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耘者言（一个农民学研究者的心路，理解农民、理解自己。）_秦晖_9787506052917

本书讲述秦晖的治学经历，研究方向的转变，对农民学的意志。他的论述当中时空性很强，对很多问题的假设都可以很好的论证，农民是在宗法社会下的一个群体，所以他是有他的一种自然经济的运作体系，而从农民中脱离出来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就摆脱了这种宗法的影响。《耕耘者言》通过对前苏联历史的深入分析，让我们对于计划经济有了一个深入的认识，提出了“命令经济”和“计划经济”划分，还有“宗法农民”等观点，都是独创性的观点，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审视前苏联社会，同时对于认识我国的社会也颇有帮助。总之，不可不读！

在单纯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农民可以作为小资产阶级看待，而在社会主义民主革命中，农民除了小资产阶级属性外，还有宗法农民的属性；除了小资产阶级两重性之外，还有另一种两重性——民主性与宗法性。无产阶级不仅要改造农民的私有性，还要改造其宗法性，而且后一改造往往更重要。苏联的历史，尤其是新经济政策的历史表明，仅仅把农民作为小资产阶级看待，忽视对其宗法性的改造，会引起严重的后果。
但所谓“改造”农民，并不是说农民仅能作为被动的一方。农民可以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同样也可以成为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农民作为劳动者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愿望，在某种条件下也是因为农民作为私有者有发展商品经济的愿望，即改变自身宗法状态的愿望、民主主义的愿望。这正是新经济政策“向私有者农民让步”的基础。当然，社会主义是要改造其私有性的，但如果为了这种改造而把宗法性当做有利因素加以扶持，将是极有害的，战时共产主义的教训就在于此。

在农民战争中，封建社会的革命农民是怎样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的？历代农民政权的社会经济改革提供了实践的范例。本文试对后期大西军政权经济政策的核心——营庄制度进行剖析，以期抛砖引玉。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是个不以人们（包括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云南农民起来造缙绅地主与贵族的反，并不是为了接受“民私用草一束者”的营庄制，而后期大西军推行“公有”的营庄制度，也并没有想到它会反而促进云南封建私有制的深化过程。一些同志出于好心，往往用起义农民意志的或多或少的实现来解释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农民苦于土地兼并，他们就以农民战争后的自耕农增加;农民苦于横征暴敛，他们就以农民战争后的“轻徭薄赋”来解释其历史作用。但历史的纵观告诉人们，我国封建社会的自耕农是少了多，多了少，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少；我国封建社会的地租赋税是重了轻，轻了重，总的趋势是越来越重。历史现实离农民阶级的“反动”的农业社会主义理想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用上述思想方法看问题，难免要走向历史循环论甚至历史倒退论。“丁亥之变”后，云南的农民很难说有多少人成了自耕农，更难说在抗清军费如此浩繁的情况下有多大程度的“轻徭薄赋”。可以断言，即使没有清军入滇，云南也要成为地主阶级的云南，实际上丙申改制以后已经这样了。

改革以来我国农村发生的深刻变化为举国举世所瞩目，也给各种流派的学者以议论纵横的用武之地。市场经济的倡导者以此赞叹“看不见的手”之伟大，“公有制”的拥护者以此证明“集体主义”之优越，“后现代主义者”从中看到了“非都市化”的健康发展道路，传统文化的拥护者从中发现了“乡土中国”的神奇魅力和“东方救世”的灿烂前景……而在农村的种种变化中，以“乡镇企业”、“农民企业家”、“农民工人”为主要内容的“离土不离乡”现象尤其令人瞩目。
农民文化已成了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文化障碍。然而，如果说我们之为中国人不可改变，那么我们之为农民则不是不可以改变的。自然，从农民文化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不像“农转非”那么简单。从农民文化到现代文化，是一个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它包括：社会化商品经济取代宗法自然经济，自由所有制（自由私有制和自由人联合体所有制）取代宗法共同体，独立人格取代人的依附关系，民主政治取代宗法专制，理性取代蒙昧，“人性”伦理取代“人情”伦理，一句话，人的自由个性取代“狭隘人群的附属物”。它将给我们这个农民国家带来走出文化困境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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