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法治：中国现代法治精神的文化追问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法治精神中西方传统法治文化全面依法治国_鄢晓实_9787519912543

法治乃是当今世界国家治理模式之大趋势，也是中国现代国家治理确立的理想目标。

法治的基本含义是依法而治，而法治精神是支撑法治必要性、正当性的道义基础，也是赋予法治深刻内涵并指引现实法治进程的价值准则。法治精神作为决定法治属性的价值标准和评判标准，其终极渊源在于文化。

本书围绕法治的相关概念、法治精神的历史渊源及当代法治文化的启示等展开论述，指出法治精神事关法治根本，如何对其内涵进行界定、如何对其义理进行阐释、如何对其文化渊源进行追溯、在现代中国如何确立其文化根基，对中国现代法治皆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绪言

法治乃是当今世界国家治理模式之大趋势，也是中国现代国家治理确立的理想目标。法治的基本含义是依法而治，而法治精神是支撑法治必要性、正当性的道义基础，也是赋予法治深刻内涵并指引现实法治进程的价值准则。法治精神作为决定法治属性的价值标准和评判标准，其终极渊源在于文化。纵观古今中外诸多从文化高度解读法治精神的学术研究成果，对平等、人权、民主、契约、秩序、自由、正义等当今世界学术通论中所认同的主要法治精神之认知，还存在诸多因为不同文化类型的本质差异所导致的重大理论争议，必须予以厘清。法治精神事关法治根本，如何对其内涵进行界定、如何对其义理进行阐释、如何对其文化渊源进行追溯，以及中国现代社会如何确立其文化根基，对中国现代法

治建设皆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这就是对中国现代法治精神进行文化追问之主旨。

源于对法律一词内涵的混淆理解，法治一词可以指代具有本质性差异的不同内涵。法律是法与律的合成词汇，法在最终极的意义上指代宇宙的终极法则和永恒法则，人居于宇宙之中并作为宇宙这一整体时空的一部分存在，律则是人类在追求和实现法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规范。因此通常所言之法治实际上可以指代人定法律主治和永恒法则主治，即古今中外国家治理中几乎从未缺席的律治，以及在统摄范畴和所处层面远远高于律治的法治。而律治应该作为今日笼统所称法治的基本内涵，即律治就是依法而治。今日学界流行抛开依法而治这一法治的基本含义，而直接以法律至上和法律主治作为法治与否的判断标准，使高维的

法治演变为单一的律治。同时，目前所流行的以西方之法则主治意义上的法治作为研究对象，而理论研究的现实落脚点却又指向了中国现代社会

的律治，则出现了要么西方的法则主治与中国现代社会无法产生文化契合而无实践意义；要么通过推崇西方的法则主治而将中国现代社会的文化推向西方文化寻找归依而导致文化自卑等结果。此类问题的终极根源与解决方式在于要明确：永恒法则是一个文化问题，需要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研究范畴内予以解决，不应该对西方文化中的永恒法则采取拿来主义，更不应该在并不明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遵从的永恒法则是什么的情况下就错将律治等同于法治，也不应该不去分析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探求的永恒法则之文化来源或者组成部分到底是什么。

学界目前多以西方式法则主治或者西方式律治主治为标准而否定中国传统社会在事实上存在的法治与律治；或者依据法治、德治二分法这一二元对立思维中的理论构建方式，将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模式定论为德治。同时，学界惯于将中国数千年对于主宰宇宙的永恒法则的追求和研究成果，即中国传统文化最高成果，几乎完全排斥在了法治的研究范畴之外，因而定论中国传统社会没有法治。而实际上，中国传统社会一直都有律治，更有法治；仅因中国传统社会将宇宙永恒法则命名为道，而非汉字法，西文rule of lawlaw翻译为汉字法治法，就定论西方有法治传统而中国没有法治传统，甚为不妥。顺承中国传统社会没有法治这一错误观念，中国传统社会自然就被定论为少有法治精神的存在。特别是当自由、民主、人权、正义等近代以来西方传入中国的词汇作为法治精神的通论，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采用同样的词汇表达相应文化精神的情况下，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没有法治且没有法治精神的观念就流行起来了。同时，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观是近代以来流行全世界的一种通行观念。在此种大背景之下，西方中心主义法治文化观的盛行也就再正

常不过了，认为法治和法治精神在历史上是西方的发明和专属也就颇具市场。在此种观念颇为流行的学术研究氛围中，学界往往倾向于将法治的发明权、所有权、解释权、话语权归于西方文化，而对于中国传统法治文化的种种曲解和误读更导致了这一局面的加剧。

实际上，在西方由神本文化向人本文化转变的这一个大的历史过程中，

各种类型的西方法治不仅不能构成一幅西方具有悠久法治传统之一脉相承的历史图景，反而昭示的是西方法治文化的不断演进、严重撕裂以及现实对立。西方自古希腊、古罗马开始，历经欧洲中世纪、西方近代直至现代的2000余年的各类法治文化，是其各自历史阶段信仰的表现形式，同时以各阶段的国家政治运行作为现实载体。大体来说，西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古典法治是由神本以求人文的法治；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法治是由上帝本位以求人文的法治；西方近代启蒙运动开启的法治是由人本以求人文和空谈人本，但乏人文的法治；发展到现代西方形成保守主义法治和自由主义法治的两极对立。而与西方法治文化对等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法治文化，即中国道统文化下的德政，则是一以贯之的法治的展现，其中以人文精神和人本文化作为历史主线。道与德在今人之现代道德概念中已经失真，或者退化为现代的道德观念。而真正的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是超越了西方哲学、宗教、科学的，是对宇宙本真和人生至理的终极认知、至高圣境、超级智慧。通常认为发端于西方古典、兴起于西方近代、彰显于现代的现代法治精神，实际上其真正的文化根源恰恰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得出这样的结论，需要以对中国传统法治文化的再认识以及对中西法治文化进行对等性比较研究为前提。同时，如果对1618 世纪儒学西传促成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予以考察，我们就会更加明了中国传统文化是现代法治精神的真正文化渊源。

今日中国所言法治信仰问题，如不从文化层面考察西方法治精神真正的信仰根源，则中国现代法治精神之确立实际上可能就会演化为追随西方法治精神背后的文化信仰作为方向。这里势必涉及信仰有别而法治必然有别的问题，这是造成西方法治文化在中国水土不服的真正原因。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深入发掘并重新认知中国传统法治文化，则为中国现代法治精神的解读提供了一个本土资源的视角。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最为核心的精神是人文精神，是最为彻底的人本文化。例如，作为中国传统法治代表的儒家德政是求人文，立人本的法治。而诸如中国法家法治是权力本位，抛弃人文的法治，是中国传统法治的末流和旁支。而深入研究并重塑人文精神和人本文化，才是中

国现代法治精神的文化方向所在。中国现代法治可以划分为法治与律治两个层面，而人文的本体，即人人与生俱来之良知便是道，就是让中国现代法治与律治实现完美同一的最高的人心法则，因为法发端于人心、止乎于至善。

总而言之，本书要义有四：一是破除西方式法治的乌托邦幻想，回归到人文、人本来研究法治精神；二是破除西方法治中心主义幻象，阐明西方法治精神内在的无解矛盾，明确西方法治精神之文化信仰根基与中国不相适应；三是研究儒学西传欧洲引发启蒙运动等历史脉络，找到西方法治精神的中国传统文化渊源；四是用中国传统文化阐释中国现代法治精神，进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重塑中国现代的人文精神，并且将中国现代法治精神之确立纳入中国现代人文精神弘扬体系之中。法治是治国安邦之良策，文化是治国安邦之灵魂，依据文化之法制定安邦之律，确立文化主治和文化本位下的法治理论研究路径。本书最终结论是：中国现代法治精神理应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延续和承继，即人文法治精神，并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有利于人文法治精神的弘扬。我们应该以人文精神来解读中国现代法治精神的文化义理，以人本法治来确定中国现代法治进程的现实路径，以中国现代法治的人文特征和人本路径来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中国属性和人民属性，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人文回归来树立法治领域的中国法治文化自信。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