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安娜·弗洛伊德_(英)尼克·米奇利(Nick Midgley)著_9787518442249

安娜·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领域开山鼻祖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之女，她继承和发扬了其父后期的自我心理学思想，系统总结和扩展了自我防御机制，开创了儿童精神分析领域。本书每一章侧重一个主题，介绍她在特定领域的重要论文和著作，对主要观点进行清晰的总结，并结合史实讨论她思想的影响和当代意义。

若有人问我，在阅读和编辑这本《阅读安娜·弗洛伊德》之后，脑海中对安娜·弗洛伊德这个精神分析史上似乎赫赫有名又似乎总站在陪衬位置的著名女性留下了什么印象，我大概会讲，“灯下黑”——她是个被严重低估的精神分析史中的卓越女性。这盏“灯”或许是作为精神分析创始人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也或许是作为参与“大论战”对立方的另一位赫赫有名的儿童精神分析师梅兰妮·克莱因，他们耀眼而夺目。而伴随着本书作者尼克·米奇利对安娜生平及其著述的徐徐展开，我看见一束柔和但不微弱、广角而又热切的光，始终照耀在她看似平静且节制的脸庞，贯穿其一生并泽被后继者。

她的一生丰厚又多元，做过教师、精神分析师、作家、编辑、理论家、演讲者、基金筹募人、许多重要组织的负责人、弗洛伊德生前作品的出版参与者，而用任何一个标签去陈述或定义，都似乎扁平化了这个鲜活奋进在精神分析与儿童治疗领域的前辈。仅采撷书中三个小片段——

作为精神分析研究者，她的建树并不仅限于防御机制的梳理，在她创立的战后儿童发展中心“汉普斯特德诊所”，她试图弥合精神分析与学术型心理学的鸿沟，融合观察法与分析性重建的“双重途径”，对案例的观察资料建立多维度的“汉普斯特德索引”，宝贵的数据材料泽被了后世多位精神分析研究者。

作为儿童专家，她试图建立基于精神分析思想的诊断体系。不同年龄的患儿的相同症状，既可能出于发展紊乱，亦可能是内在冲突的指征。她本着将研究范围从病态扩大到常态、从聚焦发展的一方面扩大到全局的思想，提出“诊断廓图”作为儿童心理评估工具，从整体人格的基本健康到毁灭性创伤分为六大诊断类别。

作为精神分析思想的践行者，她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年逾60岁时仍作为耶鲁法学院客座讲师，试图推动立法与司法者、儿童福利组织“将儿童的需要放在决策的核心位置上”，在被争夺抚养权的儿童安置、亲子分离、虐待、情感疏忽、医疗照护介入度等一系列议题上，站在精神分析视角，梳理出诸多两难困境并给出针对每个特定儿童的“*少伤害替代方案”，以及对公权力合理限制至“*少国家干预”原则。

而这束柔和又有力的光芒却并不让人感到追光者抬头仰望时的渺小，这或许是安娜·弗洛伊德的人格力量，也或许源于作者的写作风格与视角。深入本书，会有大量翔实的材料和清晰细腻的书写，让人体味到安娜一生的曲折前行，既有专业上对父亲的认同、发展、超越与调整，也有个人生平的诸多有为之处与艰难险阻、令人扼腕之失。作者陈列其文献，讲述其案例，展现其变化，不回避其局限，给出后继者发展与未发展之憾事……让百年前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安娜有血有肉地来到读者面前。

这是我所品读到的安娜·弗洛伊德。虽然安娜终身未育任何子女，这本书里呈现的她却仿佛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树，任君采撷各种颜色的果实。也许你喜欢精神分析历史与人物传记，这本书可以帮助你还原一个鲜活的安娜；也许你关注安娜学派的理论建构，这本书相对全面地梳理出梗概满足好奇；也许你是儿童治疗师，渴望了解更多与儿童工作的视角与思想，这本书里的前辈呈现出诸多原创性的思考与关切；也许你是家长、教师、保育人员、儿科医护者、儿童保护工作者、政策制定者等儿童相关人员，这本书里安娜所积极推广至各界的精神分析思想对儿童的理解或许会给你遐思的空间；也许你是女性咨询师或者女性主义者，阅读安娜的一生所为，无疑会照亮你我专业发展与个人发展之路上间或的黑暗与孤独。邀请你采撷属于你的那一只果实，让这束光为你的内心增添一分丰厚。

译者序

在思想巨人林立的精神分析发展史中，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的排位也许并不靠前。在翻译《阅读安娜·弗洛伊德》这本书之前，我们和许多精神分析的爱好者与实践者一样，对她的印象仅仅停留在她对自我防御机制理论的精妙洞见，以及她与客体关系学派创立者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关于儿童精神分析理论与技术的那场大论战。在一种肤浅的想象中，一生不婚不育的她仿佛一个“孤勇者”，勇敢而坚定地捍卫着她的父亲——伟大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思想果实，但其本人或许并不具备独创性的思想，抑或不过是她父亲的一个侍女或附庸。

这种肤浅的想象中隐藏着的无知的傲慢和原始的嫉羡，随着翻译工作的推进，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说《阅读克莱因》展现的是一位在思想的惊涛骇浪中掣帆前行的“船长”，那么《阅读安娜·弗洛伊德》所呈现的，则是一位在现实生活的枪林弹雨中实践精神分析的“团长”，带的团大多还是婴幼儿团——为托儿所的老师们举办精神分析培训班，为第1次世界大战后无家可归的孩子建立“火柴盒学校”，在福利中心为残障儿童学校的老师和学生父母开办精神分析讲座，为维也纳贫困家庭的幼儿设立“杰克逊托儿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保护孩童免受德军飞机轰炸而开设汉普斯特德战时托儿所，为集中营里的儿童幸存者建立名为“斗牛犬河岸”的乡间别墅进行集体养育实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筹办汉普斯特德儿童治疗诊所、盲童幼儿园，与儿科医生定期会谈关心住院儿童的心理需求，甚至为了推动“儿童福祉优先”的教育理念法制化而远渡重洋，前往耶鲁大学法学院发表演讲……安娜将普惠大众的儿童教育实践与精神分析理论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以此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儿童精神分析思想，并*终孕育出一系列惠泽后人的发展性观点。安娜以一种现实主义的乐观态度看待儿童的心理病理问题，鼓励治疗师与儿童建立积极依恋，强调儿童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她将毕生贡献给精神分析事业，热切地传播精神分析思想的智慧，希望孩子们的生活不受冷漠的成人世界的压迫、剥削、限制或破坏。

作者尼克·米奇利（Nick Midgley）通过深入细致的文献分析研究，将安娜错综复杂而又不断自我超越的思想发展脉络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比如她在事业的后半段发展出的极其重要但常常被忽视的儿童心理“发展线（developmental lines）”理论和发展心理病理学中的“诊断廓图（Diagnostic Profile）”工具，其实就是对她本人在事业早期的儿童精神分析思想的超越——这一过程跨越了整整40年！同时，本书还采撷了大量丰富的回忆安娜工作的历史文献，把一个生动鲜活、亲切可人、情感丰富、精力充沛、不屈不挠的安娜带到读者面前——她是教师、理论家、编辑、基金募集者、学生、同事、伙伴、儿童福利倡导者。如果读者耐心阅读，将会领略到一位精神分析热爱者是如何在经历战争、政治迫害、学术压制、丧亲、丧友等漫长的峥嵘岁月后，依然热情地投入残酷的现实世界，专心打磨心爱的技艺，依然将温暖的笑容挂在嘴角的。

安娜·弗洛伊德终生未婚未育，但是她对推进现代家庭养育模式与世界范围内的儿童福利制度建设的贡献，在我们看来居所有心理学家之首，永远是我们后辈心理学人的榜样，也将永远激励我们毕生勤勉工作，为儿童的福祉、儿童青少年的心灵健康贡献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本书有两位主译——钱捷（文前—第七章），曾林（第八章—第十三章）；全文由钱捷负责统稿梳理。感谢王倩老师的审校与戴婕、罗运轴编辑的专业支持！杨双洁、夏淑楠、陆明和李洋参与了部分章节的初译工作，董瑞瑞、邹筱雯、王佳珏、郑沅昊参与了译稿校对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译文中疏漏不足之处，敬请读者及同行批评指正。

钱捷　曾林

2022年11月

超越婴儿神经症

在写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文章中，安娜·弗洛伊德继续推广了她*初在维也纳发展出来的对婴儿神经症的治疗模式，然而，随着她越来越重视发展性视角，她对婴儿神经症的看法已略有不同。除了保持更加看重发展的视角之外，此时的她已不再强调神经症的症状本身了，而是更加重视“孩子在成熟的进程中耐受这些症状的表达”：

因此，重点已经从个案纯粹的临床方面转移到了发展方面。

（1945：37）

这时，安娜·弗洛伊德强调，有能力达到其父所描述的婴儿神经症，其实是人格发展的正面证据，潜藏在婴儿神经症之下的冲突只不过是童年早期的常态。如果一个孩子能发展出这种基于冲突的神经症，那么这意味着他在各个方面的健康发展：在客体关系方面的能力很突出；基于正面认同与内化的“内在结构化（inner structuralisation）”程度很高；以及自我力量足够强大，能够防御驱力诉求（1972：31）。

然而，安娜·弗洛伊德越来越意识到，“那些对婴儿神经症作为成人神经症的‘类型与模式’的探索，相较于我们现在对瞄准于计算、描述、探讨那些干扰*优心理发育的正常与异常儿童发展的探索而言，两者之间还是大有区别的”（1972：16）。的确，随着安娜·弗洛伊德及其在汉普斯特德诊所的同事们反思她们对在早期生活史中遭受了极度创伤的儿童的观察，并开始与大量被转介到诊所、有严重剥夺经历的儿童一道工作时，没有哪一个经典神经症儿童的所谓“成就”是理所当然就具备的。特别是很多被转介来的孩子遭受过粗暴的对待、虐待，或者表现出明显的发育迟滞，这些都无法使用传统的分析方法去理解或者治疗。安娜·弗洛伊德在写于1968年的文章中流露出了这一两难困境：

（孩子们）在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含蓄地请求我们的帮助，其实是太沉重了，完全无法轻飘飘地加以回绝，往往我们都会让他们进入治疗。但是，这并不是说儿童精神分析是他们可选择的治疗，我们也发现，自己的技术工具尚不足以抵消孩子们受到的持续存在的痛苦的影响。

（1968b：123）

安娜·弗洛伊德对这种情况的思考，首先是基于她对发展线的研究和她在诊断廓图方面的工作，她宣称有必要“超越婴儿神经症”，并有意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谈及有必要“超越快乐原则”（1920a）的著名文章做出了呼应。正如Murray（1994）所指出的那样，对于弗洛伊德而言，超越快乐原则的就是死本能与强迫性重复；但是对于他的女儿而言，超越婴儿神经症的则是发展性紊乱的概念。

对发展障碍的新聚焦

安娜·弗洛伊德的兴趣越来越集中在评估与使用发展性视角来帮助很多被转介来做治疗的孩子。这些孩子的紊乱并不是基于完全结构化了的内在机构之间的内部冲突。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孩子表现出的症状很容易被错认为是神经症症状（比如焦虑或者强迫特征），或者他们被贴上各种标签，所使用的术语范围从“缓慢或不正常的发育，到严重发育迟滞、边缘的、自闭症性的，以及精神病性的状态”（1974a：77）。当被完整评估之后，所有这些孩子的共性就是，他们的困难可被理解为发展的失败，这会导致或多或少的严重后果。

在一些个案身上，安娜·弗洛伊德相信其心理紊乱可被视为暂时性的，在持续的发展进程中很有可能会克服。她举例说，有些睡眠困难是恰当的分离–个体化阶段的一部分；或者围绕着进食的冲突，是可以预期的学步儿阶段的一部分，孩子对于原初照顾者存在矛盾的心态，这既是正常的也是恰当的，并往往通过喂食困难而表达出来。假设那些照顾孩子的人能够恰如其分地处理好这些困难（父母指南在这方面是很有价值的），孩子们大概率会自然长大，克服这些困难是持续的正常发展过程的一部分。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心理紊乱可能也会形成一种脆弱性而发展成之后的神经症症状。这样的问题要与更严重的发展障碍区分开，即那些组成人格的基石没有被恰如其分地放置在合适的位置上。

在这些区别的基础上，安娜·弗洛伊德认为我们有可能区分两种不同的婴儿期心理病理现象：

一种是基于冲突，这导致焦虑状态以及惊恐、歇斯底里和强迫性表现，即婴儿神经症；另外一种是基于发展缺陷，这会带来心身症状、发育迟滞以及异常状态和边缘状态。

［1974（1973）：70］

安娜·弗洛伊德非常小心地避免合并所有的发展缺陷，或者混淆导致这些心理紊乱的各种不同诱发因素。尽管它们都源自儿童成长与成熟的早期阶段，但也很可能是器质性原因或者是环境的缺失，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例如，在引述她的同事多萝西·伯林厄姆的观察研究时，她注意到“对盲童、听障儿童和心理缺陷儿童的分析性研究表明，个体先天的单一缺陷就足以导致整体发育进程的混乱，这远远超出了损害本身所在的范围”［1976（1975）b：92］。然而，那些早年缺乏“一般的适宜环境”的儿童，也很可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紊乱情况，尽管她也强调了“在如下事实，即父母缺失、疏忽照顾、冷漠、惩罚、残忍、诱惑、过度保护、不端行为或者是父母是精神病性的，与儿童人格层面的扭曲结果之间，并没有一对一的、长久不变的关系”（p. 93）。例如，残忍地对待孩子，可能导致儿童很暴力、具有攻击性；也可能导致儿童很胆怯、被动；而另一方面，性虐待（或者如安娜·弗洛伊德一直所称的“来自父母的诱惑”）可能导致儿童“从此以后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性冲动，或者是严厉地禁欲与憎恶任何形式的性活动”（p. 93）。正是天赋与体验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今天我们所谓的遗传×环境），决定了发展紊乱是如何被表达出来的。然而，所有这些心理紊乱的共性是，它们都将影响到儿童人格发展的进程，而并非在已经很好地结构化了的人格之内，作为一种冲突的结果（而这正是神经症的情况）。

做出区别诊断的挑战

尽管安娜·弗洛伊德本人从未给出自己关于评估儿童“发展障碍”的临床案例，她的很多同事和学生却都发表了这样的评估文章。例如，卡拉·F（Cara F）在7岁时在一位教育心理学家的建议下被转介到安娜·弗洛伊德中心（Green，1995）。报告说她神志不清，无法与其他孩子交往，还有严重的拼写困难，这导致她一直拒绝参与到学习活动中去。在诊断性访谈中，她从一个活动跳到另一个活动，没有明显的关联性，在整个过程中还一直就不相关的主题制造出一种令人困扰的、混乱的自说自话。然而，她也的确在向治疗师示意，自己需要帮助，尽管她展现出几乎没有感觉到自己有一个——可以被她自己或者被任何其他人加以思考的——内在世界。

卡拉的评估被呈报到诊断会议上，大家讨论之后一致同意，卡拉表现得就像一个比她的实际年龄小得多的孩子，但是还无法确定这是源于发育的整体停滞，还是她退行到了更不成熟的功能模式下，抑或源于当下她的家庭状况所引发的冲突，因为她父母的关系正处在一个激烈对抗的状态下。治疗师们也不清楚她拒绝参与学习活动是因为其根本性的无能为力，还是一种心理冲突的症状表达——简言之，她究竟是不愿意还是不能学习。

评估的结论是，卡拉有可能是一个边缘儿童——即她“不能被视为神经症或精神病性的；也不是自闭症，更非发育进程完全停滞了的儿童，但她会呈现出所有这些问题的特征来，有时适用这一种，而有时又适用另外一种诊断标签……所有这一切被结合成一个奇异的、不正常的整体，用任何定义都无法描述”（A. Freud，1977：2）。然而，她一旦开始进入治疗，就更加清晰地展示出这一初步诊断很可能是不正确的。Green写道：“她不是一个边缘儿童，因为她有着充满敌意的内在客体世界和不够稳定的自我功能，并由此带来失整合的焦虑感；她应当是一个早期统合失调（misattunement）的孩子，这导致她无法发展出一个稳定的、凝聚的、安全的内在世界，而这些又影响到一系列的自我功能”（Green，1995：183）。理解了这一区别，治疗师对卡拉的预期也改变了，并且还影响到对她治疗的方式。现在，治疗更多聚焦在帮助她去组织和表征她的感受。在这样的帮助之下，卡拉逐渐表现得更加有组织性了，这提示她的功能并非处于边缘水平。比如说，当卡拉到达青春期的时候，她已经可以跟学校里的孩子们交朋友了，这是她小时候无法想象的，那时她的冲动性行为让她被同龄人嫌弃、疏远。随着她逐渐地变得更能够投入学习，她也必须应对自己的局限性。治疗师描述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情景：卡拉非常努力想做好某件事，却无法完成它。她很挫败地哭着说：“这不公平，我这么努力，却还是做不好”（p. 184）。尽管非常痛苦，但是这样的表达展示出卡拉向前发展的能力，这是*初给她的诊断所无法预测到的。

发展性紊乱：儿童精神分析的适应证与禁忌证

当安娜·弗洛伊德于1945年发表“儿童精神分析的适应证”这篇文章时，她非常明确地认为这样的治疗应该“仅限于*严重的婴儿神经症的个案”，对于那些心理问题不符合这一标准的儿童，更适合运用精神分析的观点辅助其他形式的干预，比如说教育的方式或者其他方式。但是在1968年再次提及这一主题的时候，安娜·弗洛伊德引人注目地宣称自己的文章为“儿童精神分析的适应证与禁忌证（Indications and Contraindications for Child Analysis，斜体为安娜·弗洛伊德所加）”，就好像她是在澄清，儿童精神分析不是所有需要帮助的儿童的备选治疗手段。的确在这篇文章中她也强调了，相比于那些存在神经症性紊乱的孩子，在接待存在发展障碍的孩子时，我们“对建议开展分析性的治疗变得更为谨慎了”，她描述了这种不确定性是如何在临床案例讨论时被典型地表达出来的：

通常只有少数人会主张等等看，去观察自我是否会自发地进行修复，而大多数人都会认为，需建议立即开始治疗，以避免错过孩子进一步正常发育的机会而造成持久性的损害……（他们认为）只有毫不迟疑地提供分析性的帮助，才能有效避免可能带来严重影响的后果，因而才能真正达到预防性的目标。

（1968b：115–116）

安娜·弗洛伊德清楚地表明了，自己对“少数人的主张”抱有极大的同情，因为在很多开展了治疗的案例中，人们对治疗抱以厚望，却以失望与失败而告终。她还补充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分析“未能带来改善之时，人们通常会指责的不是这些案例的心理病理因素，而是不利的外部环境，诸如治疗师缺乏经验或技巧、父母不能好好合作、时间太短以至于分析的过程无法展开、躯体疾病的干扰、家庭当中的不利因素、更换治疗师，等等”（1965a：214）。

安娜·弗洛伊德本人并不十分确定治疗失败的原因是否都与心理病理因素自身的实质无关。毕竟，如果解释的目的在于减轻压抑、支持自我去寻找更适宜的方式来处理内在冲突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一种不是基于冲突或压抑的发展障碍，会对此类干预给出有效的反应。安娜·弗洛伊德区分了儿童精神分析当中“发现事实”的部分与“治疗性”的部分：就前者而言，毫无疑问，通过分析的方法我们可以非常好地理解早期发展以及发展紊乱的情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发展紊乱的情况就一定会被治愈。她认为“在*糟糕的情况下，治疗的受益完全不在病人一方，而是在分析师一方，我们通过治疗这样的案例，收获了对于发展状况的非常珍贵的洞察”（1968b：120）。这样的洞察可能具有科学价值，对于那些寻求提高早期干预和预防性工作的治疗师而言，是具有终极价值的，但是这样的分析性洞察却“无法抵消对病人的损害”（1978b：109）。

然而，这并未回答这样的问题：当一个有严重困扰、急需帮助的孩子被转介来做治疗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呢？安娜·弗洛伊德用她那典型的留有余地的表述，解释了这为什么将临床工作者置于“相当大的困难境地”：

在回应父母或者学校的请求时，我们几乎无法拒绝提供治疗性的帮助，因为孩子的异常所引发的困难都是很紧急的。然而，一旦开始治疗，儿童精神分析师就会对自己的目标和能力感到困惑。他所直面的问题是到目前为止无法回答的，即对孩子发展性需求的疏忽能否被治疗所抵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治疗所抵消。

（1968b：118）

直到1976年（即她去世的前几年），安娜·弗洛伊德都一直在谈论对于儿童精神分析师而言一个“令人羞愧的事实”，即“尽管发展损害这件事已经被理解得这么好了，也如此高效地重建了，却仍然可能超出了我们的能力，无法通过真正的分析性手段而被治愈”［1976（1975）a：182］。的确，与她的预测相反，当这样的孩子确实从分析性的治疗当中获益了的时候，安娜·弗洛伊德认为，这样的成功“也许不是因为真正的分析性工作，而是因为混合在我们的技术当中的一些东西，诸如新的正性的客体依恋、新的超我认同、指导性影响，甚至是矫正性的情感体验，对很小的孩子来说，这些都会让其受困的发展线重新启动前行”［1974（1973）：72］。

安娜·弗洛伊德在此谈及的话题似乎在说，这样的过程并不是真正的分析性工作，而几乎就是分析性设置所带来的不幸的副产品。然而在其他一些场合，她又表现得好像更能将这些视为对儿童精神分析技术的重要改进与创新，他们所治疗的孩子都有着严重受损的内在世界，而这些改变对于这些儿童心理治疗师的工作具有重大的影响。

发展障碍儿童工作中的技术创新

安娜·弗洛伊德在《儿童期的常态与病态》（1965a）一书的*后一章中回顾“治疗的可能性”这一议题时，意识到分析性的治疗总是各种复杂干预的混合体，而无论分析师认为自己在做什么，病人总是会从治疗中获取自己*需要的东西。对于其困扰可理解为神经症性冲突的儿童来说，他们大多会“充分地呼应治疗师对阻抗与移情、防御与满足的诠释，也就是说，他们会对真正的分析性手段有所回应，而这也就变成了他们的治疗性过程”（1965a：229）。她认为，只要治疗师不越过自己在治疗当中的角色，那么，尽管各种其他的因素也可能会在分析性的治疗中出现，但这些因素在治疗中并不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与此相反，”她继续写道：

……那些被挑选出来的非神经症性的案例，有时受益于一种次要的治疗因素，有时受益于另外一种，还有时受益于混合的次要治疗因素，而主要的分析性过程还是保持无效，或者带来了不良的后果。

（p. 230）

安娜·弗洛伊德所指的“次要治疗因素”是诸如言语化和澄清（verbalisation and clarification），安慰和支持（reassurance and support）——即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教育性的”所有因素，因而必须统统排除在分析师的工作范围之外。她给出的例子是一个有边缘性诊断的孩子，他在治疗中提供了大量的幻想材料，其“本我的衍生物被扭曲的程度很低”。在这样的案例中，分析师做出诠释是相对容易的，但我们所期待的、孩子会感觉到解脱和自我控制的进步，以及被更好地结构化了的内在世界却没能如愿出现：

相反，正是那些分析性诠释的言语化，被病人拿走并编织进了他持续增加的、激起焦虑的幻想洪流之中。仅仅对边缘性的孩子给出诠释，无论是控制在移情的材料之内还是超越了移情，他都会利用这样的机会，其与分析师的关系会变成一种两个人的疯狂（folie à deux），这让他感觉很愉悦，也与其病理性的需要保持了一致，但从治疗的角度而言是无益的。

（p. 230）

安娜·弗洛伊德认为，像这样的孩子，有更大可能帮助到他的，是言语化和澄清其内在与外在的危险，或令人恐惧的情感，即那些“单单靠他那弱小而无助的自我无法整合也无法受到次级过程调控”的感受（p. 230）。与此类似，一个被严重剥夺、缺乏早期照顾的孩子（而这些对于发展安全的自我感觉又是如此关键），他可能会对自己的分析师发展出强烈的依赖与渴望的情感；然而，安娜·弗洛伊德再一次警告，“对被转移的重复进行诠释不会带来治疗性的结果”：

相反，孩子会充分响应分析师–病人关系中的亲密，这对力比多依恋（libidinal attachment）的增长是有益的，因为接触的频率很高、持续的时间很长，并且没有中断，还将令人困扰的竞争排除在外了，等等。在这样新的、与之前不同的情感体验基础上，孩子可能会向前发展，达到更加恰当的力比多发展水平，在儿童精神分析的外在设置中开始出现治疗性的改变，但是，这样的改变是基于“矫正性的情感体验”。

（p. 231）

在安娜·弗洛伊德所举的例子中，被剥夺的孩子或者有边缘性诊断的孩子可能会“误用（mis-use）”分析，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她所描述的现象，其实我们可以用更积极的方式来重新解读。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这种现象时，安娜·弗洛伊德其实清楚地指出，对存在发展障碍的儿童开展治疗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增加他们的情感（或者情绪）调控能力，这一焦点已经成为终极核心，对于当代的临床精神分析如此——正如温尼科特的“抱持（holding）”概念，或者比昂的“涵容（containment）”概念一样——对于当代发展性研究也是如此，情感调节能力的早期构建被视为早期发展的一种核心特质，Schore（1999）、Fonagy等（2000）和很多其他研究者的工作都证明了这一点。

特别是诸如澄清这样的技术，如果小心运用的话，会成为帮助那些完全混淆了内在现实与外在现实的儿童的重要方式。然而，例如一个“神经症”儿童非常担心家里的房子可能在半夜被烧毁，那么跟他解释为什么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不会让他从中获益的（因为焦虑是基于一种内在幻想，比如一种攻击性的愿望或者对惩罚的恐惧）。这样的个案与内在世界尚未清晰地建构起来的孩子很不一样。例如，在一个被称为“苏珊（Susan）”的案例中，这个6岁的小女孩早年曾多次入院治疗，但是她的父母却未能帮助她做好准备或者理解这些事情（Sandler，Kennedy & Tyson，1980）。那么，我们来帮助她厘清幻想与现实就具有更大的治疗价值了。在这个个案工作中，当小女孩*终能够第1次问出为什么她小时候会住院的时候，治疗师就直接回应了她，以小心翼翼的、适合她年龄的方式谈论那些细节，帮助她理解自己身上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在探索孩子对住院治疗的种种幻想之前，通过为这个孩子解释现实的情况，儿童治疗师注意到了让孩子听懂自己的经历并将其诉诸言语的重要性（p.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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