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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区域治理--理论、实践与比较(暨南·东南亚研究文库) 
定 价：72 元
9 7 1 8 8 7 1 2 3 0 1 8 1  在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中，区域治理成为重要的学术概念，也成了集学术研究、公共政策和社会实践于一体的国际话语。东南亚区域治理在全球治理中具有独特价值和普遍意义。进入21世纪，以东盟为中心的东南亚治理逐渐展示出一种非大国权力主导的区域国际社会图景。本书从区域理论的探讨出发，以东南亚为场域，通过案例研究和实践分来建构区域治理的本体性叙事，并通过东盟10 3、欧盟和北美三种区域治理模式的比较，凸显了东南亚区域治理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并对中国未来的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方略进行了展望。 本书是关于东南亚区域治理的研究专著，收入暨南·东南亚研究文库。本书主要分析了东盟中心的东南亚区域治理兴起的背景，通过理论探讨、实践分析、案例研究、扩展与比较四部分来论述东南亚区域治理的规范、价值和意义，并对其效果进行评估，论证了区域为本体的全球治理单元的合理性。该书还通过东盟10 3、欧盟和北美三种区域治理模式的比较，凸显东南亚区域治理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并对中国未来的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方略进行了展望。 导言（节选）
从世界历史进程看，16世纪之前，在文明程度较高的亚欧大陆分别存在儒学的东亚世界、印度教的南亚世界、伊斯兰教的中东世界和基督教的欧洲世界。16世纪以来，欧洲的全球性殖民使原本落后的北美大陆、澳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大陆也陆续形成各自特征的文明圈。长期以来，人类文明以相对独立的区域板块在全球分布，区域世界就是世界区域化的结果和表现形式，是比国家形态更大的社会历史单位形态……从横向发展来看，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存在着超越国家界限的世界区域化过程，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区域世界2。尽管不同的区域世界进入近代以来被源自欧洲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理念和现实主义法则强力切割，但20世纪末兴起的区域主义（regionalism）浪潮显然受到了早期区域观念的影响。早期的区域观念与新兴的区域主义有何区别，又有何必然联系，这种区别与联系对区域社会的建构究竟有何影响？基于历史主义（historicism）的区域研究和现实主义（realism）的国际关系研究都难以回应这样的问题，治理的视角则提供了一种技术性、客观的、非价值因素的考量，对研究世界区域化的趋势，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区域治理的概念及相关理论的探讨有利于丰富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对于推动区域研究、总结区域理论、建构区域社会都有重要意义。 虽然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秩序并不明朗，但区域化已经成为一种走势。区域治理加深了区域社会化的程度，并非注重经济合作的区域一体化概念可以涵盖。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治理作为理论工具在国际公共事务领域的应用，区域问题的谈判、对话、协调、合作机制逐渐形成，区域组织主导下的区域治理兴起。就目前来看，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盟、南锥体对本地区的治理已见成效，加勒比共同体（CARICOM）、南非共同体（SADC）、上海合作组织（SCO）也在摸索前行，亚太经合组织（APEC）、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欧亚经济联盟（EAEU）、阿盟(LAS)等已经存在的区域组织也有可能重新整合。尽管其自我治理的成效和前景还有待观察，但总体而言，新兴区域组织已经在发展中不断探索适合本区域的治理方式，新兴区域的治理也表现出既接纳全球治理理念又具有各区域特征的多样性。 全球范围的区域治理实践在稳步推进，不过，学界关于区域治理的理论供给却是滞后的。一方面，当前的区域治理研究大多受到全球治理话语的影响，以区域为本体的实践总结和理论阐释都是不够的，还没有形成以区域为中心、以区域化语境为主体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世界区域化的前景并不明朗，甚至存在诸多变数，区域治理关乎国际关系的未来走向，也与相关国家休戚相关，是学界值得深入研究的主题。区域治理究竟何以可能？其理论来源如何？区域治理是理论还是实践？这种理论是否具有指导意义？其发展前景如何？上述问题都需要进行深入探讨。 区域治理是一个易于被引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但也容易滥用的概念，由于区域治理的多样性，学界又难以在研究范式上达成一致。因此，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区域治理都需要更加规范的学科阐释，也需要通过新的区域案例进行观察和研究。区域理论来自区域实践，欧盟被认为是区域治理的典范，其运作机制、运行模式及相关经验，学界多有研究，论著颇多，并形成了以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为代表的相关理论。然而，基于欧洲经验的欧盟模式有其适用范围，并非可以复制到其他地区，这就需要挖掘非欧世界的区域治理案例并对其进行研究。
作为一个指代印度洋与太平洋交汇的这片特定区域的名称，东南亚一词可以追溯到19世纪德国学者的著述里。4然而，从相关文献来看，东南亚作为一个区域被学界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历史并不长。20世纪70年代以前，所有国际机构的相关文献里很少单独提及东南亚，仅把其作为亚洲或者亚太文本资料的一部分。东盟成立初期，东南亚的概念也仅仅停留在地理或文化意义上。因为在大国强权主导的丛林法则里，作为东南亚国家（Southeast Asian Nations）的协商合作机构（Association，也有东协的译法），东盟既没有解决内部的安全问题，在面对外部干涉时也是束手无策。不过，冷战结束后特别是最近二十年，东盟代表东南亚彰显了它的影响力，东盟（或东协）与ASEAN目前在中文和英文媒介上的词频已经基本可与欧盟和EU相当，在网络文本里也获得了与欧盟几乎同样重要的地位。这是现代国际关系法则形成以来，国际关系文本表述中少有的现象。在现实主义逻辑的亚太或印太国际关系格局中，东盟也发挥着重要影响力。东盟通过吸引大国参与区域合作来推动东南亚自身的国际社会化进程，东盟方式东盟规范及东盟10 X合作模式在国际社会中发挥重要影响，早在2001年，东盟就被认为是第三世界中最为成功的地区国际组织。5 东盟作为区域组织在国际社会的兴起，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者通常的解释是东盟权力平衡外交（balance of power diplomacy）的成功。6但是，东南欧、北非、中东地区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区域组织出现？东盟何以从一个区域象征性的代名词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实际影响力的国际组织？与东盟同时期勃兴的安第斯共同体（Andean Community）、加勒比国家联盟 (Association of Caribbean States， ACS)为什么没有达到同等的影响力？现实主义学者的解释显然不够。东盟的成功也不是自由主义学者所说的那种制度化安排的结果7，建构主义能够部分解释东盟的进程，但其强调观念和文化规制，对东盟物质性力量的忽略和脆弱性估计不足，有悖国际关系的权力法则。8总体上看，国际关系学者在解释东盟时，显得顾左失右，理论搁浅。实际上，根据笔者在东南亚国家的调研，在东南亚的民间社会里也基本感受不到东盟的存在，这与东盟的国际观感是不一致的。因此，某种程度上讲，是东盟塑造了东南亚的国际形象，东盟可以作为东南亚外交精英国际公共关系（international public relation）的成功案例，但东盟之于东南亚社会的实际角色恐怕仍是不明晰的。究其原因，在于国际文本的表述中通常混淆了东盟与东南亚两个概念的指涉范围。国际关系研究通常以国家为研究对象，研究的通常是以国家为核心单位的政府网络，而东南亚则几乎涵盖了东南亚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各个层面。因此，东盟之于东南亚的角色要通过新的学术路径来阐释。研究东南亚国际关系，仅仅以国家为主导单位是不够的，传统区域研究专注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因素也需要融入进来，这就需要通过新的研究方法对不同的学科元素进行系统的整合。 实际上，区域首先是作为个体的人在思考天人关系、人际关系时的方位意识，然后是地理、物种、人种、文化和历史等的加减法，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排序应该还在后面。东南亚的地理、环境和资源，国家、市场和社会，乃至个体的人都是区域系统中的重要内容。抛开国家中心主义（statecentrism）的思考路径就会发现：冷战结束以来，东盟的兴起与跨国公司(TNCs)、国际非政府组织（以下称INGOs）9等非国家行为体（nonstate actor）的异军突起基本同步，而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在东南亚进行商业活动或开展跨国社会运动的过程，正是东盟协调区域内外力量、带动不同国际行为体（international actors）参与地区事务的过程。这种多重权力交错的状态通过某种规律形成东南亚的区域治理网络，这种网络尽管是国家主导，但却并不是泛政治化的。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多元国际行为体参与地区事务是区域社会化的发展趋势，东盟框架是东南亚国际社会化的应然选择，治理的概念特别适合于描画那种超出不存在什么超级的或者唯一的政治权威的国家范围之外的治理结构和过程10。因此，东盟在国际社会博得盛名的过程也是东南亚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治理的实践过程，这种实践不仅是东南亚国家抱团共进的现实需要，也是治理网络在区域世界的生成、深化和延伸。 东南亚原本被沃勒斯坦等的世界体系论者视为世界体系的边缘区，不过，冷战结束以后，东南亚一直在向世界体系的中心区移动，与之相伴的是各种行为体的涌现和区域建制架构的延伸，由于欧洲中心主义的特质，世界体系论者对此的解释是有局限的。由于学科发展的路径依赖，其他既有学科方法（如上所述的国际关系研究路径）对东南亚现状也难以给出合理的解释，对东南亚的未来也难以预估，这就需要学界通过一种系统的思维对东南亚研究进行知识论和方法论的再建构。区域治理作为学术工具，就是要把不同的行为体统合在一个区域系统之中，提供一个从整体上观察东南亚区域合作及区域内不同行为体互动关系的学术路径。因此，从事东南亚研究的学者，需要打破学科壁垒的限制，以东南亚为场域、以整全性的区域善治为目标，进行跨学科的重组与优化，进而探究东南亚与其他区域相比之下的特殊性与普遍性规律。
比较区域研究是把比较研究作为基本的学科方法，把区域国别作为研究对象，回溯和还原区域社会的历史与实践，通过比较政治学、比较史学和历史社会学等方法的综合使用，设定研究议程，进行对位研究。与美式比较政治学通过数据实证来量化对比的方法不同，笔者认为的比较区域研究，是以跨学科的方式阐释对象区域的特殊性，从特殊性中发掘区域单元的普遍规律，如地理、气候和环境等客观因素对不同区域文明的塑造。这就需要研究者具备国际史的知识论基础或系统的全球史、区域史和国别史知识结构，在此基础上，掌握案例分析、比较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等研究方法。本书在比较与拓展部分，尝试了区域比较的方法。其中，第十一章通过变量设计，把东南亚区域治理模式扩展到东亚地区，进而在更大的全球北方区域板块中与欧洲和北美进行对比，赋予了东南亚治理以全球性的意义，而不仅仅是对东盟模式基于经验的而非学理性的自我感知。 有比较就有差别，跨学科的比较区域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比较，它把知识生产从国家话语体系中解放出来，而又不将其归化到某一学科名下。比较区域研究需要汲取不同的学科营养，但不是在多学科丛林中择食充饥。在研究方法上，比较区域重视多元性，针对具体问题寻找变量和机制进行科学化议程设计，进而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模式的比较。在这方面，学界目前做得还不够，比如，对东南亚族群政治的多数研究，并没有和广义上的族群政治理论接轨，对东南亚国家政治转型的研究常常被美式的比较政治学议程所挟持，前者导致研究理论层次不够，后者导致东南亚区域内部的多元异质性被掩盖。因此，比较区域研究需要在科学方法和社会实践之间平衡，运用科学方法的同时需要深入社会机理，尤其是区域本土化的知识背景，从而防止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沦为一种机械论的模型设计，成为自我设计的预言。 今天的学术研究不再是象牙塔式的格物之学，社会科学研究需要从书斋转场田野，从学理的抽象状态回归社会实践的演绎中。在区域研究中实现理论、现实和政策对接，是新一代的学者需要突破的，这就需要新的议程设计。对比较区域研究的关切至少会产生以下研究议程，即多个不同区域或次区域的比较研究、区域治理效仿与扩散的比较研究、全球治理的区域化和本土化研究，本书的比较与拓展部分在全球北方区域比较和全球治理区域转向上作出了一些探索，并探讨了中国的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方略。 张云：政治学博士，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东南亚研究》编委，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理事，中国政治学会首届青年政治学优秀学术成果奖获得者，广东省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国际问题类）获得者，在《中国社会科学》《世界经济与政治》《当代亚太》《东南亚研究》《南洋问题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若干，研究专长为国际关系理论、区域治理和东南亚研究。 导言1 理论探讨 第一章东南亚的由来：历史编撰与区域塑造17 第二章区域研究的知识论：解构与重构26 第三章国际关系的区域国别研究：实践转向与学科进路35 第四章区域治理的概念、理论与应用51 实践分析 第五章东南亚区域治理的历史演进与框架分析69 第六章东南亚区域治理的模式分析86 第七章东南亚区域治理的效果评估98 第八章东南亚区域治理的特点与前瞻107 案例研究 第九章东南亚安全治理研究 以柬越战争与东帝汶危机为例115 第十章东南亚环境治理模式的转型分析 以APP事件为例145 比较与拓展 第十一章国际关系中的区域治理:理论建构与比较分析163 第十二章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与中国的战略选项186 参考文献228 后记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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