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内容涉及故宫历史、故宫文化、故宫保护、故宫学、故宫博物院、文化艺术、文化遗产保护等问题。全书以故宫为核心，视野则辐射到更加广阔的文化领域。这些文章或长或短，文体亦颇不类，但主旨则一，就是从不同方面述说故宫、研究故宫、认识故宫。
2009年初，我把自2002年至2008年探索故宫学的文章编为一集，名曰《故宫与故宫学》，由紫禁城出版社（现故宫出版社）出版。最近，我检点2011年以前关于故宫、故宫学、文化遗产的论文及讲稿，又积有20篇。这自然不算多，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把它们整理出来，以一个整体的面目呈现给读者，算是这几年继续探索研究的一个记录。
依《故宫与故宫学》之例，名之为《故宫与故宫学二集》。以下对这些文稿的撰写背景和要点略做介绍：
2004年9月，我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依法行政专题研讨班”，思考我国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工作现状，展望世界文化遗产在国家和民族发展伟业中应当发挥的巨大作用，深感必须加强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中法律问题的研究，必须加强保护和管理工作中的法制建设。《略议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中的法律问题》就是对此问题的初步探讨。
《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几个问题》是根据2005年7月28日我在“广州论坛”的讲演而整理的，内容包括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保护文化遗产的意义、正确理解保护文化遗产的方针以及当前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几项重点工作等4个方面。
《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的民族文化问题》是2006年上半年我在中央党校进修一班学习时所写的调研报告。在新农村建设中，与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生活方式以及民族认同感联系在一起的民族传统文化的状况，它的价值与作用，它的扬弃与传承，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问题，而与一个民族自身的发展、民族特色的坚持有着重要的关系，需要加强研究，认真对待。
2006年11月14日，我应邀参加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外名家系列讲座”，做了题为《故宫学：故宫价值发掘与民族遗产保护》的讲演。当时，故宫学提出不过三年，影响还很有限，主办方能提出这个题目，给予一个宣传交流的机会，我自然是很高兴的。这个讲演的内容反映了我对故宫学的初步探讨。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2012年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是一个高层次、高规格的交流平台。2006年11月30日，我应邀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做《故宫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讲演。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担纲主持，我深感荣幸。
郑欣淼，著名学者，“故宫学”专家。曾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国家文物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故宫博物院院长、党委书记，文化部副部长、党组成员等职。为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等。多年来从事政策研究、鲁迅研究、文化研究，2003年首倡故宫学。
第一编
两岸故宫博物院的源流与近期的交流
故宫文物南迁及其意义
谈谈故宫精神
故宫保护与故宫博物院建设
紫禁城与澳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的最初交会
故宫博物院与辛亥革命
故宫博物院的特点与发展
第二编
故宫学：故宫价值发掘与民族遗产保护
故宫与中国传统文化
故宫的价值与应运而生的故宫学
故宫学纲要
略评“明宫史丛书”
国学新视野与故宫学
第三编
略议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中的法律问题
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几个问题
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的民族文化问题
博物馆使命：文明的共享与传承
艺术的民族性与艺术交流
以温情与敬意厚待民族文化——兼谈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文化建设
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故宫与故宫学二集》：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来华，是自唐代以来基督教第三次传人中国。
西方传教士来中国，其背景与欧洲15世纪至17世纪发生的两件大事有关，一件是宗教改革运动，一件是“新航路”的开辟，它们都直接促进了基督教向海外的传播。创立于1543年的基督教分支天主教耶稣会，其创建初衷是保持宗教传统，反对宗教改革，除了在欧洲与新教对抗外，还积极向其他地区传教。“新航路”的开辟则为天主教提供了向东方传播的可能性。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西岸的卡里库特。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了马六甲等地。1513年，葡萄牙船只出现于中国海岸。1553年，葡萄牙人船只获准在澳门停泊并与往来商贾进行贸易，1557年筑室久驻。根据1493年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通谕和1494年西班牙与葡萄牙签订的条约，葡萄牙享有对东方的保教权。在教皇的鼓励和支持下，殖民事业与传教任务结合在一起。从欧洲经海路东来的传教士均需从里斯本出发，乘着贸易船只，经印度果阿再到亚洲各地。
耶稣会注重教育，其教士均受过良好的欧洲人文教育并接受过准军事训练。当时中国的实力决定了传教士必须放弃武力传教的主张。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充分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文明大国，儒家思想始终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想，并扎根于中国的人心之中，外国思想、文化、习俗，包括宗教是很难轻易地传人中国并站稳脚跟的。因此要把基督教传人中国，就要采取相当明智、灵活的传教策略，即在不影响其教义完整性的前提下，尊重中国文化与习俗，让中国人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西方宗教的影响。他们竭力适应中国文化和传统习俗，将基督教思想与汉文化相结合；他们认识到在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下，要想在中国扩大天主教影响，必须争取得到皇帝恩准，必须结交官府，而要取信皇帝则必须具有特殊才华和本事，表示出服务于朝廷的忠诚。而科学知识及文学、艺术、语言、绘画等都成了传教的手段，或者说，传教与输出科学技术已成为不可分割的两翼，集传教士和科技人员于一身，乃是当时的特点。
随着天主教在澳门站稳脚跟并将澳门逐渐变为向中国内地传教的基地后，以利玛窦、罗明坚为代表的耶稣会遵循适应中国文化，以科学为指导思想的原则，一步步深入内地，打开传教局面，终于使天主教在中国站住了脚。明崇祯末年，宗室信天主教者114人，内官信教者40人。
明清鼎革之际，仍有不少传教士继续留驻北京，也有一些新来者。清摄政王多尔衮在顺治元年（1644年）即批准了龙华民、汤若望等为保存天文仪器、保持修历工作不中断的奏请，并敕授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顺治三年（1646年）又加太常寺卿衔，表现出对洋人洋技的器重。顺治帝亲政后，与汤若望关系特别亲近。仅1656年至1657年，顺治帝两年内竟24次亲临汤若望的馆舍之中，做长时间的谈话，不仅限于科技，还涉及对天主教教义一定的崇慕。康熙帝继位后，出于学理和实用两方面的考虑，采用了大力延揽和使用西方科技人才的政策。事实证明，不论是顺治朝留下的或康熙朝以后召用的西方科技人员，大都能与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相安共处，并能较充分地发挥其专长。其中最为出色的是南怀仁，他不但继汤若望之后长期主持钦天监的修历工作，撰著了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康熙永年历法》32卷，又为清王朝的军需铸炮工作做出了贡献。康熙朝所铸造的905门大炮，其中半数以上是由他设计和监造的。当时，不但钦天监实际上已成为西方来华科技人才集中之所、东西文化沟通的中心，而且康熙帝还把紫禁城中的启祥宫（现名太极殿）拨给那些供奉皇帝的西方画家、机艺师、设计师们，作为制作、集会之用，让他们在如意馆作画、刻板、修理钟表和制作机械器物。康熙帝也认真地向他们学习天文学、地理学、几何学、拉丁文等，经常和他们讨论中西学术、政治源流的异同和演变。
康熙帝对于天主教在西方传播较广、受到相当部分人民的信仰是了解的，他对天主教的教义也略有所知，只是反对它在中国传播，反对以它的教规教义干扰甚至取代中国的传统信仰和国情民俗。但他也未采取拆毁教堂、驱逐传教士等粗暴办法。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四月，南怀仁提请推行天主教，礼部议不准行，康熙帝下谕：“天主教应行禁止。但见地方官禁止条例内，将天主教同于白莲教谋叛，此言太过，着删去。”终康熙之世，清朝官方对于天主教的态度是允许存在，但限于只令西洋人供奉。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全国天主教徒有3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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