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变局（史学宗师郭廷以的代表作，论述改革、革命、共和、民主、救亡等的思想、实践、关系，及利弊得失）_郭廷以　著_9787510814426

近代化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要了解近百余年来中国近代化的成败得失，并瞻望未来的发展方向，必须对近代中国的变局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厘清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个问题正是郭廷以学术生涯中最为关切的问题，也是《近代中国的变局》一书的中心主题。

中国近代化的延误

——兼论早期中英关系的性质

一

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均可以说是一部生存竞争的历史。竞争过程的顺逆和结果的成败，决定这个国家民族的祸福命运。顺逆成败，则又决之于国家民族对于时代环境的适应能力，亦就是决之于近代化的程度。要能适应环境或近代化，首须对于环境与时代具有正确的认识，否则就无从说起。无疑义的，近代中国在民族大竞赛中，纵不能谓为完全失败，最少也当承认是暂时落伍。

中国的历史并不孤立，历史上很少孤立的国家民族。有史以来我们曾受过不少强大部族的凭陵，如塞外的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以及西南的吐蕃南诏，但是他们仅恃一的优越武力，经不起长期的磨炼；我们也曾受过异域宗教思想的熏染，特别是佛教，然而印度只有其消极性的文化，谈不上别种企图。近代我们所接触的“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的西洋诸国，则大异于是，不仅有其强大的武力，而且有其积极性的高度文化。于是我们遇到了新的对手，向所未有的劲敌。诚如同光年间留心时务、目光犀利的郭嵩焘所云，西洋人之入中国是天地的一大变。李鸿章、严复也均说这是三千年来中国的大变局，是秦以来所未有过的世变。大家都知道时代是“变”了，外在的环境变了，而我们内在的生活方式未能切实有效的来赶上这个“变”，来适应这个“变”，因而诸事感到不“通”，一切受到威胁。这是由于我们知己知彼的工夫不够，尤其是知彼工夫的欠缺，所谓认识不明，蹉跎遗误，措施乖方，步骤紊乱，劳而少获，甚至无获。百年以来民族的悲运危机之所以致成，均须于此求之。

二

历史是整个的，在时间上如此，在空间上亦是一样。在古代或中世表示的容或不十分显著，在近代则几乎随处都可证明，各国的历史均成了世界史的一部分，中国自不能例外。十五、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地理发现，固然使欧洲历史起了变化，亦使全部世界受到影响，人类开始走入了“四海一家”的时代，逐渐成为“一个世界”，正是薛福成所谓“华夷隔绝之天下，成为中外会通之天下”。在此之前，中国与欧洲虽早有接触，但是那种关系是若隐若现，绝续无常的。蒙古西征虽一度使之呈现明朗，而当时的西方文化并不高过东方，甚或居于中国之下，同时蒙古人既不能了解西方文化，亦无资格代表东方文化。十五世纪末年，自西欧直达远东的航路发现，东西海道大通，一五一四年（明武宗正德九年）葡萄牙人到了广东，从此以后，中西的关系未再间断，愈趋愈密。

开始与中国接触的“佛郎机”—这均是当时对葡萄牙或西班牙人的称呼，有不少是向东方觅取黄金的冒险家，但是跟踪而至的确有许多为了传布福音，具有宗教热诚的饱学之士与抱道君子，所谓“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意专行教，不求利禄”（《明史· 意大利亚传》）。他以学术为传教手段，借此以与社会领导人物的士大夫接近，争取他们的同情与合作。哥伦布、哥白尼（Copernicus）发现新世界、新宇宙以来的新知识，文艺复兴以后的新艺术，均经此辈耶稣会士（Jesuits）先后输入中土，包括天文、历法、算学、物理、舆地、美术、以及火器制造等实用科学。凡此均为明清之际，亦即自利玛窦（MatteoRicci）来华至康熙末年一百四十年间（一五八二—一七二一）的成就。

中国方面的反应与态度，有正有反。好之者是因为他们所讲的学问，“多华人所未道”，动机为“好异”，也可说是崇尚真理。恶之者是因为他们所奉的宗教为“不合于圣人之道”的异端，将沦中国于“无父无君”，动机为“辟邪”，也可说是卫护道统。在此期间，他们曾遭受种种的挫折磨难，但确已赢得睿智而有卓识的知识分子和杨廷筠、徐光启、李之藻辈的信服，及开明宏通的政府当局如康熙大帝的优待。康熙本人极为爱好西学，善遇西人，使他们“各献其长，出入禁庭，曲赐优容”（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谕西洋人）。时常由西洋教士进讲天算、历法、炮术，即是出京巡幸，亦不中辍，且将《几何原本》译为满文。第一部实地测量的中国科学的地图《皇舆全览图》即在他的手中完成。法王路易十四对于东西文化的沟通，尤抱有莫大宏愿，他有过书信给康熙皇帝，他派了许多有学问的教士前来，十七世纪西学的东传，法国人的贡献独多。他真是不愧为一位“大帝”。而康熙皇帝亦有其雅量与求知欲，自己对于历算的研究“妙契精微”。以皇帝之尊，躬亲倡导，自然会使“一时承学之士，蒸蒸向化，肩背相望”（《清史稿· 畴人传序》）。如果这种风气继续下去，试想当起如何的作用？近代的西方文化当在中国发生何种影响？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我们承认明清之际所谓西学颇属有限，耶稣会士既比较保守，未能尽量介绍新的学理，而中国的一部分士子学人又自视颇高，华夷之见既深，名教观念尤浓，亦不是接受新的思想。这均是中国对欧洲文化认识的障碍。而最大的阻力与不幸，则为雍正皇帝的禁教令。西方教士在华的活动本有许多客观的困难，而其自身的派别争执更增加不少纠纷。利玛窦时代为了顺从中国的礼俗，对于教徒的祀祖祭孔敬天均不禁止，并以天或天主来称上帝。但是方济各（Franciscans）、多明尼（Dominicans）等派则斥为不当，教王（教化王）亦认为不可，派遣教使，发布禁条，实行干涉。于是康熙皇帝大起反感，说是“教王条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戾”，曾于一七二○年（康熙五十九年）一度表示除了“会技艺之人留用”，其余传教之人，俱令教王使臣带回，“以后不必西洋在中国行教，禁之可也，免得多事”。但最后的严厉遭禁，则是由于他们参加当时宫廷的政治斗争。康熙晚年，他的皇子为了争夺大位的继承，各树党羽，耶稣会士则站在皇九子允禟十四子允禵方面而与皇四子允禛（即后来的雍正皇帝）对抗，如为允禟向川陕总督年羹尧游说的穆敬远（JoannesMouroo）为葡萄牙人，从中搆煽的宗室苏努父子又均为天主教徒。加之教士散布内地各省，早就有人说他们“邀结天下人心，逆形已成”（杨光先《不得已书》），而雍正皇帝又是治尚严明的，所以即位之后，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正式颁布禁教明诏，所有的洋人，除了在京效力的人员外，一律送往澳门，各地天主堂均改为公廨，祠庙，或义学。乾隆时代（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取缔尤严，一再查禁内地的西洋人与私习天主教者，甚至有被处死刑的外国教士。嘉庆道光两朝（一七九六—一八五○），供奉内廷的西洋人愈少，最后连钦天监内也没有他们的位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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