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时间为脉络，主要讲述了自古以来政府如何干预金融，系统梳理了古代中国政府金融治理的基本逻辑、形式及其衰落过程，深入探析了金融治理的近代化探索与变革，详细剖析了当代中国金融治理实践，有助于广大读者深刻理解政府干预金融的思路、逻辑和方法。同时本书从国际视角出发，横向比较苏联及美英等国政府干预金融的经验、教训，以及干预过程中存在的普遍问题，致力于厘清政府干预金融的边界，为中国的金融治理提供参考。
1.一堂不可或缺的北大金融课，理解中国金融发展历程
2.以问题为导向，聚焦不同时代的金融问题，以及政府如何应对这些问题
3.不是简单地罗列历史上的重大金融改革案例，而是关注政府的金融治理思路和措施，以及其背后系统性、脉络性演变
4.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通史类作品，全书时间跨度从中国先秦时期到2023年初
序
金融的本质是中介（intermediation）, 是以简单、直接、有效的方式将储蓄转为投资，实现资金跨时间和跨空间的交换。人类社会有记载的金融历史可以追溯到七千多年前。千百年来，金融中介的形式变化万千，然而，金融将处于不同空间和时间维度上的资金多余方和资金需求方连接起来的这个本质，从来没有改变过。作家薇拉·凯瑟曾说过，“人类其实就只有那么两三个故事，但他们每次都以不同的面目在重复着，好像之前从未发生过似的。这好比乡间的云雀，千百年反复吟唱的都是那五个音调”。在人类漫长的文明演进之中，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金融故事，大概便属于人类的“二三事”之一。而找到好的叙事，不但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金融本质，而且对于我们建设好的、高效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也有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
金融是不断演进的。在漫长的金融演进中，一个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模式、宗教、文化社会习俗、法制传统、科学技术水平以及支撑创造经济社会活动的知识和思想体系等构成了金融进化的“土壤”，这决定了金融中介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采取什么样的中介流程和操作、通过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来进行资金融通，以及如何确定金融治理的范式。在上下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金融以不同面貌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中华文明的塑造，并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正因为金融是不断演进的，通过历史的视角，分析金融演进的底层逻辑，就具有特别的价值。
本书的题目是《有形之手：透视中国金融史》，围绕中国金融发展的历史展开，尤其梳理了政府进行金融治理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全新的视角，并引导大家思考中国未来金融治理的方向。全书时间跨度从中国先秦时期到2023年初，可以说是一部通史类著作，为我们呈现了数千年中国历史上浩如烟海的金融治理创新如何推动“金融演进”。在金融领域，介绍历史的著作并不少，但在我看来，本书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本书虽然涉及中国金融发展史，但更加关注的是政府的金融治理历程，聚焦的是不同时代的金融问题和政府的解决思路，而非金融史本身；其二，本书虽然引用了大量的案例，但并不是历史上重大金融改革的案例研究集，而是关注于政府的金融治理思路和措施发生的系统性、脉络性演变。
本书所聚焦的不同时代中国的金融问题和政府的解决思路，所引用和解析的大量案例，所关注到的政府金融治理思路和措施发生的系统性、脉络性的演变，几乎完整地勾勒出历史上中国金融的“演进”。以古代中国政府治理为例，书中分析从先秦到宋代，古代政府对金融的干预能力不断增强，从元代到清代前期则达到金融干预能力的巅峰。这种改变的背后，折射出制度基础设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科学技术水平、王朝外部环境等因素的改变。从明朝中后期开始，规模化的国际贸易出现，中国在经济上开始与世界其他国家产生互动。经济的互动推动了金融的演进，贸易顺差带来的大量白银冲击了中央政府建立起来的金融秩序，同时主动和被动开放也让中国政府有机会了解到西方金融的治理模式。由此，金融治理体系的近代化在中国启程，而金融近代化的道路并非一条，不同的金融治理道路对中国政府的金融治理模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古代到近代，再到当代，我们都可以看到经济、文化、科技、制度建设等因素的改变，对政府在金融治理方面产生的影响。
历史的重要作用，在于能够映照现实。透过政府金融干预的演变历程，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当前中国金融治理模式形成的原因；同时通过对历史的梳理，也能让决策者看到，当他们面对这样或那样的决策环境和治理对象时，什么样的做法已经被证明是不合适的，如何妥善应对危机，如何精准把握机会。
过去四十多年，中国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有为政府的有形之手”和“有效市场的无形之手”的紧密结合，中国金融展现出强大的聚集社会资金投向经济建设的能力。目前，中国经济社会正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正经历从高速增长（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驱动）向高质量发展（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发展模式转型，这意味着金融中介模式，尤其是金融治理范式，必须相应作出改变。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变迁，要求中国金融向高质量、高效率、可持续的方向演进，以适应经济结构的调整。金融治理的目标作为经济政策的重要部分，应从单一追求增长转向一系列“有利于”，包括：有利于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出现；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稳定；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有利于1.7亿个市场主体保持活力；有利于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等等。金融治理目标体系的重新确立很大程度上界定了未来金融治理的范围、边界、内涵和具体举措。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评价金融治理有效性的标准也在变化。金融演进的终极目标是降低金融中介的成本，更好地帮助和支持实体经济。这一朴素的法则，穿越岁月山河，亘古未变。金融治理成功与否，最好的鉴别标准在于是否有效降低中介成本。
政府是金融治理的主体，和市场“无形之手”共同塑造着中国金融的面貌，书写着中国金融的历史与未来。在新的发展阶段，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政府的 “有形之手”对金融体系的介入程度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要更为全面、更为深刻，这极大地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事实上，对于未来如何建设好的金融，建设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我们可能很难有确切的、完美的答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的政府治理能够选择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去打破相对封闭束缚的金融体系，鼓励市场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突破促进金融发展，引导更多新的金融实践，激发新的金融思想产生，并且回归到坚定不移地降低金融中介成本这一朴素法则上，那么，中国金融的未来可能会走向更有潜力的方向。
透过历史视角，本书提供了一系列对于金融中介模式尤其是金融治理方式如何演进的思考。我期待有更多学者，以及来自业界和政策界的实践者和思考者，和本书的作者一样，加入到对中国金融未来发展的思考和实践之中，一起为建设支持中国式现代化的好金融出一份力。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刘俏
2023年10月21日于颐和园路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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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博士。青年长江学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研究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比较经济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世界经济史学会执行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史、宏观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在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出版专著《宏观经济学与中国政策》等。
辛星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现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总行。主要研究领域为银行治理、中国经济和金融史，在《金融研究》《经济学报》《中国经济史研究》等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出版译著《银行管理（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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