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腔戏_叶明生, 周治彬, 曾宪林编著_9787533496852_浙江大涵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本书包括: 概述、唱腔、器乐、人物简介四大部分, 因为大腔戏系一古老的小剧种, 除唱腔外, 较别的剧种多了一个部分“剧本选录”和“附录”。“概述”部分主要介绍此音乐形式的大体情况, 可使读者对其有一个整体的面貌了解; “唱腔”主要精选了各种剧目的精彩唱段, 以展示各类唱法与腔调; “器乐”则包含唢呐曲牌和锣鼓谱; “人物简介”主要介绍了大腔戏各个时期主要的代表人物; “剧本选录”则精选了永安市青水乡丰田村大腔戏班展演的《白兔记》全本唱腔; “附录”部分则精选了七篇大腔戏的研究文章, 适合相关人员阅读了解。

丛书主编简介

王州，音乐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音乐学研究与教学工作多年，主要方向为民族音乐学、音乐教育学。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两项，参与多项国家级、省级科研课题项目的研究工作。独立与合作著作多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独立研究成果获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2次。参与研究成果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1次，获得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次、二等奖2次、三等奖1次。

本书作者简介

叶明生，1946年生，福建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兼任中山大学客座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香港中文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木偶联合大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国戏曲史、戏剧文化学与民间宗教文化研究，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专著有《宗教与戏剧研究丛稿》《中国傀儡戏史》等19种。主编《福建民间仪式与戏剧》等8种。学术论著《福建傀儡戏史论》《莆仙戏剧文化生态研究》分别获得福建省人民政府第六届、第八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和三等奖，第二届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周治彬，1948年生，福建尤溪人，历任县文化馆长、县文化局长、县文联主席等职。有舞蹈《夫妻乐》《帽龙》、快板《桃花渡》等十多个艺术作品在全国或省级文艺调演中获奖。参与编纂《中国戏曲志》《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福建卷）》，2000年获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颁发的优秀编审工作奖。2001年被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评为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先进个人。

曾宪林，博士，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兼福州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生导师，曾任福建省艺术研究院音乐舞蹈研究室副主任。系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普查工作办公室成员、福建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福建省音乐家协会青年艺术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台湾师范大学与琉球冲绳县立艺术大学的高级访问学者，上海音乐学院第二届邀访学者。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文化部、教·育·部课题四项，参与国家重大招标项目三项，参与志书编撰三项，已出版专著五本（两本合著），已发表数十篇论文。

概述

大腔戏，为福建地方剧种，属于我国高腔剧种之一，其源来自宋元南戏四大声腔中的弋阳腔。弋阳腔约于元末明初形成江西弋阳县，明初开始流行于赣、苏、皖等地，明中叶在南方各地广为流传，并在福建北部山区流行。清初广泛流行于全国各地汉人居住区。其在福建主要流行于闽北与闽中的永安、大田、尤溪、南平、沙县等地。其声腔音乐并为闽西、闽北的提线傀儡戏所沿用。清中叶间，乱弹腔盛行各地，以皮黄与吹腔为主调的小腔戏盛行，大腔戏开始衰落，或改调歌之，或趋于消亡，至上世纪80年代大多班社仅余一些遗迹，大腔戏作为地方剧种完整的戏剧形态多已不存，现仅剩永安一班及残存于大田、尤溪、南平等地的民间少数坐唱式唱曲班。2006年6月，永安市青水乡丰田村大腔戏被正式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一、历史沿革

弋阳腔是明初开始流行于中国南方的南戏系统的戏曲声腔，大腔戏即是从该声腔沿续发展而来。历代文人笔记对于各地弋阳腔多有述及，但作为弋阳腔剧种的大腔戏的历史，由于缺乏地方文献记载，其剧种来源及流传脉络一直未能缕清。上世纪80年代以来，虽经戏曲志及音乐集成工作者在编纂工作中，通过努力的调查及文献查询，才使其有一种成形的剧种形态的出现。但其中历史源流部分根据口述传说误载现象较为严重。近年以来，闽中地区的大田、永安两地发现完整的宋杂剧遗存形态——作场戏，既是大腔戏发展的泉源、也保存了少量大腔戏早期形态遗韵，为大腔戏的研究提供很重要的比较资料。同时，通过对大腔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和研究，对该剧种流传路线、班社史、剧目情况、唱腔音乐及艺人传承等方面作了大量的补充调查和梳理，有了许多较为真实可靠的新资料的发现，摈弃了一些以讹传讹的传说，使大腔戏历史脉络逐渐清晰起来。

（一）福建宋元杂剧

大腔戏在闽中的发生与流传，不是无本之木、无泉之水，其社会基础除与流行弋阳腔的江西接壤的特殊地理条件外，而更重要的是早在宋元间福建已有杂剧的广泛流行，这是最重要的社会条件。杂剧，也称杂戏，南宋间福州太守梁克家（1128—1187）《三山志》在说到元宵“观灯”时，即揭示其杂戏演出盛况。书中提到元宵时节“州向谯门设立。巍峩突兀，中架棚台，集俳优、娼妓、大合乐其上”的演剧规模，谈到其中的“杂戏”时称：

观灯：……既夕，太守以灯炬千百，群伎杂戏迎往一大刹中以览胜；州人士女却立跂望，排众争观以为乐。本州司理王子献诗：“春灯绝胜百花芳，元夕纷华盛福唐。银烛烧空排丽景，鳌山耸处现祥光。管弘喧夜千秋岁，罗绮填街百和香。欲识使君行乐意，姑循前哲事祈禳。

宋人陈淳（1153—1217）《上傅寺丞论淫戏》提到的“乞冬”活动中的“优人作戏”，以及所谓的“淫戏”，均可以充分了解到闽南于当时杂剧流行之盛况。据该文称：

某窃以此邦陋俗，当秋收之后，优人互凑诸乡保作淫戏，号“乞冬”。群不逞少年，

遂结集浮浪无赖数十辈，共相唱率，号曰“戏头”。逐家聚敛钱物，豢优人作戏，或弄傀儡。筑棚于居民丛萃之地，四通八达之郊，以广会观者。至市廛近地，四门之外，亦争为之，不顾忌。今秋自七、八月以来，乡下诸村，正当其时，此风在在滋炽。其名者曰戏乐，其实所关利害甚大。

与漳州同时的兴化地区（今莆田市）的杂剧，也呈方兴未艾之势，在莆田籍诗人刘克庄（1187—1269）的诗词中，吟及杂剧的诗词作达十余首之众，可见其时当地的杂剧十分繁胜。如刘诗《无题二首》之二云：

棚空众散足凄凉，昨日人趋似堵墙；儿女不知世事艰，相呼入市看新场。

这里的“新场”亦即杂剧之“作场”。兴化杂剧（包涵傀儡戏）所演之题材确也广泛，据《观社行，用实之韵》之诗第二首中吟道：

陌头侠少行歌呼，方演东晋谈西都；哇淫奇响荡众志，澜翻辨吻矜群愚。狙公加以章甫饰，鸠盘谬以脂粉涂。荒唐夸父走弃杖，恍惚象罔行索珠；效牵酷肖渥涯马，献宝远致昆仑奴；岂无蘋藻可羞荐，亦有忝稷堪舂揄。臞翁伤今援古谊，通国争笑翁守株……

明代，福建民间，杂剧流行之势不减，万历二十五年陆以载纂修《福安县志》载其事称：

俗侈而凌僭，方巾盈路，士夫名器为村富所窃，而屠贩奴隶，亦有着云履而白领缘者。且喜杂剧、戏文，其谚曰：“无钱扮戏，何暇纳粮？”故多以竞戏相轧。

其中所指“杂剧、戏文”，无疑即是指杂剧之遗存形态。受明代四大声腔之弋阳、昆山二腔的影响，杂剧因其粗犷、简约和缺乏人物角色和丰富的故事情节而衰落，仅在永安和大田两地山村守其一隅。清康熙三十二年叶振甲纂修，周卜世续修《大田县志》卷八〈堂庙〉，即直记载当地杂剧残存演出活动。据该志称：

（广平）龙湖堂，在四十五都。宋庆历四年建，元延祐六年重建。乡人岁以七月具卤簿仪仗，导其神出游。饰杂剧，数百人冒鬼面，披文绣，为前代帝王将相，前后导从

之。荷戈槊，曳旌旗，鼓镯震山谷，空一乡之人。随之早暮朝参，谓之衙仪。岁糜费以数百计，里人郭奇逢白郡守沈某，力革之。

其中的郭奇逢，大田广平人，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任抚州府通判。可见，于明代嘉靖年间或更早以前，大田广平的杂剧已相当盛行。文中所说“饰杂剧，数百人冒鬼面，披文绣，为前代帝王将相，前后导从之。”正是大田县至今所遗存杂剧“作场戏”和其请“阔公神”巡境游村的仪式活动情景。该杂剧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有类似宋代“官本杂剧段数”短剧的演出和面具戏，而其有阔公、大妈、二妈、判官、小鬼、牛头、马面以及红黑白三个回回，都是戴面具或套头（牛头、马面）。它不是简单的“饰杂剧”，而是地地道道的演杂剧。此文献即印证了大田历史上杂剧的存在。所不同的是广平镇的作场戏已消亡多年，而在该县文江镇的朱坂村却完全保留了下来。只是由于它的“过时”的原因，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而在许多农村悄然消失了，杂剧已淡出人们的视野，甚至被历史所遗忘。

近年来，福建省艺术研究院叶明生研究员与同亊罗金满、曾宪林在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课题《大腔戏音乐》调查中，于福建中部三明市（旧属延平府）的大田县朱坂村、永安市槐南村两地农村获得了作场戏的演出本和相关资料。永安槐南村的作场戏称“人场”、“著场”，齣目仅八、九个，剧目人物、内容除极个别与朱坂作场戏相同，大多数齣目均不雷同，可见二者属同一时期的杂剧产物，但其传承不同，显示各自的独立性。槐南作场戏剧目抄本有《人场全本》、《人场总纲》、《场本全部》等名称，其抄本版本保存尚多。在众多抄本中，《人场全本》抄写年代清晰可辨，该抄本封面有“大清同治壬申”字样，以及有“黄金盛”之题名。抄本末有题识曰“大清同治壬申十一年孟夏月上浣日黄步庆谨书。此本流传后裔，奕世书香。”此为目前所见槐南作场戏最完善的抄本之一。抄本后附有《大八仙》曲词，以及【圆（园）林好】【仙花子】【庆（泣）颜回】【生路咒】【玉芙蓉】【一江风】【龙舟序】【朝元歌】【花（画）眉序】【锦堂月】【右骨儿】等十余支曲牌名及曲词。这些都是研究杂剧弥足珍贵之资料。

槐南作场戏的剧目与朱坂作场戏的剧目，除少数相类似外，大多数并不相同。造成这种差异性的原因很多，其戏文特征表现于三方面：一是庆贺元宵、歌舞升平；二是驱邪镇妖、禳灾祈福；三是滑稽戏调、高台教化。其表现形式除了人物对白、歌舞，还有很大篇幅的科仪表演。

大田县朱坂的杂剧作场戏，其在剧目中的杂剧特征比较明显。戏剧形态虽同属杂剧范畴，但其齣目、结构、人物、内容都有许多不同，目前保存于道坛大部分的作场戏剧目抄本《丰场总纲》和作场《科仪秘旨》都出于道师廖法昌之手，时间为民国十九年（1930）。《丰场总纲》抄本总计48页，每页两面，正文以每面十二行小楷竖写。其抄本序文雅驯、齣目清晰、文字规范，堪称善本。抄本前有一篇文字精练的《序》文，对于当地作场戏渊源、规制、齣目、人物、宗旨、要意，都作了提纲挈领的概述，最值得关注。其文不长，现全引如下：

序

朱阳丰场之设，不知昉自何氏，创自何时？但十年一举，未尝或有间断。大都是祈丰保民，乐于尧天舜日而已。故古之设场，尚土语俚辞。演为尧舜戏也。久玩之无余韵，即以梨园间之。今尧舜戏无传，而场亦因以无考。所存器仗、杂剧不知何所措用？即照啰哩盘旋，与古意大不相关。曷足动人耳目耶！余暇日，窃以巳照牌按调粗编为曲，使贯串承接，序以段落。今计十有五出，谓之场。其中为明王、回回者，乐天下一家太平景象也；为阎浮、鬼判者，劝善惩恶，使知敬畏耶；为金、银、财、宝者，见钱可通神，利益我乡也；为田公、阔公者，恐亵近于戏，使神道设教也；赏春、游春，快乐春光也；巫医、巫婆、道士者，破迷杜混也。用乡谈俗语者不杂于戏也。依啰哩进退者，上古之遗风也。要之不外祈丰保民，乐于尧天舜日之中也。余索居寡闻。敢曰大观，姑成次第，以待后之锦心好事者，又为之润色之。

拾年一次逢辛岁，拾夜又添二朝天

上章敦牂岁君梅月子弟廖法昌（庆隆，继年）亲手抄写，付男道明（作耀）收藏。

该文虽署为民国十九年，但细考该序文风词意，应为古时人作，文中谈到当地作场戏“久玩之无余韵，即以梨园间之”，当是明中叶或明末清初前之事。因无论大田朱坂村、永安槐南村，其杂剧作场戏的剧目唱腔，都有约五分之二的曲调均用大腔戏曲调演唱，此即明代作场戏与大腔戏“一场作场一场戏”之交替演出的遗绪。

（二）历史上的弋阳腔

弋阳腔秉承及发展了于宋元南戏，其声腔形态约形成于元末明初，其后盛行于明嘉隆间，历代戏曲史著录多有论述。其产生的原因是南戏传奇流行于各地之时，地方以土腔土调演唱之，遂衍生出许多不同的腔调来，弋阳腔便是南戏传到江西衍变出来的产物。宋末元初江西南丰人刘壎的《水云村稿》称：“至咸淳，永嘉戏曲出，泼少年化之，而后淫哇盛，正音歇。” 即南戏传到弋阳等地后，被当地的艺人改调歌之，而产生出此“淫哇”腔调来。此资料即揭示南戏发展时期所衍变出弋阳腔的过程事象。

至明中叶，弋阳腔盛行于南方各地。明代文献中记载弋阳腔亦为不少。如：祝允明在《猥谈》中说：

自国初来，公私尚用优伶共事，数十年来所谓南戏盛行，……今遍满四方，辗转改益，又不如旧，……愚人蠢工，狥意更变，妄名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昆山腔之类。　

祝允明，苏州长洲人，生于天顺四年（1460），卒于嘉靖五年（1526）,在他生活的年代，弋阳腔已经盛行于世。明中叶，海盐、余姚二腔因难以流行而淡出戏剧市场，余下弋阳、昆山大为流行。对于弋阳腔，明代顾起元（1565—1628）的《客座赘语》，亦有记载，如：

南都万历以前，公侯与缙绅及富家，凡有宴会，小集多用散乐，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乐器用筝、蓁、琵琶、三弦子、拍板。……大会则用南戏，其始止二腔，一为弋阳，一为海盐。弋阳则错用乡语，四方士客喜阅之，海盐多官语，两京人用之。后则又有四平，乃稍变弋阳而令人可通者。

明清间在文人笔记中涉及弋阳腔的资料有不少，其中有胡文焕《群音类选》“诸腔类”题注提到“如弋阳、青阳、太平、四平等腔是也。”他如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记》说到万历间“昆腔稍稍不振，乃有四平、弋阳诸部先后擅场。”

其后不少文献都提到弋阳腔，并介绍由弋阳腔演变之各地的高腔。如沈宠绥《度曲须知·曲运隆衰》中说：“腔则有海盐、义乌、弋阳、青阳、四平、乐平、太平之殊派。”万历间著名曲律学家王骥德《曲律·论腔调第十》中说：

数十年来，又有弋阳、义乌、青阳、徽州、乐年诸腔之出。今则石台、太年梨园几遍天下，苏州不能与角什之二三。

至于弋阳腔，因来自民间，不但在广泛流行农村大地，也曾一度盛行于城市。明范濂《云间据目钞》即关注到这一声腔在城市中的遭际，据该文称：

戏子在嘉隆交会时，有弋阳人入郡为戏，一时翕然崇高，弋阳遂有家于松者。其后渐觉丑恶，弋阳人复学为“太平腔”、“海盐腔”以求佳，而听者愈觉恶俗。故万历四、五年来遂屏迹，仍尚土戏。

弋阳腔因其形成于农村，与都市之戏剧审美取向有较大的差异性，而不被社会中上层所看重，因此逐渐退出城市舞台而流向民间。但在清代花部乱弹腔形成后，以其动听的管弦和文词浅白的语汇，以及活泼的表演很快占有城乡市场，弋阳腔相对而无优势，只能残存于僻壤山乡之中，福建之大腔戏即是此支弋阳腔之遗韵。

（三）弋阳腔在福建的流传

弋阳腔产生于江西，由于地缘毗邻的地理条件，福建当是最重要的流行区域。明代文献中记载弋阳腔在闽流传亦为不少。如嘉靖二十六年（1547）魏良辅在《南词引正》中说：

腔有数样，纷纭不类，各方风气所限。有昆山、海盐、余姚、杭州、弋阳，自徽州、江西、福建，俱作弋阳腔。

嘉靖三十八年（1559）著名曲论家徐渭（1521—1593）在《南词叙录》中云：“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出于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　徐渭所称闽之有弋阳腔，不唯步魏良辅《南词引正》后尘之泛说，而是出于他的实见。他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前后，受聘于总督胡宗宪幕府书记，参与抗倭事宜。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时年34岁，因病滞留于闽北之顺昌、南平养病，其著名的戏曲论著《南词叙录》即写于这一时间。据其书引言中称：

北杂剧有《点鬼簿》，院本有《乐府杂录》，曲选有《太平乐府》，记载详矣。唯南戏无人选集，亦无表其名目者，予尝惜之。客闽多病，咄咄无可与语，遂录诸戏文名，附以鄙见。岂曰成书，聊以消永日，忘歊蒸而已。

徐于引言末落款的时间为“嘉靖已未夏六月望”。此时正是弋阳腔盛行福建之际，徐谓《南词叙录》称弋阳腔“湖南、闽、广用之”，当是有见闻证之。

当弋阳腔传入福建后，各地并不知其腔出自何方，而仅知其腔用大锣大鼓伴奏及大嗓门大声高唱形式而称之为“大腔戏”。而官方志书仅以“演戏”称之，未载其所属腔系、腔名。如明万历二十年苏民望修《永安县志》，清康熙《大田县志》所载“赛神演戏”，而其“取古来忠臣义士之事实，足以激励后人者固多”的剧情及能“沿街塞巷，搭小台以观望者”的演出，正是弋阳腔最突出的特征。

二、剧种流布

弋阳腔自明嘉靖年间传入闽北后，主要流行地区即在原延平府所属的永安、大田、尤溪、沙县及南平县等五县的乡村。至清中叶花部乱弹腔流行，这一高腔剧种逐渐被皮黄戏所取代，仅在一些宗族势力雄厚和较为偏僻的山村尚维持余绪。至清末民国间，大腔戏颓废之势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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