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节选）：在历史上的分裂时期,南方尤其是吴越地区又往往是中原王朝的迁都避难之地,建立政权的时间绝非短暂,而这些政权特殊的存在形式,又成为南方的特色之一。从南宋在杭州定都后都城取名临安府这一行为中就不难看出,在南宋君臣的意识中,江南终不过是临时的都城。中国历史上王朝南迁之际,东晋南朝也好,南宋也好,控制政权中枢、形成贵族阶层的,都不是土生土长的南方豪强,而是因失去中原而亡命南方的北人贵族。流寓南方的中原政权,将这批北人视为同类,而真正能晋升至政权中枢任官的南人则寥寥无几。晋室南渡后,南方逐渐发展为经济和文化中心,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中心的地位越来越稳固。但是,这里不仅没有终成为中国统一王朝的政治中心,即使在分裂时期的南方政权内部,政治、社会的骨干力量也不是南人,而是北人。历史上经济、文化中心与政治中心的相互乖离现象,与当下经济都市上海与政治都市北京的分离似乎有些相似。历史上经济文化中心与政治中心的乖离,即使存在着许多偶然性的要素,但在超越时代的类似现象背后,却存在着南北历史发展的巨大差异。
近代人文学科兴起以来,中国南北的差异问题很早就受到了关注,很多学者和知识分子都对这种差异展开了研究和考察。冈仓觉三(天心)在1894年就指出,在西域、蒙古、东北、云南、广东之外,以黄河与长江为中心的中国文化核心地区,至少可以分为南北两个不同的地域,并认为其背后的原因是中国南北的气质差异。关于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差异,冈仓觉三还从气候风土、政权更替、诗歌风格上进行了对比,得出了中国之文化美术, 大别有三:曰周末,则河民之精也;曰宋朝,江民之粹也;曰唐代, 江河合体之华也的结论。
梁启超基于南方社会的立场,从地理、环境到政治史、思想、文学、语言、风俗等多个方面,对中国的南北早展开了论述。他的论述对此后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桑原骘藏也就中国南方的历史特征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考,主张必须增强对南方社会历史的关注。关于南方社会文化、经济的历史发展,桑原骘藏上自秦汉下至明清,对其进行了通史性的考察,认为南方独特的地域社会,是在南下的中原人及其文化、政治影响力的渗透下融合形成的。桑原骘藏又从南方著名文人的辈出、户数与人口的变迁、各地的科举及第人数等方面,明确揭示了南方超越北方的发展过程。桑原骘藏南北论,其切入点和分析方法基本与梁启超一致,但在很多细节上做了更深的发掘。桑原骘藏在认识南方社会发展的历史动向时,非常重视晋室的南渡,认为这一事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南方历史显著发展的开始。东洋史学者冈崎文夫也基于桑原骘藏的观点,以探讨南方社会的历史发展为目标,对这一时期的南北社会和文化展开了比较研究,详细讨论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和各自的重要意义。陈序经早年还结合欧美思想文化的影响,从文化的先进性及国际性对南方作出了高度的评价,认为从清王朝灭亡到解放战争,中国一方面面临着复杂的国内矛盾,但对欧美及日本却展现出了开放的姿态,在经济、文化和国际化等领域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景象。陈序经的观点,可以说是基于历史、文化等土壤,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前期当时中国南方社会得出来的。
近代以前对南北差异或者说是南北文化碰撞的认识,主要是依据《中庸》(战国)、《洛阳伽蓝记》(北魏)等传统历史文献展开的。其中南北朝时期因南北政治的变动历尽颠沛的颜 之推,在其著《颜氏家训》中对南北的差异多有描述,并时不时 地表露出其自身的困惑,言辞之中也不乏批判。颜之推基于自己的实际感受,对那个时代的人们或许已经意识到的南 与北的差异多有表述,所述内容非常值得我们关注。虽然南北风土和气质上的差异古人早已有所认知,但是,从作为中国历史、社会发展的两大舞台这个意义上来观察南北的差异, 正是魏晋南北朝这段历史造成的。
本书将要涉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史无前例的分裂长达400年、众多地域和众多民族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 进一步说,这个时代发生的中国社会内部的瓦解甚至价值观 的改变,从自我意识的觉醒到促使传统观念的重构,都是中国社会从未经历过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阶段。统一时期的中国,在强大的中央集权意识形态和国家统治之下,内在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往往难以彰显,然而,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秦汉帝国统一经营下的地域社会,再次呈现出了各自的特征, 中国或中华这一意识形态与现实社会之间出现了明显的乖离。
在华北地区,以鲜卑人为首的少数民族席卷整个北方社会, 形成了以他们为主体的十六国各政权和北魏政权。华北汉人社会的传统名望大族中通晓学问、艺术、思想和仪礼的一部分知识精英,加入了少数民族政权之中,成为少数民族政权的重要一翼。与之相对,在江南,孙吴对南方汉人社会具有了一定的号召力,实现了政权的建设。然而,随之而来的东晋南朝,却始于因不堪遭受外族的蹂躏、逃离中原南下、继承汉人王朝正朔的流寓政权。在江南建立政权并积极推动江南开发的,正是此时大举南渡的北方贵族阶层和大量的民众。当然,随着世代的更替,到南朝末期, 以原籍地来区别南北的意识已逐渐淡薄,南北日趋同化,然而在整体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社会里,事实上依然是北人占据了的优势。南北朝对峙的结果,至少从形式上来看是北朝的力量实现了秩序的恢复,即使在隋唐统一王朝建立之际,承袭的制度很明显也多来自北朝。
这个时代的各地域社会,大致上可以用汉与胡这两个民族范畴来加以区分,这与南北的差异也密切相关。
如果用人们习惯的语句来说,对于这个时代,所谓南北关系, 就是以汉人为主体的王朝与以胡人为主体的王朝之间的关系,但同时又是江南东晋南朝的南人(社会)与华北北人(社会)之间的关系。从上述关系来看,南方是败给了北方,但在文学、艺术等层面之外,南方是否就此湮灭在了历史之中呢? 江南的地域社会、贵族阶层及其文化特色,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实态呢? 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对此展开研究。
关于36世纪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历史,20世纪末之前主要是东洋史学界以文献史学为中心展开的。不可否认,考古学长期以来在魏晋南北朝的研究中作为辅助性学问,一直没有对上述问题作出应有的回应。相对于丰富的文献史料,考古发掘资料数量不多也许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更关键的是,与文献史学相比,考古学研究起步实在是太晚了。近年来,在文献史学领域,有中村圭尔关于六朝江南地域社会的研究,有三崎良章关于辽宁三燕地域社会的研究,等等。他们在探讨地域或民族特征的具体问题时,开始关注并利用考古资料。不管他们出于什么样的考虑,都非常值得一提。
在考古学领域,近年终于迎来了调查发掘和研究的大进展, 各地出土文物和遗存的面貌逐步清晰。尤其是与江南六朝相关的考古成果,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20世纪后半叶在以南京为中心的江苏地区获得的。数量不菲的发掘成果和资料,经罗宗真、蒋赞初等人的长期研究,尤其是20世纪后半期至末期经罗宗真的综合研究,正如其著《六朝考古》所显示的那样,在地域史的框架下完成了地域考古学领域的阐述。 近, 与六朝都城南京相关的重要遗迹与遗物不断涌现,原本主要作为文献史学研究对象的江南六朝,考古学的研究也正在逐步展开。利用考古资料并结合文献记载展开的先驱性研究有贺云翱、卢海鸣等人的成果。这些成果与华北十六国北朝陵墓、遗址的发掘一起,在21世纪初已然将魏晋南北朝考古推向了全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的舞台。
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很多研究者、思想家和知识分子基于比较文化史的视野对中国历史上南北差异的研究, 时至今日依然不算太丰富。个中原因,一方面与资料的欠缺有关,另一方面,或许还与强调统一的历史叙述这一国家意志有关。
地域史或者比较文化史的研究,原本应该是考古学科擅长的课题。童恩正曾经做过很好的尝试,他借助文明论、国家论的理论与方法,基于考古资料,从相邻的民族、农业生产模式、水利事业、思想、宗教信仰等多个方面,探讨不同地域的文化特征,力图揭示南北在古代社会发展历程中的差异。考古学研究者基于不同地域具体的考古资料和考古学现象,参考不同地域的文化特征展开南北的比较研究是极其有必要的,但很可惜迄今尚未见到相关的成果。
笔者力图基于考古学资料,就中国历史上南北对峙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社会的特质问题展开探讨。魏晋南北朝虽是中国历史上南北分裂且摸索再次走向统一的时代,但南北各自的社会、文化差异所造成的历史影响却是很大的,基于这一观点,对江南六朝的社会、文化特质展开研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不仅如此,那个时代人们生产并实际使用的物质资料,非常生动地反映了地域文化的特征,以物质文化的载体遗存、遗物为研究对象的考古学,更有可能来揭示南北社会、文化的真实面貌。然而现状却不容乐观,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社会相关并能展现其明确时代特征的遗迹、遗物尚不算多,相关的考古学研究成果也难说丰富,虽然力图阐明六朝文化和南方的社会特征,但不明之处依然不少。
笔者的目标是归纳南方尤其是江南的社会特征及其历史意义。在方法上,基于出土的魏晋南北朝文物和陵墓资料,对江南六朝的文化特征进行分析,同时对比北方的文化面貌,通过南北的对比来展开自己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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