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说·思想之诗：从希腊主义到策兰_[美]乔治·斯坦纳，新民说出品著，远子译译_9787559858184

作者

［美］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1929—2020），当代杰出人文主义知识分子、文艺批评家、翻译理论家，著有《语言与沉默》《巴别塔之后》等。

译者

远子，青年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白日漫游》、诗集《室内流亡》，译有《道德故事集》《达摩流浪者》等。

前言

聋哑人的哲学概念是什么？他的形而上想象是什么？也许除了形式（数理）和符号逻辑之外，所有的哲学行为、每一次思考尝试，都不可避免是语言的。它们通过话语中的、词语和语法编码中的一个个动作来实现，或受其挟持。哲学命题，论证的表达和交流，不管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都受制于人类语言的执行动力和局限性。

从这种赋权的束缚中挣脱出去，这一模糊而持久的渴望（斯宾诺莎的欲求［conatus］），可能潜藏在所有哲学，且几可确定潜藏在所有神学之中。实现这一渴望的途径是将自然语言调整得具有数学的重言式（tautological）精确性、清晰性和可验证性（这种冰冷而热切的梦想纠缠着斯宾诺莎、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或者更神秘地，回到先于语言本身的直觉中。我们不知道这种直觉是否存在，以及思想能否存在于言说之前。我们在艺术和音乐中理解到涵义（meaning）的多重力量，以及意义（sense）的种种具象。在苏格拉底和尼采的哲学场景里，音乐始终具有无穷无尽的含义，且排斥翻译或改写。然而，当我们在引证美学表征和音乐形式的“意义”时，我们是在使用隐喻，并或多或少地采用隐蔽的类比。我们将它们封进言语的控制性范围内。因此，在普罗提诺（Plotinus）那里，在《逻辑哲学论》里，反复出现的比喻是如此迫切，以至于其要点、其哲学要旨就在于那些未被说出、在字里行间未被言说之物。那些可以被清晰讲出的东西，那种假设语言或多或少与真正的洞见和显露相一致的观点，实际上可能揭示出的是原始的、顿悟式认知的衰退。这也许暗示着一种信念，即在早先的、“前苏格拉底”的境遇中，语言更接近直接性的源泉，更接近明亮的“存在之光”（海德格尔语）。不过，并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所有这类亚当式特权。我们这种“语言动物”（古希腊人对人的定义），不可避免地居住在词语和语法工具的受限的无限之中。逻各斯（Logos）在其本源处将词语与理性等同起来。思想确实可能被放逐。但果真如此的话，我们不知道，或者更准确地讲，我们无法说出它从何处被驱离。

由此可见，哲学和文学占据了同一个虽最终受限的生成性空间。它们的述行手段完全相同：词语排列、句法模式和标点符号（一种微妙的资源）。无论一首童谣还是一部康德的批判，一本廉价的小说还是《斐多篇》，情形都是如此。它们都是语言行为。那种认为抽象思想可以被舞蹈出来的观念（如尼采或瓦莱里所秉持的），是一种寓言的附会。言辞，可理解的发音就是全部。它们共同寻求或抵抗转换、意译、直译以及每一种传播或背叛的技巧。

内行一直都明白这一点。萨特承认，所有哲学里，都存在“隐藏的文学散文”。阿尔都塞认为，哲学思想“只能隐喻地”实现。维特根斯坦也一再声称（不过有多认真呢？），他的《哲学研究》应该用诗体来写。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则指出了由哲学与诗歌彼此引发的关键困难，“它们合在一起就是困难本身：言之成理（making sense）的困难”。该习语指出了症结所在，即意义的创造和理性的诗学。

一直都较少被阐述的，是言语形式、风格对哲学和形而上学计划的持续不断的形塑压力。一个哲学主张在哪些方面是（哪怕是在弗雷格逻辑的直白中）一种修辞？有没有哪种认知或认识论体系，能够脱离它的文体惯例，脱离其时代和环境中流行或受到挑战的表达类型而存在？笛卡尔、斯宾诺莎或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晚期拉丁语复杂的社会和工具层面的理想，受制于现代欧洲的拉丁语性（这有一部分是人为的）的要素及其潜在的权威性？在其他方面，哲学家则着手分析一种新语言，一种专属于其意图的个人语型。不过这种体现于尼采或海德格尔处的努力本身就被雄辩的、会话的或审美的语境占据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表现主义”即是明证）。如果没有超现实主义和达达主义发起的文字游戏，没有自动写作技巧的影响，便不会有德里达。还有什么能比《芬尼根守灵夜》或格特鲁德·斯泰因优雅精巧的发现“那里不再有‘那里’”（there is no there there）更接近解构呢？

我想要考量（以一种免不了片面和暂且如此的方式）特定哲学文本中的这种“风格化”面向，以及这些文本经由文学工具和风尚的生成。我想要指出诗人、小说家、剧作家，他们与公认的思想家的互动和竞争。“既要做斯宾诺莎，也要做司汤达”（萨特语）。这种亲密与互不信任在柏拉图那里成为典型，又在海德格尔与荷尔德林的对话中复活。

这部随笔最初源自一个猜想，但我发现它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音乐与诗歌之间的密切联系是老生常谈了。它们共享一套重要范畴：韵、分句法、节奏、响度、声调和小节—正所谓“诗的音乐”。给音乐写词，或为词配乐，都是在共有的原材料之上的实践。

那么在某种类似的意义上，是否存在“一种思想之诗，思想之音乐”，比附着于语言的外在使用，附着于风格的东西更为深刻？

我们倾向于以未经思索的宽泛和慷慨来使用“思想”这个术语和概念。我们将“思考”的进程附着在一种热闹的多样性上：从潜意识、（甚至睡眠中）内心漂浮物的混乱激流到最严谨的分析过程；既包括不间断的日常絮语，又包括亚里士多德对心灵或黑格尔对自我的集中沉思。在通常的说法中，“思考”被民主化了，它普遍存在、无需许可。然而，这从根本上混淆了截然不同，甚至互相对立的现象。得到严谨定义的—我们缺少一个标志性术语—深思熟虑是罕见的。它所需要的自律，对便易和无序的弃绝，是绝大多数人很难或根本无法企及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无法认知到“去思考”，去将我们心理暗涌中细小零碎的、过时的渣滓转变成“思想”意味着什么。恰当看待的话—我们什么时候停下来思索？—人类第一等思想的创立，就像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或巴赫赋格曲的创作技艺一样稀有。也许，在我们短暂的进化史中，我们还没有学会如何思考。除了对极少数人适用之外，智人（homo sapiens）的标签也许是一种没有根据的自我炫耀。

斯宾诺莎告诫说，极好之事“少见且艰难”。为什么杰出的哲学文本应该比高等数学或者贝多芬的晚期四重奏更容易理解？这样的文本内含着一种创造过程，一种既揭示又抗拒的“诗”。重要的哲学–形而上学思想既产出“最高虚构”，又试图将其隐藏于自身之中。而我们恣意的思维反刍中的喋喋不休，实际上是世界的平铺直叙（world's prose）。哲学无疑和“诗歌”一样，有它自己的音乐，它的悲剧脉搏，它的狂喜，甚至—尽管并不常见—它的笑声（如在蒙田或休谟处）。阿兰在评论瓦莱里时教导说，“一切思想皆始于诗”。这个共同的开端，这种世界的起源很难被描述。不过它留下了踪迹和背景噪声—可与低诉着我们星系起源的宇宙噪声相比。我猜想，这些踪迹可以在隐喻那令人战栗的神秘（mysterium tremendum）中辨认出来。甚至旋律，这“人的科学中最难解之谜”（列维–施特劳斯语），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能是隐喻的。如果说我们是“语言动物”，那么更具体地说，我们是这样一种灵长类动物：具有使用隐喻将弧形闪电、赫拉克利特的明喻，与存在和被动感知中的不同碎片联系起来的能力。

在哲学与文学啮合之处，当它们就形式或内容互相争斗之时，我们便能听到起源的这些回声。抽象思想的诗性天分被点燃了，听得到了。而论证，即使是分析性的，也自有其

鼓音。它成了颂歌。还有什么比伊迪丝·琵雅芙的“不，不”（non de non）—黑格尔会欣赏的一种双重否定—更好地道出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终章？

这部随笔是一次更仔细地倾听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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