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一个维新的交易员
许知远
一
他执意要送我坂本龙马牌的袋冲咖啡。在包装盒上，是那张著名的照片：这位土佐志士身着松松垮垮的和服，双手背后，一头乱发向后拢去，一把短刀斜插在腰间，昂首远方。他眉毛粗重，双眼眯成一条狭长缝隙，紧闭的嘴角向下撇去，显得踌躇满志又漫不经心。这神情也是志士们对自己的普遍期许—心系日本之命运，却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在1853年黑船来袭与1868年明治维新肇始之间，这些来自不同藩的志士，是推动日本改变的最活跃力量。很可惜，这张照片的一角被裁剪掉，坂本龙马的那双皮鞋消失了，他的另一个特性也因此被遮蔽：在这群志士中，他不仅以眼界开阔、勇敢无畏著称，还是他们中最时髦的一位。他喜欢西洋的手枪，用皮鞋替代木屐，还是第一个旅行结婚的日本人。或许也是个咖啡的爱好者，至少这盒袋冲咖啡宣称，这是“龙马爱过的咖啡”。
金子刚先生是咖啡出品人。他年近六十，消瘦、挺拔，脸上总是挂着微笑，曾经营过多年的日本料理与西餐厅。他泛黄的头发、有些凹陷的眼眶，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长崎的外来因素。在漫长的德川时代，这座城市是日本唯一的对外窗口，欧洲的影响渗透到食物、建筑、语言、风俗甚至人的基因。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
在一间狭长安静的办公室里，金子刚讲起18年前他前往高知县—在德川年代，这是土佐藩，坂本龙马正是从这里走向全国性的舞台—说服了这些故乡人，授权给他坂本龙马品牌，创造了这一款咖啡。这也是日本的另一个有趣之处，它的历史人物既有神一般的地位，备受崇敬，又有一种奇特的亲切感。他们被制成玩偶、进入漫画、拍成偶像剧、进入商业广告，像是你身边的朋友。各地都会组成协会，他们研究、讨论这些人物，寄托自己的个人期望，寻找社群的慰藉。在这些历史人物中，坂本龙马的角色尤其突出，也最受欢迎。他不仅创造了历史功业，还对当代人有致命的吸引力，软银的创始人孙正义就公开宣称自己是他的追随者。
这个形象是事实与传说的混合体，每个时代都按自己的方式塑造他。第一部关于坂本龙马的小说，出版于1883年。那正是自由民权高涨之时，龙马被塑造成一个民主与宪政的先行者。土佐藩虽已变成了高知县，但他的昔日伙伴板垣退助成为这场运动的中坚力量；20世纪20年代，众多小说将他塑造成一个和平主义者、一个为自由而战的人，这响应了大正民主浪潮；20世纪40年代初，他又摇身变成了帝国海军的先驱、狂热的爱国者。
而金子刚与孙正义崇拜的龙马，来自司马辽太郎。这位历史作家在1962—1963年的一份杂志上连载了《奔跑吧，龙马》，将他塑造成幕末维新中最重要的英雄。与传统的武士不同，他是一个战略家、一个联盟缔造者、一个永远拥抱新事物的人物。这也是个励志故事，龙马并非天生不凡，甚至到了12岁仍会尿床，但全凭个人意志与远见，开创了自己的命运。这个形象正与战后的日本新精神吻合，从战争废墟中站起来的日本，要用贸易与商业重新证明自己。这套历史小说不仅卖出了2400万册之巨，还被一次次地改编成电视剧、舞台剧、漫画。
“我喜欢他的企业家精神，能无中生有。”金子刚说。四十年前的大学时代，他也是司马辽太郎的热情读者。如今，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长崎的坂本龙马学会的副会长。在一家坂本龙马主题的居酒屋，我还见到了消瘦、内敛的会长，身穿龙马式的和服，只是腰间少了一柄短刀。他在长崎大学学习水产科时，就为龙马的胸怀大志与实干精神所吸引。
他们创建了这个社团，举办各式聚会，与遍布日本各地的相似组织，分享对龙马的理解。他们还在凤头山上集资兴建了龙马的铜像。他双臂抱怀俯视着长崎港，似乎不仅给昔日，也给此刻的日本，指出了方向。
二
在长崎的一家海港酒吧，我喝着麒麟啤酒，翻阅着手边的《坂本龙马和明治维新》。已故的马里乌斯·詹森是英语世界最重要的日本权威之一。他在日本研究中的地位，类似于费正清之于中国研究。他1922年出生于荷兰，还是个婴儿时就到了美国。他原本在普林斯顿研修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的欧洲史，但战争改变了他。冲绳服役的经历，让他对日本发生兴趣。1969年，他出任普林斯顿刚设立的东亚系主任。詹森可以同时用英文与日文书写，出版的著作超过20本。《坂本龙马和明治维新》出版于1961年，也是这位历史学家的成名作，出现在关于日本的各式必读书单中。
很可能，司马辽太郎的小说受到它的影响，但比起冗长且滑向个人传奇的小说，这是一本严肃的历史著作。詹森想借这个土佐藩武士短暂的一生，折射出幕府末年日本的政治、社会状况，这个常年封闭的社会如何应对突然到来的外来冲击，个体如何在这混乱中展现雄心、才华与勇气。
长崎是阅读这本书的理想地点。潮湿的海风拂面，夕阳下的港口，船影绰绰，间歇有黑色的山鹰从山上冲下，掠过海面。这个安静、诗意的港口曾经忙碌异常，自1641年德川幕府锁国以来，它是日本唯一被许可的对外窗口。在我所坐的酒吧不远处，就是出岛，在漫长的时间里，这个人工岛是日本主要的贸易中心。每年8、9月，季风把荷兰商船从巴达维亚（雅加达）吹到此地，带来胡椒、砂糖、玻璃器皿、天鹅绒，11月后，再将铜、樟脑、漆器运出。贸易从来不仅关于货物，也与理念、思想紧密相连。尽管在欧洲人中，荷兰以实利主义著称，但这小小的出岛，仍变成了新知识中心。一些好奇心旺盛的日本人开始学习荷兰语，并从零星获得的著作中，开始钻研医学、天文学这些原本只能从中国人的书籍中获得的知识，由此也诞生了“兰学”。
长崎也是各种新事物的体验之地，羽毛球、钢琴、咖啡、巧克力……我手中的麒麟啤酒也诞生于此，是日本本土酿造的第一款啤酒，它的制造者就生活在酒吧斜对面的山间。作为怡和洋行的大班，苏格兰人托马斯·格洛弗也卷入了幕末维新的浪潮之中。他出售舰船、大炮给萨摩人，还送年轻人前往英国读书；他相信萨摩藩与长州藩，而不是江户的幕府将军，才能代表日本的未来。他也认识坂本龙马。
长崎是坂本龙马展现自我的最佳舞台。1865年，他带着二十多名土佐藩人来到长崎，创办了一家商贸公司。时年30岁的龙马已经验老到，动荡的社会环境逼迫他迅速成熟。
1835年，他出生在土佐藩一个富裕的乡士之家，当时日本似乎处于一种永恒的稳定之中。1603年统一日本的德川家康与其继承人，创造了一种精巧的统治机制。身在江户的德川将军是权力的中心，大名又是各自封地统治者，拥有自己的军队和官僚系统。将军用土地分封与参勤交代来控制大名。将军按“士农工商”划分了严格的社会等级，每个人被牢固地限制在土地与身份之中。与中国称读书人为“士”不同，日本的士是“武士”。
这个模式为德川幕府赢得两百多年的安定，但它的控制不可避免地松弛，无法适应一个更复杂的日本社会。大名生出了越来越强烈的自主意识，武士则日渐潦倒，在日益扩展的市场力量中，他们找不到位置，不满开始蔓延。在坂本龙马出生后不久，一场失败的天保改革更加剧困境。
直到前往江户之前，坂本龙马对此所知甚少，除去所属的村庄及藩国，甚至不知日本意味着什么。像很多武士一样，他学习剑术、儒家著作与朴素的道德准则，其中一条是“片时不忘忠孝修行，此为第一要事”。
18岁的他在江户一家道场深造时，黑船开入东京湾，江户城陷入恐慌，他与土佐藩士兵一起被派往品川备战。“外国船只已到达几处地方，我觉得战事很快就要来了。届时，我会取得异国之人的首级后归国”，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尽管当时并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但像很多同代人一样，黑船事件是坂本龙马政治意识觉醒的开始。这些下层武士突然发现，他们有了开创命运的机会。
几年之后，坂本龙马被卷入到迅速兴起的“尊王攘夷”运动。德川幕府的政治机制的隐患显现出来，尽管依赖幕府的保护与支持，京都的天皇仍是名义上的统治者。二元权力结构创造的缝隙，让一部分不满幕府内政与外交政策的人士脱颖而出，其中既有势力强大的大名，也有雄心勃勃的朝廷官僚，更有下层武士，他们是其中最活跃的因素。
他们以“志士”自诩，宣扬一种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在酒肆与伎馆痛饮畅谈，推崇暴力与自我牺牲。他们为陷入危机的日本找到一条简单、明确的道路，追随天皇而非幕府的权威，驱逐、攻击外国人以及这些外国力量的日本支持者—不管他们是官员还是学者。
坂本龙马也是“志士”的一员。除去纵情于风流韵事，他也试图刺杀著名的开国论者胜海舟。年长龙马12岁的胜海舟曾是个热忱的兰学者，还在长崎学习海军，驾驶航船前往美国，长期鼓吹培养翻译人才、训练海军。他们的会面成了日本历史上最浪漫的传说之一，预谋的刺杀变成了促膝长谈，胜海舟对日本前途的分析让龙马大为折服。在给姐姐的信中，龙马称胜海舟是“日本第一人物”，并追随他前往神户开设海军学校与造船厂。这18个月的经验将这个土佐志士带入一个更开阔与复杂的世界，他逐渐了解西方，超越了地方藩国的日本概念，习得更成熟的处世之道，获得了一个新关系网络。
这种新能力令他在接下来几年脱颖而出。19世纪60年代的日本进入了一个更为颠簸的年代。天皇与幕府摩擦不断，将军继承人之争也不停歇，外样大名长州藩公然倒幕，英国人炮轰了马关与鹿儿岛，使两个最强大藩国意识到“攘夷”的不可行。
在1865年一片混乱的长崎，坂本龙马却看到一条新道路。他成立了名为“海援队”的商业组织，资金来源于萨摩藩。他邀请长州藩的伊藤博文与井上馨住进萨摩公馆，从格洛弗手中买到7000支来复枪，他还说服萨摩藩从长州藩购买大米。对于原本互相敌视的长州与萨摩来说，这种关系不可想象。坂本龙马奔走于九州、萨摩与京都之间，极力促成联盟的达成。他相信，只有这个联盟才有足够的力量击败幕府，创造一个新日本。
到了1867年，他已确信幕府统治即将结束，开始憧憬一个新秩序。在前往京都的船上，龙马写下了八条改革计划：天下政权奉还朝廷，政令当出于朝廷；设上下议政局，置议员以参万机。万机决于公议；选有才之公卿诸侯及天下之人才，赐官晋爵，以为顾问，令除旧来有名无实之官；广采公议交际外国，新立至当之规约；折中古来之律令，新撰定完善之大典；扩张海军；置亲兵以守卫帝都；金银货物与外国定宜当之法。
这就是著名的《船中八策》，尽管它不过是当时流行看法的总结，但诉诸文字后诞生出另一种力量。很多人相信，明治天皇的五条誓文正脱胎于此。
在京都，迎接坂本龙马的不仅是即将到来的胜利，还有突然的死亡。1867年12月10日夜晚，在河原町的一家酱油店里，坂本龙马被刺杀，年仅32岁，至今没人知道刺客是谁。死亡塑造了龙马的神话，他无须面对明治时代的新混乱，像他的朋友西乡隆盛那样从一个维新缔造者变成了叛军头领。在很多人眼中—比如他的土佐同乡板垣退助—长州与萨摩的获胜武士也成了新的压迫者，他们塑造了一种反民众的寡头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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