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_黄朴民导读注释_9787553818030_浙江大涵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本书系东汉郑玄混合《张侯论》和《古论》而成，共二十篇，内容有孔子谈话、答弟子问及弟子间的相互谈话，为研究孔子思想和儒家学派的重要资料。本书系黄朴民教授多年潜心研读论语的成果，在具体体例上为全本导读加注释和翻译。

中华元典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它决定着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源动力，而在众多的中华元典之中，又以《周易》、《道德经》（又称《老子》?）、《论语》、《孙子兵法》这四部著作为最杰出的代表。
毫无疑问，《论语》应该列为儒家思想的第一经典，它主要记载了儒学创始人、“万世师表”孔子的言语行事，同时也记录了孔子若干弟子，如曾参、颜渊、子路、子贡、子夏、子张、樊迟、冉有等人的言语行事，这一点，早在班固《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已有揭示：“《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传世的通行本共二十篇，始于《学而》篇，而终于《尧曰》篇，约一万五千余字，它辑录孔子之言最为集中，是我们在今天领略、研究孔子思想学说的最重要的第一手文献。

大体而言，《论语》包含有四大部分的基本内容：
第一，以“仁义”为主干的政治伦理学说，“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反映在具体政治上就是提倡“德治”与“王道” ，孔子强调治国必须本仁宗义，将道德修养和教化贯穿于治国安邦的整个过程，一句话，便是以仁为本，以德治国。孔子对“为政以德”的核心地位曾作过明确的揭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所谓以德治国，它的根本含义是要突出道德在治国上的主导作用，讲求以道德礼义引导而不是以行政约束、刑罚惩治来安民定邦。孔子认为道德礼义方可治本，而政令刑罚仅仅可以治标，即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所以明智的统治者，都应该坚持“德治”立场，在治国中坚决贯彻“任德不任刑”的原则。孔子主张统治者以暂时让利的途径减轻民众的负担，缓解民众的痛苦，同时宽刑省罚，使民众在比较宽松的氛围中勠力本业，勤奋工作。孔子认为，作为统治者，应该深刻懂得治国上一个最浅显的道理：“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所以切不可只汲汲于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对民众的生死不闻不问，因为这样做会导致民众的不满和反抗，颠覆现存的管理秩序，到头来给自己的根本统治利益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先富后教，导民以仁，摩民以义，使民众由一般生物人上升进化为知“礼义廉耻”，明“纲常伦理”的社会人。孔子认为，给民以温饱，只是“德政”的初级阶段，在达到这一步之后，还应该向更高的目标前进，即用正确的道德原则与规范去教化民众，使之真正懂得服从统治秩序的必要性，变自发接受统治者的管治为自觉顺从统治者的管治。因此孔子汲汲于提倡先富而后教：“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由此可见，强调“仁者爱人”“泛爱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与后世儒家的一贯立场与根本原则。
第二，以“克己复礼”为特点的礼治原则，具体表现为提倡爱有等差、尊卑有序的纲常之道。孔子认为，“仁厚爱众”之心要在治国上真正体现其价值，发挥其功能，是需要通过一定的途径才能够达到的，这种途径实际上就是指“仁”可以依附、表现的载体——“礼治”。按儒家的理解，“礼”是沟通道德与政治的桥梁，是“仁政”得以融入并作用于治国实践的重要保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所以，“德治”在外在表现形式上就是“礼治”，“以德治国”在某种意义上便是“以礼治国”。孔子肯定人的社会不平等性，认为“唯上知与下愚不移”；民众只配供统治者驱使，只能老老实实为满足统治者的利益提供服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即使统治者重仁义、倡教化、兴礼乐，其目的也不过是为了更好地控制和驱使民众，“上好礼，则民易使也”。治国的目标是，君子小人各安其名分，各尽其本职，在贵贱有等、上下有分的管理秩序中，人人都得按照“礼”的规范活动，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为此，他不遗余力地主张和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所谓“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因此，孔子也承认在一定的条件下需要用法制与刑罚来弥补单纯德化的不足，只不过他所强调的是要做到“刑罚中”，即用刑要恰当适度，不然用刑愈多而管理秩序愈乱，“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第三，以“用中适时”、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为基调的“中庸”思想，“执其两端而叩之”，从中找到和掌握合适的度，辩证看待问题，凡事不走极端。如天人关系方面，既不否定鬼神、天意的存在，“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又着重强调人事的作用，“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政治秩序方面，既肯定君臣尊卑、父子上下关系的合理性，又主张这种合理性必须建立在共享义务与权利的基础之上，“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文质关系方面，既注重内容，又注重形式，“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理想追求方面，既追求大同，“祖述尧舜”，又憧憬小康，“宪章文武”。所谓“允执其中”，就是要避免“过犹不及”极端情况的发生，这反映在治国问题上，管理思维的选择与管理艺术的运用必须做到文武并用、刚柔相济。既不能一味用强硬的手段，也不能无原则地怀柔、行姑息之政，仁与礼应该有机统一，德与刑应该相辅相成，哪一方面有所欠缺，则当及时弥补；哪一方面过分，则当有意识地加以抑制，恩威并施，宽猛相济，不离中道，以此求得最佳的治理效果。正如孔子所说的那样，“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总之，是要做到张弛有度，宽严有法。
第四，以追求“天下大同”为最高宗旨的社会理想。应该说，孔子真正关注的重点是恢复“周礼”，践行文、武、周公之道，所谓“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致力于“宪章文武”，实现“小康”。这说明他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到脚踏实地。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孔子从骨子里来讲，又是一个崇高乃至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他不免时不时地“仰望星空”，这种伟大的理想追求，就是所谓的“祖述尧舜”，以期许“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大同”为鹄的，“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他毫无保留地颂扬虞舜时代的“《韶》乐”，而对反映“汤武革命”精神风貌的“大《武》”有所保留，就是这方面最最有力的证明：“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可见，孔子清醒地正视现实，同时又不舍弃光荣的梦想，他的二元社会文化政治观无疑是富有极其深刻的内涵与不朽的价值的。

这四大部分中间，“仁”“礼”学说当是《论语》所反映的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成分；“中庸”思想是《论语》所反映的孔子整个理论的思维方式与哲学方法论；至于“大同”学说，则是孔子远大而崇高的社会政治理想。《论语》千言万语，说到底都是紧紧围绕着这四个基本纲目而具体展开铺陈的。
显而易见，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以切合人事、具体实用的风貌主导中华民族独特文明体系的构建，反映出浓厚的实用理性与入世旨趣。其文化观念牢牢地植根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之中原农耕文明的沃壤，水银泻地似地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指导着人们上至治国安邦（“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下迄修身养性（“修身、齐家”“吾日三省吾身”）的全部活动。没有过于抽象的义理，没有不可捉摸的玄虚宏旨，总是那么平易亲切，那么贴近生活，所谓“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从而最大限度地化深邃为浅显，化复杂为平淡，于是就有了无所不在的普及，就有了悠久深远的影响。由此可见，孔子与后世的儒家思想可谓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最温馨、最可亲的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华古典文明的本质特征与价值取向。
最后，我们简单地谈一下《论语》的版本问题。在西汉时期，流布于世的《论语》版本，有鲁人所传的《鲁论》，齐人所传的《齐论》，以及鲁恭王刘余从孔子故宅壁中发现的以先秦时期古文字书写的《古论》。三个版本篇数不一，《鲁论》二十篇，《齐论》二十二篇，《古论》二十一篇。西汉晚期，张禹依《鲁论》厘定《论语》为二十篇，参取鲁、齐两种版本，将其合而为一，遂成世人称之为《张侯论》的《论语》。东汉末年，大经学家郑玄以《张侯论》为底本，兼采《齐论》与《古论》注释《论语》，这使汉灵帝熹平年间依之刻石的《张侯论》最终得以被视为《论语》的定本而流传于后世。因此，我们今天所阅读的《论语》，其实就是以《鲁论》为主体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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