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项目（课题编号17BH162）研究成果。本书旨在整体性、立体化观照江南戏曲文化的发生与嬗变，全面揭示江南戏曲在中华戏曲文化史上所占据的地位，多角度地剖析江南戏曲的内涵特质和文化属性，探求传统戏曲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创新，构建21世纪有江南特色的文化发展战略。本书阐述了戏曲文化发展史上带有全面性、根本性的问题，为21世纪的江南戏曲理论建设、文化建设提供了一种理性思想资源。对探索传统戏剧在新时代的传承、复兴与繁荣，形成更加丰富和完备的社会文化生态，发挥戏曲艺术在建设江南人精神家园中的独特作用，有着重要意义。
江南文化是诗性文化，代表了我国区域文化的最高水准，符合马克思提出的“人的全面发展”和“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是满足人民幸福生活新期待和建设高品质生活城市的重要载体。其对于打造城市文化品牌，促进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的资源价值和实践意义。
江南美学和诗性文化的生产与传承，不只是士大夫文人的事情，还涉及更为广泛的创造主体，尤其是江南的平民阶层；不仅属于书房、园林这样的文化空间，也属于渗入乡村、城镇各个角落的民间舞台。唐宋以降，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农商经济日益成为主体形态，江南地区也从过去如何适应中原文化转向如何推动中原文化发展的新阶段。正如文杰在本书中所说，商品经济是江南众多新兴艺术形式形成、勃发的重要基石，江南城市更多地表现出与近代市民生活甚至是当代消费文化相似的特征；新兴的市民阶层与文人士大夫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成为各类社会活动的接纳者、参与者及观赏者，推动了文人士大夫代表的“高雅”文化与新兴市民代表的“通俗”文化的融合汇通。乐人逐利成为江南新兴通俗文化繁荣的重要驱动力，社会文化生活出现了商业化、通俗化和大众化的新趋势；大众开始成为社会文化的重心，以市民阶层的审美价值取向为主的平民艺术取代了以往的宫廷贵族艺术而成为主流。杂取众艺之长，舞台歌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江南形成，并成为江南文化最为动人、魅力无穷的景观之一。
戏曲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戏曲作为一门高度综合的艺术，融合了文学、音乐、舞蹈、雕塑、杂技等艺术形式，其基因、萌芽可以追溯到诗、歌、舞三位一体的原始艺术。文杰的《江南戏曲文化史》作为一部通史，阐释了上至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下至新时代的戏曲文化，分析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变迁对戏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揭示了江南戏曲发生发展的整合性和矛盾性与文化传承的具体性和内化性，还原了江南戏曲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由旧形态到新形态的兼收并蓄、交相融合的发展过程，构建了清晰、系统的江南戏曲文化发展谱系。同时，通过具体分析江南地区吴文化与越文化，中华文化、海外文化与江南文化，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以及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对话和交流，深入阐述了影响江南戏曲文化发展的文化生态结构和重要内生动力，有利于人们整体认识南北戏曲之间异质互补特征，把握中国戏曲文化的发展全貌，使人们从波澜壮阔的艺术传承史中，深刻地认识中华文化发展的宏阔历程。
一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尽管迟至两宋时期，戏曲才在江南地区诞生并日益走向成熟，但却迅速成为中国艺术文化的杰出代表和社会各阶层普遍喜爱的文化消费方式。江南戏曲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广泛汲取各种艺术门类的精华，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表现手法，具有完整的表演美学特征，涌现出大量代表中华民族艺术创作最高成就的经典作品，构成了数代艺术家历经千年、薪火相传的赓续发展史。从宋代南戏到当代的诗化越剧，一脉相承地体现了以诗性思维为核心的文化模式。“曲”的诗歌意义始终是戏曲关注的第一位，是戏剧舞台艺术的审美核心，是最具代表性的、最能充分体现中国传统戏剧魅力的戏剧因子。而“戏曲意境”不仅是剧作家的审美追求，也是舞台表演的审美观追求。阐释江南戏曲的诗性精神文化特质以及内蕴的感情、情绪、伦理模式和思维习惯，是本书着重展开的部分，也是非常精彩的部分。
二是从内容的角度看，江南戏曲容量巨大，保存了诸如越俗祭祀舞蹈、参军戏、明代传奇、清代地方戏等，全景式展现了江南人民的社会生活，展现了江南精英与民间、城市与乡村等阶层对新价值的不同诉求，以及这种价值发展的生动博弈过程。从本书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戏曲传承连续性与创新性的统一，很多作品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而成，构建了一幅聚合本区域、本民族各种生存经验的文学图谱；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审美形态，江南戏曲强化了江南人民的思维方法、行为习俗，充实和提升了江南人民的精神文化内涵和品质，并参与构建了江南人民的区域身份和区域文化意识，是一部生动形象的江南“心史”。同时，江南戏曲作为江南优秀思想文化的重要载体，还反映了江南百姓对中国文化的情感认同与精神创造，由此也深刻影响了中华文化精神的构筑，成为族群文化记忆的核心内容与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从江南戏曲与江南社会的互动和影响看，本书还展示了戏剧与市场、戏剧与观众共同创造诗性文化生活的总体过程和生动细节。职业戏班是江南戏曲有效的生存方式，早在早期南戏《宦门子弟错立身》中就有记录，其大规模发展始于明中后期，承担了绝大部分演出任务，并带动相关行业的消费和就业。在戏曲发展中，也存在文士豪富家班、宫廷供奉戏班等非市场性戏班，其对职业戏班的发展起到很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但这些戏班的戏曲资源库是职业戏班，不仅与市场有着紧密和复杂的联系，后者也会以“喜新厌旧”的审美需求，在更深层次引导和制约着非市场性戏班，促进其与职业戏班融合发展，共同推动戏曲艺术创新发展，实现自身的新陈代谢。
一代有一代的戏曲，不同时代艺术繁荣的标志，最重要的是要看出了多少能代表时代的作品，以及诞生了多少能代表时代的作家和艺术家。江南戏曲剧种的分化与合并重组，体现了戏曲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与开放的文化格局。展望未来，江南戏曲的传承发展，一方面，要保持好特定剧种的艺术规范与独具魅力的“剧种个性”、文化基因；另一方面，要坚持维护和拓展并举，尊重戏曲工作者的创造力，保持吸纳其他艺术最新和最高成就的胸怀与能力。在全面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戏曲作为“民族艺术”“传统艺术”“国家艺术”的文化定位更加明确，守正创新、丰富人民精神生活的使命任务更加光荣。在此衷心祝愿作者未来有更多的优秀学术成果问世，在推动江南戏曲传承创新、助力江南文化高质量发展、参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
黄文杰，宁波市文化艺术研究院《天一文苑》主编，一级文学编辑，在各类报纸杂志发表文章百余篇，《宁波通讯》专栏作家，著有《浙江戏曲文化史》等书。
上册
绪论 江南文化与戏曲的发展
第一章 古代江南文化与戏曲的源流
第一节 上古江南的文化生产与文明特质
一、江南史前文化的流变与特征
二、史前文化中戏剧基因的萌芽
第二节 江南文化初成与乐舞的发展
一、南北对话与吴越楚文化的变迁
二、先秦乐舞与南方乐舞的发展
三、先秦乐舞的文化机制与戏曲的远源关系
第三节 江南文化初成与戏剧的雏形
一、楚声的接受与吴歌西曲的发展
二、汉唐百戏与戏剧雏形
三、六朝江南与佛教音乐的本土化
第二章 南戏的诞生与发展
第一节 唐宋江南与南戏的创生
一、隋唐治乱与江南的发展
二、宋代社会转型与市民文化的兴起
三、两宋江南与南戏的形成
第二节 南戏的声腔与体制
一、南戏的声腔与流播
二、脚色制的形成与发展
三、“戏曲体”与演出的组织
第三节 南戏的剧目与文化意义
一、《张协状元》与早期婚变戏
二、南戏剧目遗存与市民文化
三、傩戏、目连戏与仪式戏剧
第三章 南戏北剧时代
第一节 民族融汇与北杂剧兴盛
一、从金院本、诸官调到元杂剧
二、元杂剧的文化生态
三、元杂剧作者与作品
第二节 南北戏曲的交融
一、元代江南文化风习与民族关系
二、北杂剧的南下与杭州
三、南北曲的融合
第三节 元代南戏的重要剧目
一、元代南戏的发展
二、“四大南戏”的盛行
三、《琵琶记》与南戏蜕变
下册
第四章 从南戏到传奇
第一节 明初南戏与南杂剧
一、诸声腔的兴起
二、南戏的市场与民俗形态
三、明代南杂剧的发展
第二节 南曲的完善与传奇的繁荣
一、江南经济文化的一体化发展
二、传奇体制的确立与名家名作
三、文学思潮与戏曲理论的建构
第三节 明末清初昆曲的兴盛
一、士大夫家班与昆曲的全盛
二、昆曲的商业化与新消费型城市
三、明清戏曲管理与昆曲传播
第五章 地方戏的兴起与盛行
第一节 花部争艳与雅部衰落
一、明清之变与学人之曲
二、花部兴起与声腔流变
三、花雅之争与江南演剧的繁荣
第二节 晚清戏曲与理论的转型
一、晚清江南的昆曲演出
二、救亡图存与杂剧传奇的再兴
三、戏曲改良运动与理论探究
第三节 西风东渐与近现代戏曲
一、近代江南变局与新剧种的丛生
二、新舞台、新风尚与海派京剧
三、新文化运动、抗战救亡与江南越剧
第六章 当代江南戏曲的发展
第一节 新中国十七年与“文革”时期的戏曲
一、戏曲“三改”与“人民新戏曲”
二、戏曲“大跃进”与创作“三并举”
三、“文化大革命”与“革命样板戏”
第二节 改革开放与戏曲发展新境遇
一、改革开放与剧团恢复
二、大众文化的挑战与戏剧的突破
三、文化体制的改革与民营剧团的发展
第三节 21世纪的江南戏曲
一、文化新潮与都市戏曲
二、新时代戏曲理论与戏曲评论
三、戏曲与走向新时代的江南文化
参考文献
《江南戏曲文化史（套装上下册）》：
三、六朝江南与佛教音乐的本土化
从222年孙吴建立至589年隋灭陈，江南历经孙吴、东晋、刘宋、萧齐、梁、陈这六个朝代，史称六朝。孙吴居江东时，大兴水利，首推今江苏句容县境内的赤水湖，建于赤乌二年（239），是一座蓄水防旱的灌溉工程。后又多次扩建，至唐时称为绛岩湖，为江南著名的农田水利设施。另一工程为浦里塘。在吴兴、长兴间的太湖边上筑青塘，长数十里，以隔绝太湖水势，捍卫沿堤农田。在句容至云阳（今江苏丹阳）间开凿破冈渎水道，集漕运与灌溉于一体。屯田是孙吴政权的经济支柱，也是开发江南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组织南下的北人和强征的山越人，进行大规模的军屯、民屯垦辟土地，扩大耕地面积。屯田地区最初限于江东一隅，随着孙吴政权统治区的扩大，屯田区域扩大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孙吴沿千里长江江防设置许多屯田点，保卫冲要，强兵足食。孙吴政权建置大规模官营手工业作坊发展手工业，冶铁、烧瓷和造船是孙吴三大官营手工业，江南的会稽、丹阳、豫章等郡都产铜铁，所在均设置“冶令”；制瓷中心在浙江地区，造船中心在建安郡侯官（今福建闽侯）、临海郡永宁县（今浙江温州）等港口，发展造船业以维持强大的水军和商船队。此外，孙吴的铜镜业、丝织业、制盐业也都十分发达。孙吴政权起初在吴（今江苏苏州），赤壁之战后迁于京口（今江苏镇江）。建安十六年（211），建石头城，改名建业。蜀章武元年（221），孙权为夺取荆州，迁都鄂，改名武昌（今湖北鄂州）。吴县、京口、建业、武昌成为孙吴四大重要城市，并以建业为中心，修建水陆交通。建业也是孙吴最发达的商业中心，城内有建业大市、建业东市、建业北市。孙吴还以交、广二州为基地开展海外贸易，与扶南等东南亚诸国交通。传统儒学在孙吴时期也在江南迅速发展，会稽虞翻、贺循、阚泽，吴郡韦曜、陆逊等，都是饱学之士。总体上，孙氏立国江南，孙策、孙权作为开明之主，重用人才，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中心带动了对江南的开发。①
东吴征讨山越，开发豫章、岭南、闽江流域，促进了江南民族融合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社会发展，为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晋灭吴后，全国实行“占田制”，身份为世族地主者“各以贵贱占田”。占田制是政府维护世家大族利益的一种封建等级土地所有制度。在这些特殊政策之下，江南地区的世家大族，利用特权占夺大量土地和大批劳动人口，使其经济、政治权势逐渐强大，成为东晋南朝世家大族地主经济、政治兴盛的基础。其后，东晋在江南建立，永嘉之乱而来的大量北方人口，为江南地区开发带来丰富的劳动力，也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东晋政府在长江中下游沿线设置了很多侨州、郡、县，尤以今江苏为多。至刘宋元嘉时期止，大约经历了150年时间，与动荡相连的北方相比，相对和平、安定，接受北方移民规模超过百万人。谭其骧先生在《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中推断：“截至宋世止，南渡人口约共有九十万，占当时全国人口约共五百四十万之六分之一。西晋时北方诸州及徐之淮北，共有户约百四十万（《晋书·地理志》），以一户五口计，共有口七百余万，则南渡人口九十万，占其八分之一强。”②换言之，北方人中八人即有一人南迁，南方人中六人即有一人为北方侨民。北方移民几乎囊括当时社会各个阶层，淮河流域和长江下游主要接受黄河流域下游及今山东、河北及河南东部的移民，以江苏接纳移民最多，仅其设在镇江、常州一带的南徐州就有移民22万余人，占南徐州全部户口移民的一半以上。汉水流域和长江中上游以接受今甘肃、陕西、山西及河南西部移民为主。还有部分北方人口迁入交广、岭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这是东晋南朝立国的人口基础。
东晋对江南的开发首先集中在水利建设上，利用江南湖泊众多，河网纵横，地貌以平原、低山、丘陵为主的优势，解决江南降水丰富但月份分布不均的问题，保障农业的发展。西晋江南陂塘建设的质量与数量有了较大提高。尤其是钱塘江流域与太湖流域的水利灌溉得到重视。著名的水利工程，如晋张闿任内史时在曲阿建立新丰塘，溉田千顷；陈敏在江苏润州丹阳县建练塘，吴兴太守沈攸之建吴兴塘，会稽太守孔灵符在余姚、鄞、郧垦湖田等。系列水利工程使人工水渠、陂塘、埭坝以至人工湖泊形成网络，互相调节，改变了《史记》《汉书》所记述的“江南卑湿，丈夫早天”的情形。区域之间也因水利运输条件，加强了经济联系，如练塘、新丰塘为江南运河提供水源，保障其畅通。水利兴修延及六朝，诸如邗沟航道的改进、浙东运河的建成等。而北方移民不善经营水田，他们将北方的旱田耕种技术用于江南，发展旱粮作物，大大扩充了农业生产的空间，麦类作物就在此时随着北人大批南下而在南方种植，并得到大力推广，局部地区出现了稻麦两熟的耕作制度。①经过这一时期的开发，江南开始富庶与繁华，荆、扬二州部分区域赶上并超过了北方。尤其是宋文帝刘义隆在位30年，继续推行刘裕的政策，出现了社会稳定、生产发展的大好局面，整个社会呈现出自东晋以来从未有过的经济繁荣景象，史学界称之为“元嘉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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