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是二十世纪公认的小说大师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早期的俄语代表作。小说讲述了一个为实现儿时梦想，不顾世俗眼光，毅然奔赴险境的故事。主人公马丁本是一个追求浪漫、漫无目的的俄国青年，因俄国革命举家逃离故土。他的亲英派母亲将他送到英国接受大学教育。在那里，马丁寄宿在一户俄侨家，身心很快被他们家的女儿索尼娅占据。然而，索尼娅性情多变、妖冶轻佻，让马丁可望而不可即。爱而不得的马丁觉得，再这样下去自己就会变成索尼娅的影子，将在柏林的人行道上遛来遛去，直至生命的尽头，把他心中日益成熟、重要而庄严的东西白白浪费在感情上。于是，马丁决定离开柏林，在清除旧念的孤独中思考探险计划。那是他儿时的梦想，是他一直想去探索的未知，是童年床头画作中那条密径通往的尽头。凭借一颗殉道者之心，和喷涌战栗、难以抵抗的流浪者的激情，马丁踏上了独属于他的孤勇之旅，谱写他一个人的讣告，直到生命尽头。
……一九三○年五月，在写完《眼睛》之后，我立即开始着手创作《荣耀》，年底便完成了这部书稿。当时我和妻子还没有孩子，我们在柏林西部卢伊特波尔德大街上一座庞大阴暗的公寓里租了一间客厅和卧室。那公寓是独腿将军冯 巴德莱本先生的住所，他上了年纪，唯一能做的事便是专心修订家谱。他那宽大的前额有几分纳博科夫家族的特征，事实上，他与著名国际象棋手巴德莱本确实有点血缘关系，后者像我笔下的卢仁那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初夏的某一天，《当代纪事》的主编伊利亚 丰达明斯基从巴黎来，要买下我那还处在生根阶段（好比是收获之前的庄稼地）的书稿。他是个社会革命党人、犹太人、热情的基督徒和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总之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后来德国人在一座死亡集中营里杀害了他）。交易谈妥后，他兴奋地拍着大腿，从我家暗绿色的沙发上站了起来，这个画面至今还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脑海里！
本书曾经有过一个相当迷人的书名《浪漫年代》（后来弃之不用是因为我倾心于更精练的词荣耀，它意指英勇的壮举、高尚的行动），我原本想选这个名字，部分原因是我受够了西方记者把当今时代称作物质的、实用的、功利的或诸如此类的呼声，但主要还是出于我写这部小说的意图。这是我唯一一部带有意图的小说，着重揭示了我那年轻的流亡者在最平凡的乐事和看似无意义的孤独冒险经历中发现的激情与魅力。
如果由我自己来指出这部小说的不足，那么某些类型的评论家就会无事可做了（特别是其中那些狭隘无知的家伙，我的作品对他们产生了如此奇怪的影响，也许竟会有人以为是我在幕后用催眠术害得他们做出一些无礼举动）。毋庸置疑，在这部小说近乎沦落为虚假的异国情调作品或平淡无奇的生活喜剧后，它提升到了一种极度纯情和充满忧郁的艺术境地，这种文学高度只有在我很久以后写成的《爱达》中才会再次达到。
那些想在书中寻找人道主义内容的人也许会问：《荣耀》的主人公与我其他十四部小说（包括用俄语和英语写的作品）的主人公们有什么联系？
马丁是我笔下所有年轻男性中最善良动人的形象，而暗眸无神、黑发粗糙的小索尼娅（从名字来判断，她的父亲带有切列米斯人的血统），任何精通爱情游戏和情场规则的人都会认为，虽然她无疑是个喜怒无常、冷酷无情、卖弄风骚的女人，但她是我笔下所有年轻女性中最为异乎寻常地迷人的形象。
如果说马丁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认作是我的远亲（他更讨人喜欢，但也比我幼稚得多），我与他在童年记忆和长大后的个人好恶方面存在某些共同点的话，那么他那对平庸的父母则恰好相反，从任何理性角度看都不像我的双亲。至于马丁在剑桥大学的朋友们达尔文从头到脚都是虚构的，穆恩也是一样，而瓦季姆和特迪在我过去读剑桥时确有其人，他们以N. R. 和R. C. 的姓名缩写形式出现在我的回忆录《说吧，记忆》（一九六六）第十三章的倒数第二段里。济拉诺夫、伊戈列维奇和格鲁济诺夫，他们属于这样一类人在政治立场上站在极左的旧派恐怖主义分子和极右的立宪民主党人之间，一方面远离君主主义者，另一方面又同样远离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连载《荣耀》的那本杂志的追随者中，我与这类人多有接触，但上述三位都不是以某个真实具体的人物来描摹的。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在本书中为这种政治形态作出适当的描述（对俄罗斯的流亡知识分子，也就是我俄语作品的主要读者而言，由于他们熟悉这种政治理念，对它有着像对常识那样下意识般的精确感，所以他们马上就能明白我在说什么），因为有一点事实我仍然无法接受：美国的知识分子受到布尔什维克宣传的影响，一直以来完全忽视了在俄国侨民中存在着的活跃的自由主义思想（一九四○年，在纽约，当我说我既不支持苏维埃也不支持君主制时，一位眼光特别狭隘的左翼作家兴致勃勃地问：这么说，您是个托派分子喽？）。这一点真值得我每年用放烟火般接连不断的蔑视和讽刺去揭露它，以示庆祝纪念。
然而，《荣耀》的主人公马丁对政治不感兴趣，这是塑造马丁的魔法师手上的两套主要法宝之一。马丁的命运赋格曲的主题就是实现愿望。他是一个梦想成真的人，是人中的珍品。但是，实现愿望的过程本身必然贯穿着强烈的怀乡情结。对童年幻想的追忆与对死亡的预期结合在了一起。马丁最后去禁地佐尔兰德（与纳博科夫在《微暗的火》中虚构的国度赞巴拉毫无关系！）时所走的那条危险小径，就是在儿童房墙上的水彩画里那条蜿蜒曲折、带有童话色彩的林间小径的延续，通往一个没有意义的终点。或许，如愿以偿这个标题对于本书会更为理想：纳博科夫不可能没注意到，俄语英勇行为一词在英语里往往被译成功绩，而编纂者在图书目录中采用的正是后者；但是，一旦从中觉察出动词利用的含义，那么俄语英勇行为的隐含意义虽然这种行为很高尚很光荣，却无益无用就立即消失了。因此作者选了荣耀作为英语书名，与原俄语书名相比，它离字面意义更远，更间接，却更加深刻地表达了俄语书名的隐含意义及其在骄阳下伸展开的所有纷繁复杂的自然联想。这就是崇高事业和无私成就的荣耀，是尘世间的荣耀和不完美的世间天堂的荣耀，是彰显个人勇气的荣耀，也是光辉灿烂的殉道者的荣耀。
如今，弗洛伊德心理学说已经备受质疑，作者吹着惊讶的口哨回忆起，在尚不遥远的过去，比方说，在一九五九年前（也就是作者为他的英语小说写的七篇前言中的第一篇问世之前），大家都以为父母离异必然会导致孩子的人格产生分裂。马丁父母的分居对马丁的心灵绝没有这样的影响，把马丁闯回祖国和他的父亲早逝扯在一起，这种做法只有对一个在噩梦般的考试中绝望挣扎的笨蛋来说才算可以原谅。而满腹空欢喜地指出马丁爱上的姑娘和他的母亲有着同一个名字，这同样是十分轻率的。
我的第二套法宝就是：我虽慷慨地赐予了马丁许多天赋，却有意没把才华加进去。要把他塑造成画家或作家，那太容易了。要让他成不了画家或作家，同时又赐予他通常是从事创作的人才会有的敏锐感官知觉，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不让他在艺术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不是为了逃离现实（只是在不太喧闹的楼层上有一间打扫得较为干净的陋室罢了），而是为了缓解生存的难受感那又是多么残酷！建立自己小小的、却又光芒万丈的功绩的诱惑占了上风。结果使我想起了自己以前设计的一道象棋谜题，它的美妙之处在于自相矛盾的第一步：白后有四个棋格可走，但在其中每个格子上，对处于四种死局中的一匹白马而言，白后都成了障碍（这么厉害的棋子却是个障碍！）。换句话说，白后成了完全无益的障碍，成了棋盘上的多余棋子，在接下来的棋局中不起任何作用，它不得不自我流放到一个中立的角落里去，待在一个行动迟缓的小卒后面，停在那里不动，无所事事，默默无闻。要想出解决这道难题的一步棋是异常困难的。《荣耀》也是这样。
作者相信，睿智的读者不会热衷于去翻阅他的自传《说吧，记忆》以寻找相同的素材或相似的背景。《荣耀》的趣味在于别的地方，它创造出推动情节的幻象，需要读者从细小事件的彼此呼应和相互联系中，从小说前后的跳跃切换中去搜寻：一个时隔久远的白日梦直接化作抱在胸前的足球带来的幸福，或是书中偶尔出现的场景马丁母亲在小说勾勒的时间框架外伤心哀恸，而读者只能去猜测这一抽象的未来，甚至在他已经快速翻阅过最后七章，看到情节沿着疯狂的曲折轨迹向后发展，所有人物在暴风骤雨般的尾声中粉墨登场，使故事达到高潮之后，最终恰恰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只是在一个潮湿晦暗的日子里，一只鸟儿停在栅门上而已。
弗拉基米尔 纳博科夫
一九七○年十二月八日于蒙特勒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1977）
纳博科夫是二十世纪公认的杰出小说家和文体家。
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纳博科夫出生于圣彼得堡。布尔什维克革命期间，纳博科夫随全家于一九一九年流亡德国。他在剑桥三一学院攻读法国和俄罗斯文学后，开始了在柏林和巴黎十八年的文学生涯。
一九四〇年，纳博科夫移居美国，在韦尔斯利、斯坦福、康奈尔和哈佛大学执教，以小说家、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的身份享誉文坛，著有《庶出的标志》《洛丽塔》《普宁》和《微暗的火》等长篇小说。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五日，纳博科夫最有名的作品《洛丽塔》由巴黎奥林匹亚出版社出版并引发争议。
一九六一年，纳博科夫迁居瑞士蒙特勒；一九七七年七月二日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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