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文化与文化的权力：旧制度下的欧洲（1660—1789）_[英]蒂莫西?C.W.布莱宁著，李文君译_9787545823660

1660年，太阳王路易十四亲政在即；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在这至关重要的百余年中，旧制由盛转衰，启蒙熠熠生辉，公共领域兴起，民族国家登场。在本书中，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剑桥大学教授蒂莫西C.W.布莱宁探讨了改变18世纪欧洲权力格局的文化革命。漫长的一个多世纪中，王公贵族以古典方正的建筑、光辉崇高的绘画、庄严肃穆的歌剧呈现权力的文化，公众人民则在期刊、报纸、小说、图书室、咖啡馆中彰显文化的权力，逐渐显露的新生力量为既有秩序带来了撼动根基的挑战，也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面对纷扰与骚动，法兰西、德意志与不列颠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最终走上了迥异的发展道路，整个欧洲就此迈入现代世界的新篇章。

序曲
让菲利普拉莫在 1749年首演的抒情悲剧《拜火教主琐罗亚斯德》里用序曲取代了传统的开场表演，并对此做出解释：
这是第一部省去开场表演的歌剧。人们对这种创新感到震惊；但经验表明，这是正确的选择。对音乐剧来说，时间如此重要：多种艺术方式在有限的时间里共同呈现着浩繁的情节，诗歌、艺术、机械、音乐和舞蹈以迅速多变的节奏相互交织，以至于剧作家不得不计较每一秒，删除所有多余的内容。
出于类似的理由，本书提供了充当导言角色的序曲，或者说兼具导言功能的序曲，目标是学术圈之外的广大读者。德语专著通常要求在导言中定义名词、分析概念、解释研究方法、探讨史学发展，然而这并非多数读者的需求。对于他们来说，导言部分将会提供正文的粗略概述，此后便可以直接进入第一章路易十四宫廷的论述；对概念基础感兴趣的读者则可继续阅读导言剩余的内容。
本书是 17世纪末到 18世纪末欧洲政治文化发展的比较研究，以英国、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为中心，偶尔也会向东方和南方延伸。书中的核心论点在于，这个时期生出一个全新的文化空间，给政权及其统治带来了新的挑战。旧文化以宫廷和君主制为核心，新生的公共领域则由普通个体汇聚而成，其整体力量超过了个体的总和。他们通过交换信息、想法和评论，创造出公众这一文化角色，并从此主导了欧洲文化。现代世界的许多文化现象都源自漫长的 18世纪，例如期刊、报纸、小说、记者、评论家、公共图书馆、音乐会、画展、博物馆和歌剧院，等等。它们虽然诞生于更早的时代，却在 18世纪趋于成熟，合力引发了一场文化变革。或许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直到这一时期公众舆论才成为审美和政治的仲裁者。
这些变化给政权带来了挑战和机遇。适时灵活的改变能够促进权力健康发展。若无法成功调整，政权的合法性就会受到严重损伤，导致长期的问题甚至消亡，正如法兰西王室的经历。即使普鲁士腓特烈大帝那样头脑清醒的人，也很难找到一条通往稳定的道路，而坚持下去就更为困难。套用克劳塞维的话来说，他们发现政治的一切都很简单，但就连最简单的事情做起来也极其困难。很少有人能够做出长远的总体规划；而做出规划的人，比如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却会发现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当时的统治者和他们的谋士无法像后人一样做出事后分析，他们的眼光受到遮蔽，不得不摸索一个又一个的权宜之计。这虽然困难，却不是毫无可能。倘若统治者能够取得有效信息，了解被统治者日渐加深的忧虑，应该可以洞察文化的转变。凡尔赛宫与世隔绝，将路易十四的后人禁锢在名不副实、日益萎缩的王权里。他们更加灵活的英、德同行，为了应对新的现实需求，将自己重新打造为爱国者与国家公仆。在 18世纪出现的公共领域里，类似现代发言人、公关团队、媒体顾问和焦点小组所承担的工作是当时政治家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英国和普鲁士在军事胜利的威望下成功转型为现代君主。他们在世纪中叶的世界大战七年战争取得胜利，从此英国成为欧陆版图之外的世界霸主，普鲁士也确立了新的霸权地位。这个逻辑或许也可以倒过来：正因为英国和普鲁士适应了政治文化的改变，才取得了战争胜利。正如约翰布鲁尔所说：国家不仅是权力中心，还是权威中心，这种权威的有效性取决于政权和治理的合法性。从广义上来讲，合法性越低，国家行动面临的摩擦也就越大，为了达到同一效果，也要付出更多资源。以上引文来自他对这一时期英国财政的出色研究，一语道出文化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为使财政收入和相应的权力最大化，政府必须做出可信承诺，鼓励纳税人做出必要的牺牲。为了创造出能够支持这种关系的信任，政策决定者的个人文化也至关重要。我们将会看到，英国人和普鲁士人通过不同路径达到了相同目标。法国人却从一开始就错了，他们攥着过时的地图，又缺乏紧迫感，最后几乎被困在原地。 1789年 10月 5日，冲入凡尔赛宫的巴黎人发现路易十六、他的家人和他的宫廷生活在一个石化的世界。那个世界的灵魂早已消散，犹如一个史前博物馆。
人们活捉了国王和王后，次日将他们押送到巴黎，凡尔赛宫从此成为国家财产。法国王室在 18世纪犯下众多过错，其中最糟糕的莫过于无法感受到日渐增强的民族权威。它并非从 1789年革命者的脑袋里横空而出，实际上历经了漫长的形成过程。在西欧和中欧，国家和民族是政治话语的两个核心名词。
路易十四也许可以说朕即国家，但路易十六就无法宣称朕即民族，这是 1789年 6月 17日法国三级会议第三等级代表组成的国民议会所拥有的权力。王权和民族的割离至少可以上溯到 1713年，路易十四要求克雷芒十一世发布通谕《论上帝独子》，谴责詹森派。这成为引发 1756年外交革命的裂缝，又因为 1770年法国和奥地利的联姻而终于变得无法弥合。在这一时期，英国汉诺威王朝成功建立了王朝和民族之间的全新联合，尽管过程艰难而缓慢；与此同时，普鲁士腓特烈大帝也推出一种奇特却有效的爱国主义。
本书中所用的文化是广义的词汇，指爱德华泰勒爵士的经典定义：文化是一个复杂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类所掌握的其他任何能力和习惯。本书无意探索这个复杂总体的各个方面，出于篇幅和论述焦点的考虑，忽略了性别和流行文化等重要方面，主要将注意力集中于精英文化。此外，出于同样的原因，论述无法穷尽高雅文化的每一个领域。过去的研究者极少在严格的音乐学之外讨论音乐，事实上从音乐中可以获得许多对过去社会的认知，因此本书格外关注音乐。书中使用的政治文化一词采用了林亨特的定义：表达、塑造社会观念与行动的价值、期待和潜在规则。文化和政治文化这两个概念越来越多地衍生出巨量的学术研究，想要进一步探索这些理论的读者也许要在本书之外寻找答案。
文化制度和器物的选择中渗透着权力的考量。这点很容易理解，因为政权既要对内统治国民，又要对外维护自身利益。尽管军事和经济实力至关重要，但权力不仅取决于客观事实，也取决于主观感受。被国王过往光辉蒙蔽的人可能看不到国王的裸体，哪怕他的衣柜早已空空如也。强大的统治者可以通过巧妙地展示力量而使自己变得更为强大。彼得伯克曾如此描述路易十四：仪式、艺术和建筑都成为自我确认的手段，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成为战争和外交的延续。当路易十四在 1679年责成勃兰登堡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向瑞典归还在五年军事胜利中夺取的土地的时候，他没有采取武力（几百英里的战争区域中没有法国士兵），而是通过权威的光环。这既是武力和外交的构建，也是文化的构建。太阳王在权力巅峰时期的确完成了文化和权力的完美结合。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在飞速发展的 18世纪保证两者和谐变得愈发困难。一个世纪后，大选帝侯的孙子腓特烈威廉二世为祖先一雪前耻： 1787年，他入侵了法国的后院荷兰共和国，尽情炫耀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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