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相关者：战略管理全新视角 [美]R.爱德华·弗里曼_[美]R.爱德华·弗里曼_9787111739524

这本书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战略管理理论，将利益相关者定义为“任何受企业目标影响或能够影响企业目标实现的群体或个人”，将企业理解为我们如何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的系统。

再版前言　　PREFACE
当我在1982年6月坐下来撰写《利益相关者：战略管理全新视角》时，我并不知道它在大约25年后仍然对商业学者和实践者具有现实意义。我总结了许多商业思想家的成果，这些人包括罗素·阿科夫（Russell Ackoff）、吉姆·埃姆肖夫（Jim Emshoff）、埃里克·莱曼（Eric Rhenman）、埃里克·特里斯特（Eric Trist）等，并陈述了我认为是显而易见的、简单的常识。经理人必须与那些可能影响公司或受到公司影响的群体和个人（即利益相关者）打交道。在我看来，这似乎是战略思维的本质，现在仍然如此。
许多人认为这个想法很激进。通过将“利益相关者”置于战略思维的中心，分析单元转变为更具相关性的企业观。“利益相关者管理”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区分“经济”与“社会”，或者“商业”与“非商业”。讽刺的是，使用和发展这一理念最多的学者是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学者。我在书中表明，并且仍然相信，“社会责任”是支撑不再有用的企业故事的那些理念之一。我非常感谢多年来参加我的研讨会的数千名经理人发现了利益相关者管理理念的实用性。如今它在许多商业领域都已经过时了。
然而，我们仍然需要一个关于企业的新故事。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我相信这个故事的中心人物一定是公司及其客户、员工、供应商、社区和金融家。非政府组织、政府、工会等其他群体对特定企业来说可能也很重要。认为其中一个群体（如金融家）总是优先于其他群体的想法完全忽略了企业和资本主义的主要贡献。商业运作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所有这些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都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满足。这些利益的交集是有效和可持续的利益相关者管理的核心。
许多人认为，与多个利益相关者打交道会导致权衡和冲突。我开始相信这是“企业利益相关者理论”的错误焦点。当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就有机会“创造价值”。当批评者提出有关产品和服务以及公司行为存在问题时，还有另一个创造价值的机会。在本书中，我过多地关注了多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而不是寻找可以解决这些冲突的综合性产品、服务和行为。这种关于企业的新叙述也必须是“社会中的企业”之一。它需要将道德、责任和可持续性放在与利润同等的位置关注。它们都十分重要，不可忽视。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负责任的资本主义”的故事。
我相信，利益相关者方法以及过去25年来发展出这一想法的学者们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和同事在弗里曼、杰弗里·哈里森、安德鲁·威克斯、比丹·帕马和西蒙·德科尔所著的《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现状》（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中总结了这些成果。我因开发了利益相关者的商业方法而获得了太多的赞誉。它深深烙印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沃顿应用研究中心和沃顿布希中心的DNA中。许多学者的成果已经开始将这一理念融入他们的商业理论和实践的DNA中。正是为了他们，我感谢我的编辑保拉·帕里什和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团队再版本书。

R.爱德华·弗里曼
2009年10月
前言　　FOREWORD
当今公司的经理人正受到抨击。在世界各地，他们管理公司事务的能力正受到质疑。大量政府法规、公司评论家、媒体攻击的出现，以及最重要的是，来自远东和欧洲公司的激烈竞争，将现代经理人置于高压境地。他们发现施加在公司身上的外部需求增加了，公司内部应对的灵活性却降低了。业绩标准不再清晰，“有效管理”的概念越来越成为术语上的矛盾。
与此同时，现代经理人困境的“解决方案”占据了畅销书榜单。它们吸取了日本、美国和欧洲公司的经验教训；鼓吹心理学的最新技术可以解决“人的问题”；发出强烈的呼声，要求减少政府干预、劳动福利归还以及制定新的产业政策；敦促经理人更努力、更长时间地工作，学习更多课程，掌握最新的技术，专注于重建自己的公司，以在全球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我认为，目前这些对管理困境的分析只是部分正确。而且，我认为根本的问题是，经理人必须有新的概念，使他们能够现实地看待自己的工作。这些新概念必须帮助经理人正确看待当今世界，而不是30年前的世界。社会学家林德（R.S.Lynd）在他1939年出版的书《知识何为》（Knowledge for What）（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第207页）中很好地阐述了这一点；
如果祈求上帝降雨不能增加我们田地的肥力，那么加倍祈祷或改变祈祷的措辞也毫无用处，我们最好把精力转向农业技术改良。
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开始将管理能量转向正确方向的概念—“利益相关者”。简单地说，利益相关者是能够影响公司目标实现或受公司目标实现影响的所有群体或个人。利益相关者包括员工、客户、供应商、股东、银行、环保主义者、政府，以及其他可以帮助或伤害公司的群体。利益相关者的概念为战略管理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一家公司可以并且应该如何设定和实施其方向。通过关注战略管理，高管可以带领公司重新走上成功之路。
本书是沃顿商学院于1977年在沃顿应用研究中心的赞助下开展的一个项目的成果，该项目在沃顿商学院管理学系的政策和战略实施研究项目中继续进行。我非常幸运拥有一个具有支持性的和激发智力的环境来研究本书所表达的想法。此外，各单位也酌情提供了必要的资金。特别是，应用研究中心的几位主任和高级职员提供了帮助。我必须感谢吉姆·埃姆肖夫、亚瑟·芬尼尔（Arthur Finnel）、维尼·卡罗尔（Vinnie Carroll）、鲍勃·班克（Bob Banker）、鲍勃·米特施塔特（Bob Mittlestadt）、比尔·汉密尔顿（Bill Hamilton）和其他在本书成形过程中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更幸运的是，我遇到了许多杰出的研究助理、高级研究助理以及学生们，他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与我谈论利益相关者的战略方法。这些学生中的大多数现在都凭借他们自身的实力成了成功的高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埃米莉·萨斯坎德（Emily Susskind）、马克·克雷默（Mark Kramer）、马西·普拉斯科（Marci Plaskow）、丽萨·阿姆斯特朗（Lisa Armstrong）、萨利·施赖伯（Sally Schreiber）、洛蕾塔·墨菲（Loretta Murphy）、亚瑟·科恩（Arthur Cohen）、罗伯塔·威伦斯基（Roberta Wilensky）、艾伦·韦斯特（Ellen West）、戴维·翁特科（David Ontko）以及吉姆·塞尔（Jim Sayre），他们都准备了案例草稿和简报文件，为本书奠定了大部分实证基础。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马西·普拉斯科特别努力地让我注意到相关文章。戴维·里德（David Reed）与我合作撰写了一篇论文，作为第七章以及其他想法的基础。里德对美国企业界有惊人的了解，他将利益相关者概念应用于许多不同问题的能力让我看到了这个概念的逻辑。拉里·理查兹（Larry Richards）与我一起将第四章中提出的利益相关者审计概念应用于多个组织。吉尔·戈德曼（Jill Goldman）、乔伊斯·阿克曼（Joyce Ackerman）和杰夫·贝拉诺夫（Jeff Belanoff）自愿抽出时间对大量论文、案例和想法进行评论。此外，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些本科生和研究生也提供了帮助。可以说，戈登·索拉斯（Gordon Sollars）做出了最大的智慧贡献，如果没有他的专注和灵活的头脑，我就不会撰写本书，即使他可能对最终的内容感到震惊。
我在管理学系的同事也提供了帮助。约翰·卢宾（John Lubin）鼓励我将利益相关者方法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战略管理方法。彼得·洛朗格（Peter Lorange）在我理解战略管理流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大量参考了他的成果。保罗·布朗（Paul Browne）和巴拉·查克拉瓦蒂（Bala Chakravarthy）一直是我灵感的源泉。威廉·埃文（William Evan）迫使我对利益相关者的概念提出了一系列与这里概述的利益相关者概念完全不同的问题。目前的工作极大地受益于我们尝试将“管理”概念理解为“与利益相关者的信托关系”。威廉·冈伯格（William Gomberg）教会我不要害怕价值观或与此相关的任何东西，我很感激他在与冈伯格和安迪·范德文（Andy Van de Ven）合作的管理哲学课程中提供的建议。特别感谢格雷格·谢伊（Greg Shea）的支持。其他大型多元化学校的学生也提供了帮助，尤其是格雷厄姆·阿斯特利（Graham Astley）、汤姆·邓菲（Tom Dunfee）、查尔斯·丰布兰（Charles Fombrun）、多拉·富特曼（Dora Futterman）、威廉·莱恩（William Lanen）、保罗·蒂芙尼（Paul Tiffany）、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和琼·泽林斯基（Joan Zielinski）。宾夕法尼亚大学哲学系的罗伯特·沃克布罗伊特（Robert Wachbroit）教授在让我更清楚地思考组织问题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我同样受益于许多沃顿商学院之外大学同行的帮助。麻省理工学院的梅尔·霍维奇（Mel Horwitch）教授，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弗雷德·斯特迪文特（Fred Sturdivant）教授，波士顿大学的吉姆·波斯特（Jim Post）、亨利·摩根（Henry Morgan）、泰德·默里（Ted Murray）和约翰·马洪（John Mahon），哈佛大学和肯尼迪图书馆的丹·芬恩（Dan Fenn），匹兹堡大学的巴里·米特尼克（Barry Mitnick）、威廉·金（William King）以及奥布里·门德洛（Aubrey Mendelow），弗吉尼亚大学的约翰·罗森布拉姆（John Rosenblum）和阿莱克·霍尼曼（Alec Horniman），以及华盛顿大学的罗伯特·维吉尔（Robert Virgil），他们都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见解。明尼苏达大学的安德鲁·范德文为“你代表什么”负责，因为它激发了关于企业层级战略的讨论。我对“囚徒困境”的痴迷归功于华盛顿大学的内德·麦克伦南（Ned McClennen）。本书因为埃德·爱泼斯坦（Ed Epstein）的仔细审阅而大为改善，他的热情和支持，以及他对公司本质的学术洞察力对我帮助良多。
在利益相关者项目的研究过程中，许多组织和经理人都提供了帮助和支持。在过去五年中，我通过正式访谈与非正式访谈的方式与数千名经理人进行了交谈，感谢他们对外部环境问题以及利益相关者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提供了看法，特别是罗伯特·赫森（Robert Herson）、克莱姆·霍夫曼（Clem Huffman）、弗雷德·米切尔（Fred Mitchell）和马克·麦卡锡（Mac McCarthy），在这些想法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拉姆·查兰（Ram Charan）教会了我很多商业知识。埃德温·哈特曼（Edwin Hartman）使我免于许多错误，并提醒我仍然存在的问题。Pitman Publishing出版社的比尔·罗伯茨（Bill Roberts）和迈克尔·温斯坦（Michael Weinstein）力求使本书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