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杜莎的笑声_[法]埃莱娜?西苏著；米兰译_9787208181342

《美杜莎的笑声》是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埃莱娜西苏的代表作品，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现代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重要开端之一，它呼吁女性在文学和社会中发现自己的声音,在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和写作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
美杜莎的笑声是一种象征，美杜莎是希腊神话中的女妖，她具有将男人石化的力量，同时也代表了女性的力量和创造力。作者借此传达女性需要找到自己的语言和文学，以表达自己独特的经验和观点，并摆脱单一性别主导的文学和语言的束缚。这种写作风格强调直觉、感性和非线性的思考方式，这是不同于男性写作的写作。作者认为，女性的写作能力可以帮助她们重新获得力量和自我认同，同时也能为整个社会带来积极的变化。

自序
玫瑰刺效应

故事是这么说的：美杜莎才一伸出她所有的舌头，男人们就逃走了。他们以为那些舌头是蛇。看看他们逃窜的样子：手指塞住耳朵，脚下生风，气喘吁吁，就像已经被蛇咬到似的。这场面让我有点想笑。可是后来男人又折回来，硬邦邦的宝剑落下，也不看看他在干嘛，就把这不幸的女妖给我斩了。神话到此结束。
到头来我已受够这样的斩首。我已见过那么多次，从我一学会思考就开始了。那时候我三岁，在阿尔及利亚，那是个割裂与被割裂、难以理解的世界。然而战争一直存在。因为战争的关系，我只好候着。那时我想：战争结束后，我们就能还美杜莎以公道了。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便是阿尔及利亚战争。人民的独立高于一切。美杜莎和我，我们只得继续等待。到了1962年，我开始写作，寄望于让身首异处的美杜莎得到关注，让她的舌头活过来。然而并没有，有的只是无处不在的父，还有一大堆愤怒的儿子忙着围攻她。我在混战中找寻像她那样的女人，舌头上长着眼和耳，身体会说话，也会笑。世上没多少这样的女人。我常对我的朋友雅克德里达抱怨：她们到底在哪里啊？除了我母亲和少许仍在顽抗的女人，那些强大的、多产的、快乐的、自由的，那些我在文学中读到的生机勃勃的美女，那些珍稀而美妙的女人，在现实中可谈不上随处可见。德里达回答我说：她们既然存在于文本，那总有一天也会存在于现实。总有一天，哪一天？
1968年，我在混乱中看到了方向，发现了宝藏，在着了魔的万塞讷森林，我发明了梦之大学。大学到处是入口，遍地是通道，人人同袍，人人通灵，他们的范本：莎士比亚的喜剧，那是仲夏夜之大学。在那里，我们玩着各种各样的性爱游戏，跑跑跳跳，像傻瓜一样英俊，像梦一样主宰一切。可是在那里，我又发现美杜莎的尸身出现在走廊上。1972年，我和我的朋友福柯积极投身监狱信息运动（GIP）。当然啦，这位福柯是男疯子，不是女疯子。我爱人类。我爱朋友们。我爱女性的友谊，这友谊如同花园，自由的舌头在园中喷泉下戏水，诉说着彼此的秘密。我，阿尔及尔助产士伊芙克莱因的女儿，听到这些秘密后是多么吃惊啊！我的女性朋友所遭受的恶待是如此之多。不止一条舌头被切下，被摘除，而那些被击打的舌头则退缩了，往往把男人的袜子穿在自己身上，啊不，还穿男人的鞋子、靴子。我大为震惊。
让我们回到旧日的产房：在阿尔及尔，我自由的故事从此开始。我的第一次分娩，是十四岁那年帮着母亲接生，之所以说是我的，是因为我们与分娩的女人在一起，我们与她一起生，那是种重生的喜悦。多么美好，强健，快乐，生下来的一刻，哭声与笑声的交响宛如乐曲。我不会让人夺走我们的财富！ 1968年在万塞讷，我曾拥有自己的公园与城堡，就等着将其建成其乐融融的花园了。1974年，制度上的机遇完全是在不经意间到来。我抓住了机遇，这也是从母亲伊芙那里学来的，她总能在生死一瞬间拿捏好时机。我在巴黎八大创办了女性研究的博士学位。这在法国尚属首例，在欧洲也算先锋之举。我请来十多名女研究员（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精神分析学家、社会学家、医生、作家）。多数是女性，也有男性。雅克德里达很快加入我们，踏入这全新的殿堂。在这些博学多识却因身为女性而缺乏荫蔽的女性学者当中，还有我1970年结识的卡特琳克雷芒。
我对这些女性友人说：轮到我们笑了。轮到我们写作了。
写作？是的。这是最亲密，最有力，最经济的研究方法，是最神奇，最民主的替代品。纸张加上想象力就能飞翔。三岁时，当我困在瓦赫兰的栏杆后面充当人类历史的囚徒，我就发现了最保险也最普世的越狱方法。
那是1974年。是时候了。我孤独地走在文学的路上，已经受够了。感觉熬过了长得可怕的时间。我已经写了不少东西，小说、论文，还涉足了戏剧。但孤独感总是如影随形。我那蒸蒸日上的母国，正产出大量备受喜爱的诗人、文笔优美的哲学家、高瞻远瞩的探险家和先知。但我似乎一直在等同等数量的女作者，等了有好几个世纪了。我当然相信兰波的预言。可是未来到底什么时候来？需要证人和同路人，我们才能继续前行。诚然，也有过那么几个，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还有朱娜巴恩斯，寥寥数人而已。1976年我发现了克拉丽斯利斯佩克托，除此再无其他。
我向不止一位女性提议结盟。比如1972年，我去见亚莉安莫努虚金，邀请她加入戏剧界的积极分子，反对法国监狱条件。1974年，跟卡特琳克雷芒沟通过后，我们提议在友人克里斯蒂安布尔古瓦的出版社发行未来女性系列，于是立即动手写作。我们沉浸在童真般的语言的魔力中，一切都发生得很快：我会成为小鸟。我们这么说着，于是就真的成了。谚语具有神奇的功效：使虚构成为真实。女人也会写，于是她们就写了。未来就在当下里。短短几周里，我和卡特琳就产出了《新生的年轻女人》（La Jeune Née）。用卡特琳的话说，这本小书是在澄澈无阴影的水中游泳时产出的。它在法国激起相当反响。然后离开法国国内舞台。它去旅行。
我将它题为新生的年轻女人。日后的《美杜莎的笑声及出口》算是它的狂暴版回响。关于它出版的有趣故事尚待写就。既有趣又不有趣。命途多舛也是种趣味。在这种种冒险的途中，我又结识了安妮勒克莱尔，并邀请她与我共同写作未来女性系列的第二本书。她答应了，我们的合作从未中断。一切都是现在时，宛如悠扬的使人发笑的音符，始终回荡耳畔。
事到如今，卡特琳克雷芒答应了我两次：第二次是毫不犹豫、不折不扣的，让我选取《新生的年轻女人》的一部分，题为《出口》，只署我本人的名字。卡特琳的许可过于慷慨：直接而自然。为同一件事的不同目的答应了我两次，迅速而毫无保留。
在我们之间不存在挪用行为。以同样的方式，我在得到友人安妮勒克莱尔和马德莱娜加尼翁的许可后，通过安托瓦内特福克的女性出版社重新出版了独自署名的《写作之来者》（La Venue à lécriture）。
再回到《美杜莎的笑声》上来。这笑声不加遮掩，是多重声调叠加的娱乐，是大量来自我和你的讽刺、欢腾、愤怒、嘲笑，是爆发，是出口，是过分，我写得上头，有太多话要讲，有太多东西要宣泄。而我不捂嘴，不想掩盖冲口而出的话。
够了！
我大喊。
人们通常只喊一次。
我已经写了很多。自由的、超越的、大胆的、未注明日期的文字。我依然在喊，但不在文学中喊。在文学中人们通常只喊一次。我大喊过了。来啊。实实在在地喊了一次。造成了轰动。就一次。我有算计过吗？没有。只是时候正好。一次紧急状态。一次崩溃。在时间的衔接中涌现出的喊声，必须靠写作，喊出来。必须把那笑声刊印出来。
现实中尚未存在的东西，存在于文学中。这就是为什么我呼吁写作。
《笑声》与其他论文是种呼吁，就像给世界打个电话。人们通常的说法是：宣言。
打个电话？要是有人接起来，我该作何感想？或者反过来，我心存疑虑，是否就算自己发出一声里尔克式的叫喊，却连天使都听不见？
我想，我当时还是相信自己能被听见的。
那时候是好时代。雅克德里达就在近旁搞解构，耐心而无情地破坏一切障碍。事情起了变化。当时我还不知道安托瓦内特福克的妇女解放运动，但它已经影响了我，给予了我灵感。1970、1971和1972年间，我频繁前往美国和加拿大，女性运动在当地规模很大。我在那里教授德里达哲学鲜活的革命性、还有我的朋友拉康的观念，70年代北美大陆充满执着于对立与排斥意识形态的女性主义者，面对她们的抗拒，我还捍卫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在她们看来，弗洛伊德应被取消，就因为他是男人。我则是特伊西亚斯一派，支持同一人身上存在不止一种性别。不过北美女性骚乱也是好的。有种感觉萦绕不去：我们不能独自前行，亦不能独自快活就称之为责任感吧。我们需要见证别人，也需要被人见证：电话能打出去，已经心满意足了。
我以美杜莎的名义打的电话。然后有人应了，但何时何地、如何应答皆不同于我所想。在法国，《笑声》和《新生的年轻女人》引起文论。在世界其他地方，则引发了行动。多么吃惊！在美国，《笑声》很快被译出来，美国便是我的美杜莎之去向。这是怎样一次旅程啊！无休无止，永不过期。而且老实说吧，也没有我的参与。这正是表述与行为的彼此独立。相较于我的小说以及日后创作的戏剧，美杜莎走得更快、更远。说实话我还是有些不爽。这个女孩，戴着种种语言的冠冕尤其是种种英语（小时候人们就是这么说的）数十年来一直在超越我。她给了我结结实实的打击：是我把她从神话中捧出，成就了她，而她却陷我于如此境地：在全宇宙看来，我只是《美杜莎的笑声》的作者，换种说法就是明星的家长，或是仆从！任何时候当我备受瞩目，当我走过任何地方，她都如影随形：从日本到土耳其，从伊朗到危地马拉，从阿根廷到马来西亚，从黎巴嫩到韩国。
设身处地地替我想想吧：有个女孩快得要命，不假思索地超过你，使你落后！
就这样，我忘了她。
反而在法国，这本书已经绝版好长时间了。我也从未想过还能看到它再版。
她就这样在国外活动了，我的外国女孩。她甚至使我在英文圈出了名，诚然，我的文字译成外文，总会损失一些东西的。
那就别去想了吧。
不过有时候我还是会恼火，看着Vol这个因其在法语中是多义词而对我如此重要、如此宝贵的概念，译成英语后只可取其一义，所含的摇摆不定因翻译而熄火。这就如同美杜莎只用单翼飞行，而她明明有一双翅膀。就是这样，翻译从我们这里偷走了一次飞翔。
算了，别提了。我都已经忘了她。
直到。
况且我才不是写宣言的呢。听到了吗？我只是写作而已。我是安安静静的人，不喜欢抛头露面。
直到有一天。
然后又有一天。直到后来。友善而好奇的英语美杜莎之友，终于想要见识见识原版美杜莎了，只因这头好笑的动物不是通过别的语言，而是通过法语而出世的。于是有人打电话给我，想要认识我，然后来电越来越多。我说：不，不，我不认识你们。然后是书店的朋友打来。最后是钱氏书店打来，说有客人到店里来，想找美杜莎的原版作者。
瞧，她已周游世界，而今浪子回头。
接受她回归法语，接受法语再版，你有何感觉？我的朋友埃里克普莱诺维茨（Eric Prenowitz）这样问我。他是英国某大学的学者、翻译、教授，在那里讲授我这篇文章的英文版，并因翻译造成的混乱而备受折磨。
（差点忘了说，该文竟出现在世界各地各大学的教学大纲里，而且几乎总是以英文版教学，要么就用从英文转译的版本！）
我称之为玫瑰刺效应。譬如今天人们展示给《研究》杂志的花朵，只有当它们带上位于过去深处的玫瑰刺、与心灵有着直接的交流时，它们才是真花。正如这古老而始终年轻的笑声，源自愤怒与不耐烦混合着痛苦的笑声无法与我分离我必须认可这笑声。
如今我被美杜莎的刺蜇了一下。可是正因这些文字中存在某种私人的东西，我才不想看到某个比我自身的刺更乖巧或更美丽的美杜莎，正如我不想听到某个比我自己的母亲更美更聪慧的母亲来跟我道晚上好。
再有，在法语中，浪子找回了她的vol（飞/偷），因为译成英语的时候，该多义词被偷走了。
夏末秋初，就在写下这几行字后，我做了个梦，梦见粉色的马在天上飞。在梦中，我说：好呀，我和我的爱人，就让我们踏上爱的冒险旅程吧。我欣喜若狂，他则明白我的意思。我让他等了半个钟头，因为我在到处找房子，也找话语，既成的话语，撒谎的话语。时间到了，他却已经不见了，那个爱人。时空起了涟漪。他生气了吗？等我找到他时，他正要给壮丽的地平线拍远景照。
我强烈怂恿，要他跟随我攀上最高的阶梯，因那儿有着非凡的美景。爬上去之后，前所未有的景象令我眩目。他说：是粉色的马。是美杜莎的马。这时候我还没看清划过长空的粉色带状物是什么。后来我看清了，是马群：活生生飘着，强大、有序、令人艳羡，飞翔的马群。我明白过来，它们是把展开的鬃毛当成滑翔的鳍。
它们用这嗡嗡作响的长羽拍打着空气。它们本是地上的兽，却深吸气，朝向天空，怒而飞，栗色的身体泛着粉红光泽，多么惊人的美。有一刻它们擦着窗户飞过，我得以近距离观看，马儿吸着气，美丽的胸脯鼓了起来，往高处飞去，再次一头扎进空中的水域。我从未见过如此优美的景象。马群在空中划出的痕迹像这样：

……

前所未见。宛在天国。
把德里达称之为先锋的文章交到国家图书馆时，玛丽奥迪勒热尔曼（Marie-Odile Germain）对我说：标题绝了。《新生的年轻女人》，你自己想的？不啊，是美杜莎告诉我的。她是文学之缪斯，是酷儿。有人说她是酷儿的王后。要我说，文学本身就是酷儿。叙事者则说，是超自然。犹如头戴魔法冠冕的地母神库柏勒，她转头，施展美的魔法。她转回头，成为新的高塔。
粉色的她把冠冕戴在头上，落座。我问：今天，女人都怎么样了？戴冠的人答：2003年我出生，我在韩国出生，我们1970年到的那里。不久后就有拉美人叫我去她们那里。这些日子我住在加利福尼亚。这是南北美的美杜莎时代。我还在亚洲的长空不停驰骋。法国呢，法国又如何？我说：恐怕你得回到我窗前来了。这些日子空气中弥漫着海藻，人都快窒息了，也不怎么笑。

埃莱娜西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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