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书（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三全本）_张景，张松辉译注_9787101160086

半部《论语》治天下，一部《素书》定乾坤。据史料记载，没有威仪、武功的张良能够成为王者师，正是凭黄石公所传的《素书》屡施奇计，帮助刘邦定下汉朝的江山。《素书》为语录体，仅6章，132句，1336字，辞短意深，字字珠玑。它以道、德、仁、义、礼为洞察人性、立身、治国的根本，直至今天，仍不乏启迪作用。这次收入三全本系列，约请专家审慎校订原文，以题解、原文、注释、译文、解读的形式，进行全面阐释，让这一千古奇书的阅读之旅轻松有趣。

《素书》又称《黄石公素书》，相传作者是秦末汉初著名谋略家张良的老师黄石公。本书不仅以精炼的格言总结了前人修身、治国的世间智慧，而且从作者生平到传承过程，都充满了浓郁的世外神秘色彩。切实可行的世间智慧与云笼雾罩的神秘色彩相融合这一特点，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本书内容的膜拜程度，北宋宰相张商英就对全书的思想给予了至高无上的评价，认为即便是古今圣贤，其思想也没能超越《素书》。

一、神秘的作者与神秘的传承
按照一些史书以及北宋宰相张商英《素书序》的记载，《素书》的传授者是秦汉之交极具神秘色彩的黄石公。关于黄石公的生平，《史记·留侯世家》有一个简单的介绍：
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
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良因怪之，跪曰：诺。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与老人期，后，何也？去，曰：后五日早会。五日鸡鸣，良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后，何也？去，曰：后五日复早来。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穀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
子房始所见下邳圯上老父与《太公书》者，后十三年从高帝过济北，果见穀城山下黄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黄石（冢）。每上冢伏腊，祠黄石。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张良为了替自己的韩国报仇，便与力士埋伏在博浪沙（又名博狼沙，在今河南原阳东南）袭击出巡的秦始皇。袭击失败后，张良逃亡到了下邳（今江苏邳州）。有一天，张良在下邳的一座桥上漫步，有一位老人，穿着粗布衣服，走到张良身边，故意把自己的鞋子弄掉到桥下，然后对张良说：小子，你下去把鞋子给我捡上来！贵公子出身的张良听后十分惊讶，很想揍他一顿，因为见他年纪实在太大，就勉强忍下怒气，下去把鞋子捡了上来。老人说：你给我把鞋子穿上！张良已经替他把鞋子捡了上来，于是就跪着又替他穿上鞋子。老人把脚伸出来让张良为他穿好鞋子，然后笑着走了。张良非常吃惊，就目送着离去的老人。
老人走了大约一里路左右，又返了回来，说：你这个孩子值得教导啊。五天以后天亮时，与我在这里见面。张良觉得这件事很奇怪，就跪下说：好的。五天以后天刚亮，张良就到了那里。老人已经先在那里等着，生气地说：跟老人约会，反而迟到，为什么呢？老人走了，临走时说：五天以后早点来见面。五天以后鸡刚叫，张良就去了，老人又先在那里等着，又一次生气地说：你又迟到了，这是为什么呢？老人走了，临走时又说：五天后再早一点儿来。五天以后，张良不到半夜就到了。过了一会儿，老人也来了，高兴地说：应当像这个样子。老人拿出一本书，说：读了这本书，就可以做帝王的老师了。十年以后你就可以出去干一番大事业了。十三年以后，你小子可以在济北（今山东泰安一带）见到我，穀城山（今山东平阴西南）下的那块黄石头就是我。说完就走了，没有再讲别的话，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这位老人。天亮后，张良翻看了老人送的这本书，原来是《太公兵法》（张商英等人认为《太公兵法》就是这本《素书》）。张良因此觉得这本书非同寻常，于是就经常学习、研读它。
张良与老人分别十三年以后，当他跟随汉高祖刘邦经过济北的时候，果然看到穀城山下的那块黄石，于是就把它取回来，很好地保护起来并祭祀它。张良去世后，就让人把黄石与自己安葬在一起。此后人们每逢扫墓以及伏日、腊日祭祀张良的时候，也同时祭祀黄石。
按照《史记》的记载，这位老人为黄石所化，所以被称为黄石公；又因为是张良在圯上遇到的，所以又被称为圯上老人。黄石变为老人，不仅在今人看来，似乎是天方夜谭，就连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也感到不可思议：太史公曰：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矣。（《史记·留侯世家》）这里说的物指各种精怪。信者存信，疑者存疑，司马迁记载了这一传说，其来源只有两个，一是黄石公本人，一是张良。
黄石公的身世本来就被《史记》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再经一些好奇喜怪者的添油加醋，这一传说就变得越来越离奇：
《诗纬》云：风后，黄帝师，又化为老子，以书授张良。亦异说。（《史记索隐》）
《诗纬》是汉代人伪托孔子所写、与《诗经》相配的一部纬书。风后是传说中黄帝的老师、宰相。《诗纬》说，是风后化身为老子，把这部书送给了张良。意思是，黄石公就是老子。这种说法自然更不可信，然而这些神话传说的不断叠加，使黄石公的身份变得越来越神秘。再到后来，甚至有人假借黄石公的名义去改朝换代：
会稽剡县有山，名刻石。父老相传云：山虽名刻石，而不知文字所在。升明末，县人兒袭祖行猎，忽见石上有文字，凡三处，苔生其上，字不可识，乃去苔视之，其大石文曰：此齐者，黄石公之化气也。立石文曰：黄天星，姓萧，字道成，得贤帅，天下太平。（《南史·齐本纪上》）
在这里，黄石公竟然又化身为南朝齐的开国皇帝萧道成。另外，不仅《素书》作者很神秘，这本书的流传也很神秘。据《史记》记载，黄石公传给张良的书是《太公兵法》，又称《太公书》。《隋书·经籍志三》则认为黄石公传授给张良的是《三略》：《黄石公三略》三卷：下邳神人撰，成氏注。梁又有《黄石公记》三卷，《黄石公略注》三卷。到了北宋时期，宰相张商英则言之凿凿地认定黄石公传授给张良的是《素书》：
黄石公《素书》六篇。按《前汉》列传，黄石公圯桥所授子房《素书》，世人多以《三略》为是，盖传之者误也。晋乱，有盗发子房冢，于玉枕中获此书，凡一千三百三十六言。上有秘戒：不许传于不道、不神、不圣、不贤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传，亦受其殃。呜呼！其慎重如此。（《素书序》）
张商英的这段话告诉我们三个信息：第一，黄石公传授给张良的书，既不是《太公兵法》，也不是《三略》，而是《素书》。第二，张商英介绍了这本书的来历，是晋代盗墓人在张良的墓中挖掘出来的。如果这一信息是真实的，我们也可以认定黄石公传授给张良的是这本《素书》。第三，书上写有传授秘戒：不许传于不道、不神、不圣、不贤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传，亦受其殃。如何传授这本《素书》，似乎还有神灵在暗中监视，这就使本书又增添了一层浓厚的宗教色彩。
关于《素书》是否真为黄石公所撰，古人已经有所怀疑，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就认为《素书》是一部依托之作，甚至怀疑就是张商英本人所撰。这一说法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但我们认为，说《素书》是张商英伪作，证据是不充分的。理由如下：
第一，罗陵博士在他的《〈素书〉非张商英伪撰考述》（《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8 年第5 期）一文中考证，在张商英之前，已经有人引述过《素书》中的内容。
第二，我们难以寻到张商英作伪的动机。伪造典籍，无非是为了名利，张商英二十一岁中进士，后来逐步升任宰相。作为一代宰相，他似乎没有必要为了名利而在这样的事情上作伪，因为作伪的事情一旦暴露，将会极大地损害张商英的声誉与形象。
第三，张商英夫妇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张商英号无尽居士，还写了为佛教辩护的《护法论》。而不妄语是佛教的大戒之一，作为一名虔诚的佛教信徒，他不会、也没有必要去如此辛苦地编造一个谎言。
第四，比张商英更早的《太平广记》卷六已经明确记载黄石公授予张良的是《素书》：子房佐汉，封留侯……赤眉之乱，人发其墓，但见黄石枕，化而飞去，若流星焉。不见其尸形衣冠，得《素书》一篇及兵略数章。《太平广记》的主编李昉的生卒年是925996 年，张商英的生卒年是10431121 年，李昉比张商英早一百年左右，再考虑李昉是转述前人的记载，可见黄石公授《素书》一事早在社会上流传。虽然这一传说带有神话性质，但至少可以证明张商英的《素书序》是有些许依据的。
第五，王安石、苏东坡也认定黄石公授予张良的是《素书》。王安石在《张良》一诗中说：《素书》一卷天与之，穀城黄石非吾师。苏东坡在《回先生过湖州……》一诗中也说：但知白酒留佳客，不问黄公觅《素书》。由此可见，握有广泛信息资源的两位北宋宰相王安石、张商英，以及博学的苏东坡都认为《素书》不是伪书。王、苏二人应该有自己的史料依据，不然的话，他们也不会为比自己年轻的张商英背书。
《素书》问世在当时应该是一件学术大事，张商英不太可能、也没有必要凭空捏造出一本《素书》。当然，我们的这些推论，仅供读者参考。至于《素书》究竟是否黄石公所撰写与传授，还有待学界继续探讨。

二、《素书》书名的含义
关于素书二字的含义，《素书》本书没有做任何解释，张商英在为《素书》作注时，也没有解释。我们依据素书二字，可以做两种理解。
第一，素书指写在白色丝绢上的书。
素，指没有染色的白色丝绸。素书一词出现很早，《古诗源》卷一说：《灵宝要略》：吴王阖闾出游包山，见一人，自言姓山名隐居。阖闾扣之，乃入洞庭，取素书一卷呈阖闾。其文不可识，令人赍之问孔子，孔子曰丘闻童谣云云。按照这一说法，早在孔子时代，人们就把写在白丝绸上的书叫素书。但这一记载带有传说性质。到了汉代，有一首题为蔡邕所撰的《饮马长城窟行》写道：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长相忆。由于语言习惯，纸张出现之后，人们仍然把写在纸上的书信称为素书：不见故人十年余，不道故人无素书。（杜甫《寄岑嘉州》）
西汉时期，人们用来写作的主要工具依然是竹简或木简，《史记·滑稽列传》记载，东方朔写给汉武帝的奏章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那么写有一千多字、可以藏于玉枕之中的《素书》就不可能是写在竹简上，而只能是写在丝绢上。因为丝绢是白色的，所以就按照习惯，称之为素书。换言之，《素书》的书名是依据其制书形态而命名的。
依据制书形态命名，史有先例。比如先秦的《竹刑》就是如此：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左传·定公九年》）春秋时期郑国人邓析私自修订了一部法律，因为这部法律是写在竹简之上，故称竹刑。既然写在竹简上的刑法可以称之为竹刑，那么写在白色丝绸上的书籍自然也可以称之为素书。
第二，素书是指论述基本原则的书。
素，在古代还有基本、根本的意思，那么素书的含义就是论述基本原则的书。《黄帝四经·经法·道法》说：能至素至精，悎弥无刑，然后可以为天下正。意思是：圣人能够明白万物的本质，懂得精微的道理，心胸宽广而不固执于一端，然后就可以成为天下的领导者。《论语·八佾》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意思是：子夏问道：美好的笑容真是漂亮啊，美丽的眼睛黑白分明啊，洁白的皮肤上还加上了绚丽的装饰啊。这几句诗歌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要先有白色的底子，然后再在上面进行彩绘。子夏问：礼乐应该放在仁义之后吗？孔子说：能够启发我的是你子夏啊！现在可以和你讨论《诗经》了。这里虽然只是个比喻，但孔子与子夏师生同样把素视为做事的根本。因此，把素书理解为论述基本原则的书也是完全合理的。
其实，以上两种解释并不矛盾，完全可以把这两种解释结合起来去理解《素书》书名的含义。除了以上两种解释外，也有人把素书二字理解为简单朴素的书，意思是说，《素书》这本书讲的道理都很简单朴素，很容易理解。

三、《素书》的主要内容
《素书》全书仅一千三百三十六个字，大部分是由格言式的文字构成，文字虽然简单朴实，而含义却深邃奥妙，且涉及面较广。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第一，哲学思想。
《素书》开篇就说：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道者，人之所蹈，使万物不知其所由。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仁者，人之所亲，有慈惠恻隐之心，以遂其生成。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事。礼者，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伦之序。夫欲为人之本，不可无一焉。（《原始章》，以下引《素书》仅注篇名）道与德是道家最为重视的概念，道是宇宙间所有规律、真理的总称，德是每个人从道那里所获取的天性与学识；仁、义、礼则是儒家特别重视的概念，是治理国家、处理人际关系的最基本原则。《素书》把道、德、仁、义、礼这五者综合在一起，实际也就是把道、儒两家的思想融为一体，作为自己思想体系中的基本概念。《素书》把哲学性的道、德与伦理性的仁、义、礼融而为一，为道、德这两个较为虚化的哲学概念找到了落实之处，反过来，也为仁、义、礼这些伦理原则找到了自己的哲学依据。作者的这一融合是非常成功的，在让悬浮的道、德观念落到实处的同时，也为仁、义、礼的实施找到了它们的合法性。
第二，治国原则。
《素书》讨论哲学思想的文字不多，其主要关注点在治国、处世方面，这也是张良之所以能够以本书为依据而辅佐刘邦平定全国的原因所在。
1. 以德为主、以法为辅的治国理念。《素书》主张要在道、德的指导下，运用仁、义、礼治理国家，这实际就是把自己的哲学思想具体运用到了现实政治生活中去。在《正道章》中，作者要求君子、特别是做君主的，一定要做到品德高尚，一定要以仁义为基本国策：德足以怀远。《求人之志章》也说：亲仁友直，所以扶颠。作者重视仁、义、礼，相对较为轻视刑罚：牧人以德者集，绳人以刑者散。（《遵义章》）但又并非完全排斥刑罚，他说：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事。（《原始章》）怒而无威者犯。（《遵义章》）刑罚、威严还是需要的。作者这一以德为主、以法为辅的治国主张明显是秉承了道、儒两家的治国理念。
2. 重用贤人。古人很早就意识到得人则昌、失士则亡这一亘古不变的现象，所以特别重视人才，为后人留下了武丁夜梦圣人傅说、周文王渭阳访求太公望、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史记·鲁周公世家》）等许多礼贤下士的美谈。《素书》也特别重视人才，同样认为安在得人，危在失士，提出爱人深者求贤急，乐得贤者养人厚（《安礼章》）的主张，认为爱民深切的君主一定会急切求贤以治理百姓，乐于得到贤人的君主给予贤人的待遇一定会非常丰厚。
3. 重视农业。重视农耕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老传统，因为一农不耕，民有为之饥者；一女不织，民有为之寒者。（《管子·揆度》）《素书》同样强调农耕的重要性，《安礼章》说：饥在贱农，寒在惰织。作者认为人们挨饿的原因，就在于不重视农业生产；人们受冻的原因，就在于不努力养蚕织布。可以说，重视农业是自先秦至近代所有王朝的基本国策，直到今天，这一基本国策依然行之有效。
4. 治国者要以身作则。《安礼章》说：释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顺。逆者难从，顺者易行；难从则乱，易行则理。详体而行，理身、理家、理国，可也！作为一个国家领导者，放纵自我而去教育别人，别人肯定不会听从这些教育。因此君主必须先端正自我，然后再去教化别人，这样别人才会服从这些教化。作者认为，这种方法可以运用到修养身心、管理家庭、治理国家等各个方面。这与老子说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五十七章）以及孔子说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完全一致。想让一个极端自私、无恶不作的君主把民众引导到公而忘私、积德行善的道路上去，无异于天方夜谭。
5. 主张保持国策的稳定性与持续性。《道德经》六十章提出了千古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治理大国就像烹调小鱼一样，不能反反复复地折腾它，否则就会导致国家衰败乃至灭亡。王莽就是一个因为折腾而导致国破家亡的典型案例。《素书》继承这一治国理念：上无常躁，下无疑心。（《安礼章》）君主的行为不要变化无常，那么臣下就不会产生猜疑之心。强调后令缪前者毁（《遵义章》），政令不能保持其稳定性与持续性，朝令夕改，前后不一，一定会导致治国失败。
...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