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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禄年谱长编 
定 价：45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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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也是我国近代史上极为重要人物的又一项填补空白的成果, 受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重视, 由他们郑重向上海交大社推荐, 希望列入“晚清以来人物年谱长编系列”出版。荣禄是晚清史上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权势人物。梁启超说他“身兼将相, 权倾举朝”。本书编纂中花了较大功夫, 将长期散落在海内外收藏机构或他人文集、日记中的史料做系统的收集、整理和编辑工作。通过整理研究, 形成了这部规模超越100万字著作, 受到近代史研究学界的赞赏和好评。
序 尚小明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王刚耗费多年心血，终于完成了《荣禄年谱长编》上下两卷的编著。早在十多年前，当王刚还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时，就对荣禄产生浓厚兴趣，并就荣禄与戊戌政变的关系进行过探究。以后他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师从茅海建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又以“荣禄与晚清政局”为题，对其人进行了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其间，我曾为他这一届研究生讲授中国近代史史料学，并参与过他的博士培养方案实施的若干环节。可能因为这种因缘吧，他希望我在年谱出版之际写几句话。我仔细拜读后，觉得这部年谱有三个突出的优点。 二、考订扎实。年谱的主要特点是按时序记录谱主生平交游及行事，这就要求编著者尽可能考订清楚每条史料的形成时间及每件史事的发生的时间，并要时刻注意考辨史料记载的真实性。《荣禄年谱长编》在这些方面做得也是很好的。谱中对记载不够清楚的史料的形成时间随时进行考订，并对档案、官书、史料集中错误的时间标注随时加以订正，然后以按语或注释一一呈现。对一些关键史料记载错误，或撰者与学界既有解读不同之处，也特别指出。比如，据陈夔龙《梦蕉亭杂记》所记，同治帝驾崩之际，由于沈桂芬入宫迟后，荣禄”擅动枢笔”，代病中的文祥草拟了”哀诏”，结果沈桂芬到后颇不高兴，由此与谱主结怨，并思借机陷害，而文祥袒护谱主，李鸿藻又支持文祥，于是”南北之争”起于中枢。年谱首先根据《翁同龢日记》对陈夔龙的说法提出质疑，指出同治帝弥留之际，沈桂芬入宫其实早于文祥和谱主；然后指出，即使文祥因病不能拟旨，在场尚有军机大臣恭亲王、宝鋆、李鸿藻等以及弘德殿大臣翁同龢、徐桐等，资历均高于时任内务府总管大臣的谱主，不可能都推谱主执笔，况且谱主不由科举出身，生平不以文字见长，怎么可能由他来起草如此至重至大之诏书。再如，光绪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上谕陈宝箴补授湖南巡抚，《清史稿》谓其”以荣禄荐，擢湖南巡抚”。年谱依据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六日《皮锡瑞日记》中”夔帅（王文韶）入枢廷，右帅（陈宝箴）之起乃其保荐，必能为护法也”一则，认为《清史稿》之说”当不确”，并指出皮锡瑞当时就在长沙，”为陈宝箴亲近人物，所述近于实情”。由于戊戌变法之初，荣禄曾递折保荐陈宝箴等文武官员三十余人，《清史稿》显然是将该次保荐与陈宝箴三年前补授湖南巡抚混为一谈了。年谱虽然未能指出这一点，但依据更可靠的史料对《清史稿》提出质疑，是令人信服的。又如，有论者依据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军机大臣廖寿恒日记中”贻蔼人封事召见时发下，乃因此慈圣忽命将康、刘、林、杨、谭、杨六人处斩”的记述，认为戊戌六君子当天被处斩”系由荣禄的僚属、国子监司业贻谷上疏所引发”，并认为贻谷上疏系荣禄”授意”。年谱对此亦提出质疑，认为贻谷（霭人）庚子时期才入荣禄幕府，“此时尚无材料证明二人关系已属亲密，更无材料证明贻谷上疏系谱主授意”，而且从政变发生后谱主的一系列举动看，”其保全新党之意甚明”，无材料证明其”抵京后向慈禧献策诛杀六君子”；贻谷上疏也主要是把矛头指向张荫桓，其次才是六君子，且疏中谓”分别轻重，早正其罪”，并无一律正法字样。因此，”贻谷奏折虽是引发慈禧太后正法六君子的直接起因，但此折并非出自谱主意志，也不能反映谱主有诛杀六君子之献策”。由以上几例足可看出撰者谂熟史料，心思缜密，考订功夫甚是扎实。 三、评判允洽。年谱虽然以客观记述谱主生平交游及行事为主，但对所涉史事完全不加评判，似乎很难。尤其对荣禄这样在晚清不少重大活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而言，适当的评判也是必要的，要在于客观记述和主观评判之间拿捏分寸恰到好处。《荣禄年谱长编》在处理这一问题上可谓深思熟虑。年谱通篇不为空论，评判之处不多，但往往能在紧要处揭出，起到点睛之效，给人启发。比如荣禄早期任职神机营和内务府时，曾多次承担陵工肥差，年谱在征引相关史料后，提示这类”差事之优，令人艳羡，但亦有危机藏于其中：其一陵工挑选监督、监修不经吏部铨选，向由承修大臣自定，故请托、钻营者极多，易滋夤缘滥调情形；其二陵工进项极丰，不能自律者易沾奢靡习气，进而招惹物议”。又在叙及谱主所建”略园”时写道：”彼时京官俸禄可称微薄，营建如此奢华之私家园林，合法收入必不足，当有一大部分来自陵工及内务府任上的灰色收入。而谱主任内务府及陵差之期，与‘丁戊奇荒’相重叠，在大灾之年行中饱之事，吃穿日用又招摇若此，言官何能不觉？”显然，这种以事实为据的评判极具说服力，对读者理解谱主前期的宦途浮沉很有帮助。甲午之后，谱主渐成朝廷重臣，中外益加注目。尤其戊戌期间，其所为扑朔迷离，言人人殊。年谱认为既往对谱主的认识并不客观，于是特别针对康有为笔下的谱主形象，有一段精彩的解析：”百日维新前，荣、康关系既已不睦，六七月间天津废立传闻四起，康据此敌视荣更甚。七月底、八月初，杨崇伊、曾广汉等赴天津见荣，康更相信荣有政变阴谋，其拉拢袁世凯图谋政变，也是为对抗荣禄之需要。故康心目中，荣为反对新法之旧臣，图谋废立之元凶，后党集团之中坚。新法所以不行，引袁所以失败，政变所以发生，荣都是西后之外罪魁祸首。是以政变之后，康即据此印象丑诋荣禄。”迨至庚辛议和，清廷谋划新政，荣禄作为首席军机大臣起到何种作用，不能回避。年谱在记述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盛宣怀筹商新政情形后，指出其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已深知依靠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倡议新政无望，因此，”东南的思路主要是围绕枢臣做文章，新政之启，实由东南与枢臣合力为之”，并在记述新政诏书颁发情形后，更加明确地指出，”新政之始，实由谱主等枢臣与东南督抚‘枢疆合谋’……这是谱主于庚辛政局的一大贡献”。类似评判皆以大量史料为依据，很难让人不表认同，至少可成一家之说。 上述几个特点充分显示了王刚对晚清史料占有之丰富、运用之熟练与理解之深入。不过，这部年谱所要处理的史料如此繁杂，撰者对所涉史事不可能一一细加研究，这就难免有理解不够精密之处。兹举两例，或可为本谱之补正。其一是对康有为应召至总署对谈变法的理解。事发于百日维新开始前大约半年，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张荫桓等总署大臣均参与会见，康事后述他与荣禄发生了争执，荣声言“祖宗之法不能变”。茅海建先生认为康说可疑，因“此时康尚未大用，正谋求前程，即便与荣禄意见不一，也未必当面露出锋芒”，而“荣处世为人甚精密，似不会去主动攻康，提出‘祖宗之法不能变’的命题”。年谱认同这一分析，认为“‘祖宗之法不能变’云云，属康一面之词”。然而，细读年谱所引翁同龢当天日记，以“高谈时局”四字描述康的表现，以“狂甚”二字描述康给其留下的印象，甚至当晚回家后，翁仍不能平静，以“愤甚，疲甚”描述其感受。而康有为则在政变后向港报记者透露当天对谈内容说：“我建议的第一件事情是中国应当有一个组织适宜的司法制度，必须聘请一个外国人和我自己以及其他的人，共同改订法律和政府各部门的组织。”显然，康足够“锋芒毕露”，以至于让力主改革的翁都难以忍受，那么，比翁保守的荣禄以“祖宗之法不能变”来回应康之狂妄，也就可以理解了。而据康向港报透露，他并没有因荣禄反对就有所收敛，反而回怼一句：“我们的祖宗并没有一个总理衙门，难道这不已经是一个改革吗？”荣禄显然被激怒了，于是不愿再听，先行离去。其二是对庚子事变时东南督抚“不奉诏”的理解。年谱延续了一百多年来广为流行的说法，提及庚子五月二十九日“东南督抚接到二十五日宣战谕旨，决定不奉诏，继续谋划‘互保’”。然而，仔细排比、考辨相关史料，我们就会发现，庚子五月二十五日清廷除了颁布“宣战”谕旨外，还颁布了一道重要谕旨，即“集义民御外侮”谕旨。前者虽是“明发”谕旨，但因矛头指向列强，内阁实际并未向督抚传达，于督抚而言自然也就谈不到“奉诏”或“不奉诏”的问题。后者则是“廷寄”沿江沿海督抚要求执行，东南督抚不论赞同与否，都不能不表明态度。其时由于京津电报线路断绝，东南督抚直至五月二十九日尚不知朝廷颁发“宣战”谕旨，而“集义民御外侮”谕旨则通过山东巡抚袁世凯转发，在此之前已为东南督抚知悉，并在盛宣怀的穿针引线下酝酿应对之策。因此，所谓“不奉诏”并不是指不奉“宣战”谕旨，而是指不奉“集义民御外侮”谕旨，两道谕旨的指向并不相同。 就编撰技术而言，这部年谱也有完善的空间。比如，征引史料如何更加精炼，以剔除枝蔓；编排史料如何更加合理，以减少重复；叙述文字与史料如何更好地衔接，以避免脱节；按语和注释如何更好地区分，以凸显异同。还有，个别史料断句的准确性，也可以进一步打磨，精益求精。
虽然，荣禄年谱长编撰著到如此程度，已然非常成功。年谱面世无疑将会对荣禄和晚清史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对王刚多年来默默努力最好的回报。 自序 在《荣禄年谱长编》即将付印之际，我作为编著者内心忐忑。有这么几点，需要向读者检讨。 其一，我收集荣禄资料的缘起带有几分荒谬。2007年，我在四川大学读硕士。王东杰老师在某节读书课上，要求大家读茅海建老师的《戊戌变法史事考》。阅读当中，有太多地方令人拍案叫绝，但掩卷之际，总感觉意犹未尽。特别是想到政变的真相尚有种种疑团，就按捺不住内心的蠢蠢欲动。当时有个想法萦绕心头：茅老师的考证是以北京为中心，对天津的动静注意不够。如果能以荣禄（时任直隶总督，驻节天津）为中心，或能另辟蹊径，揭示真相。在今天看来，这个想法明显属自以为是和自不量力，但当时太年轻，做事情不够冷静。我不仅私自决定以“荣禄与戊戌政变”为题做硕士论文，而且还花了不小一笔钱去北京、天津，期望能发现点什么。2008年的冬天大雪纷飞，交通情况有些糟糕。下火车之际，挤掉了一只鞋。这似乎预示了后面的路不太好走。果然，这一次以及来年暑假的京津之行，都没有重要发现。我看到的材料，茅老师大多都看到了。他没看到的，都无关大局。由此，硕士论文自然不成功。当答辩后辗转呈到茅老师手上，他有一句评语特别醒目：“材料十分不足。”到此，我本应知难而退，但每想到政变的疑团，还是有些不甘心。所以，尽管毕业后去中学教书，我还是会时不时想到政变前后那几天的荣禄，鸡零狗碎地又收集一些材料。恰好，那一年茅老师又出了一本新书《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我很快买了一本，从中发现不少关于荣禄及政变的新线索。于是，继续探究的冲动还是压倒了为家分忧的初衷，２０１０年我离开了心爱的学校和学生，到北京继续读博。博士论文选题是《荣禄与晚清政局》（又是开学前自以为是地定下）。博士四年，虽然自认为不算偷懒，但毕业论文一如硕士论文那样糟糕。预答辩、答辩中的许多画面至今历历在目，狼狈情形不亚于当年被挤掉一只鞋。 答辩过后，不少师友鼓励我着手将博士论文修改出版。从时机上来说，当年（2014年）不失为出版博士论文的好时候———国内尚没有荣禄研究的专著。但权衡过后，我决定还是先试着编一本荣禄的史料集。因为两次失败下来，我体会到荣禄研究的难点在于史料分散。当太多的精力用于东奔西走、上下搜求时，消化材料和思考问题的时间自然不足，写不出好论文兴许也属正常。如能编一本荣禄资料集，对自己来说，是对过往资料的进一步整理和思考；对他人来说，或许也可提供一些研究上的便利。2015年，我以《荣禄年谱长编》为题开始了这项工作，当年秋天侥幸得到社科规划项目的资助。这兴许说明，学界对于这样一种资料集是乐见的。到今天为止，这项工作已经做了7年。中间虽然也花过一些功夫，但回顾过往，我自知我收集荣禄史料长期以钻牛角尖的方式进行，缺少开阔、审慎的学术规划。硕博论文的命运也证明我在史学研究方面资质不高。由此，这部看似厚厚的年谱长编，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初衷，能否为读者提供些许便利？这是我内心特别没底的事情。 其二，新出史料的收录情况不甚理想。荣禄一生不以文字见长，出自本人之手的文献资料，可能只有如下四种。一是张扬其家世的两份传记资料：《世笃忠贞录》（前身为《三忠传》）和《先继妣颜札太夫人行述》。二是职务上的官方文书，如奏折（片）、奏案、呈文、咨文等。三是致友朋的私人函、电。四是偶尔附庸风雅的诗文，如《略园铭》并序、《幽梦续景》《〈选梦楼诗抄〉跋》等。除此之外，其行述均见于他人的公、私记载当中，如清国史馆编“履历册”“列传”；陈夔龙、俞樾等人所撰行状、墓志铭；报刊报道；时人日记、年谱等。这些资料成文时间不一，又散落全国各地甚至海外，搜集整理不易。荣禄去世后，其后人曾将赐谥（赐祭）谕旨、行状、神道碑、墓志铭和奏折（片）九通、函电四通汇编成《荣文忠公集》四卷，约宣统年间刊刻。民国之后，或因荣禄历史形象不佳，未再有人整理过其相关资料。不过，学界在整理戊戌变法和义和团文献资料时，曾有两种重要的荣禄资料面世。一是杜春和等先生整理的《荣禄存札》（齐鲁书社，1986年），书中所收虽绝大多数是庚辛时期各地官员给荣禄的书信，但是从中也能看到不少荣禄本人的活动。二是戊戌变法100周年之际，清华大学历史系披露了该校图书馆保存的《荣禄函稿底本》中若干信札（收入《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数量不多，但信息量不小。除了这三次整理活动将有关史料汇于一书外，其余资料都散落各处。我在读硕博期间，主要抄录了保存相对集中的四处资料。一是国家图书馆的《世笃忠贞录》《先继妣颜札太夫人行述》。二是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荣禄奏折等。三是近代史研究所保存的《荣禄存札》（齐鲁版）及荣禄朋僚的存札（如《李鸿藻存札》《鹿传霖函稿》）等。四是清华大学图书馆《荣禄函稿底本》未刊部分。报刊及时人文集、日记、笔记中的文字也力所能及收集了一些。以上合计有80万字左右。最初的计划，是将这80万字编成一个40万字左右的年谱。但2015年动笔之后，档案界的史料公布情况和学界的史料整理情况进展很快，成绩喜人。即如第一历史档案馆，我博士毕业前，仅公布了《军机处录副奏折》《宫中档朱批奏折》等三五个全宗，但近年来新公开了“步军统领衙门”“醇王府”“兵部—陆军部”等二三十个全宗。就在书稿定稿之际，又公开了“神机营”全宗。这些新见档案当中，有不少荣禄资料，我虽通过各种途径陆续增补，但2022年8月之后的新出档案，还是来不及收录。再如张剑等先生主编的《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2015年以来推出了8辑100余种，其中的《翁曾翰日记》《张佩纶日记》《唐烜日记》中都有关于荣禄的文字，我也一度努力追赶，但实在应接不暇，后出者还未能一一阅读。其他散见资料不胜枚举。因此，我此刻最担心的是可能有大量荣禄资料因还没读到而未能收录。史料虽难以穷尽，但挂一漏万终究于心不安。 其三，编辑方法或不尽合理。资料的收集既已不易，编写时的取舍也是挑战。经过不同时期的增补，资料篇幅定格在196万余字。为做好取舍，我学习了一些前辈学者编纂的年谱长编。略知近代以来关于“年谱长编”的宗旨和体例，学界已有若干约定俗成的方法。概而论之，“长编”虽较“年谱”更得资料之详，但二者主旨皆在记述谱主之生平思想与活动。若此，“长编”资料应大力筛选，取最能反映谱主思想与活动者。但反复权衡，我觉得对荣禄的“年谱长编”来说，似可稍作变通。缘荣禄没有一个资料集，这对他本人及晚清史之研究来说，殊为不便。所以，编辑原则似应以呈现资料为第一，知人论世则在其次。因此，在资料取舍上，我大概遵循这一原则：未刊资料或冷僻的已刊资料，应收尽收。例行公事者也录其题名和出处。常见的已刊资料，则提纲挈领，力求其简。另外，荣禄前、后半生地位不同，相应的资料多寡也不成比例。大略言之，甲午前资料较少，成文后“长编”篇幅不过每年数页或数十页；而甲午后竟有上百页者。为便于读者循某一线索快速定位，笔者在甲午后每年的正文前加上“提要”。这些变通从初衷来说，都是为了研究之便。但由于不合“年谱长编”的常见体例，是否会事与愿违，我也于心惴惴。 这里，我应对马忠文、陈晓平二先生表示歉意。马老师是晚清史研究名家，2011年，当我得知他也在以“荣禄与晚清政局”为题做博士论文，即打算另换选题。但由于研究计划已在入学时提交，更动不易，只得强硬着头皮往下做。2016年，马老师大作面世之际，他听说我在编辑荣禄年谱，随同新书寄来了不少资料。其中，他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集的“荣禄传包”（内有《荣禄履历册》《荣禄列传》等）最为珍贵，弥补了我收集资料的空白。编辑“长编”期间，当我发现一些新的史料线索常向他求助，承蒙他赐来若干档案的全文。陈晓平先生收集荣禄史料，大约和我同时，2016年我去广州开会，提出和他合编荣禄年谱，承蒙他欣然俞允。之后，我们互换史料（陈先生当时收录的史料，也有80万字左右，很多是我没见过的），相约2019年编成。后来由于研究兴趣转向，他未能参与执笔，这是本书的一个巨大遗憾。虽然如此，论实际贡献，他们其实都是本书的共同作者。至于本书中的错误，是整理和执笔环节所造成，应由我负责。 2008年北上京津，正逢多年不遇的严寒。今年赶交书稿，又逢重庆最热的夏天。寒来暑往，我已经与荣禄史料打了15年的交道。愚钝如我，本不足以从事这一艰巨的工作。之所以坚持下来，要归因于一路上有太多人给我帮助和鼓励。这当中，有我的师长、亲人、好友、同门、同事与领导，也有各个档案馆、图书馆的管理人员，还有尊敬的编辑老师和可爱的学生。我此刻很想一一写下他们的名字，但这会是一个长长的名单，为序言所无法容纳。同时，我也有几分胆怯———多年来，我一无所成，说出他们的名讳和身份，或许会贻羞长者。我唯有继续把他们的关爱作为研学的动力，争取做出像回事的学问。 虽然上面说了很多抱歉的话，但我的本意不是请求读者原谅。我期待大家对本书多做指正，以便今后更正谬误，使它更好地服务于晚清史研究。
王刚，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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