、商、周三代，这时陶鼎逐渐发展成铜鼎。由于统治者的需要，铜鼎在晚商和西周早期的铸造技术和设计艺术达到了高峰，种类繁多，大体可分为圆鼎、鬲鼎、扁足鼎、方鼎及异形鼎。鼎上饰有丰富夸张的动物纹样。
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青铜鼎多为圆腹三足，也有方腹四足的。鼎口处有两耳。在周代，就有所谓“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元士三鼎”等使用数量的规定。随着这种等级、身份、地位标志的逐渐演化，鼎逐渐成为王权的象征、国家的重宝。统治者往往以举国之力，来铸造大鼎。秦代以后，鼎的王权象征意义逐渐失去。以后，伴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鼎的形式得以延续。后代的鼎通常安放在寺庙大殿前，既是装饰物，又是焚香的容器。
其次，它们有着相似的社会文化功能，有着很多的共同特点：铜鼎与铜鼓都是礼器，都曾成为统治阶级权力的象征；铜鼎与铜鼓都用于祭祀，是沟通人神的礼器；铜鼎与铜鼓又都是财富的象征。
铜鼎与铜鼓所处的时空不同，文化土壤不同，各自发展轨迹不同，社会文化功能也有很多不同之处，反映了中原地区和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多样性。
由于中原青铜文化发育得比较早，而且国家的产生也比较早，伴随着国家的形成，中原的青铜器成了国家政治权力的一部分。
尤其是鼎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出现了“立鼎”、“移鼎”、“问鼎”等与国家政权相关的词汇；而且铜鼎还成为“明尊卑、别上下”即统治阶级等级制度和权力的标志。不同等级的贵族列鼎多少有明确的规定，成了维持权力机构关系的角色。
而中国南方青铜文化发育得比较晚，大约在春秋以后，南方的郡国始终没有发展成为如中原地区形态成熟的国家。《史记·西南夷列传》有着较为明晰的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揲榆，名为嶲(xi)、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迄今考古发掘得到比较多的资料的应是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墓和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
铜鼓虽是这些君长的权力象征，但还没有像铜鼎那样发展到国家象征的地步，各级首领占有铜鼓的数量也未见有什么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铜鼓还未成为明确维持社会等级秩序的角色。这就为铜鼓回到民间，成为南方少数民族普遍热爱的乐器提供了客观条件。
再次，由于铜鼓一开始就作为乐器出现的，所以衍生出广泛的社会文化功能，它用于歌舞、赛神、传递信息、指挥战阵，这些都是鼎不曾具有的。正因为鼎的社会文化功能比较单调，所以魏晋之后，它不再作为权力的标志、国家的象征，渐渐从政治舞台上消失，成为一种历史遗物。而铜鼓因为具有乐器的功能，所以生命力很旺盛。
明清以降，由于封建王朝对西南民族地区的统治加强，特别是改土归流以后，一些民族首领独霸一方的地位被流官所取代，原来那种号令一切的权威已大大削弱，乃至完全丧失。作为这种统治权威化的铜鼓就失去了原来那种炫目的灵光。铜鼓由统治者手中的权力重器又回到民间，恢复了乐器的本来面目。
铜鼎作为权力的象征在失去作为权力象征的功能后，便成为历史文物，陈列于博物馆中；而由于铜鼓还具有音乐的功能，在失去作为权力象征的功能后，它又回到民间，渗透到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活着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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