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1949-2009）_高建平编_9787500492061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文学理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中国人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中，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从新中国成立初年的一些文艺论争对当时的政治走向的影响，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文艺进入到思想文化领域的核心地带的状况，到改革开放初期文艺对推动意识形态转型的重大意义，再到新世纪头十年文艺学研究在当代社会文化建设中所扮演的角色，《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1949-2009）》都作了认真的研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1949-2009）》的特点在于，作者并不是将主要注意力放在六十多年的历史过程描述之上，而是以问题为纲，选取21个六十多年来文艺学论争的中心问题进行专题探讨，努力做到以论带史，以论见史，深入到这些论争的内部进行资料的梳理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因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1949-2009）》的目的，就不仅限于对这六十年文艺理论的历史进行记录，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温故而知新，对新时代建设新的文艺理论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思路。

    第二节围绕通俗文艺、金庸经典化、文艺商品化、大众文化等问题的论争
    改革开放政策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启动，必然会带来商业消费型文艺的复兴，而在理论观念上必然带来学界对这种文艺价值的重新认识，商业消费化文艺观开始逐渐得以建构--这在文学史及具体作家作品研究上就具体表现为雅俗并存文学史的重写（所谓“两个翅膀论”）及金庸经典化等理论诉求。
    王先霈等主编的《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可以说是新时期以来理论界对通俗文学现象所作的较早而较系统的理论关注，该书基本上是一种“类型学的研究”，对研究对象作了较为客观的清理，在基本价值观上，该书强调“通俗”而“非文学”的不在研究之列，表现出对传统文学基本价值观和审美底线的持守。钱理群《现代文学三十年》把通俗文学的发展作为一种连续性的线索作了描述和分析，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对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早期发展更是作了大篇幅的论述--总体来说以上二书尚无竭力提升通俗文学地位的强烈诉求--而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则显示出了这方面的强烈诉求，范在该书《绪论》中指出，以往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只涉及了“半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而“文学的母体应分为‘纯’‘俗’两大子系”，在此基础上，他对五四新文学以来戴在鸳鸯蝴蝶派文学头上的三顶帽子“地主思想与买办意识的混血种”、“半封建半殖民地十里洋场的畸形胎儿”、“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作了辩驳：文学的功能是非常宽泛的，例如有战斗功能、教育功能、认识功能、审美功能和娱乐功能等等。我们不能一般地反对文学的娱乐功能或蔑视文学的趣味性……通俗文学除了娱乐消遣的本色之外，“金钱主义”恐怕也应是它的一种本色。我们对“金钱主义”的理解是局限于通俗文学的商品性……今天，对许多“纯”文学作家来说，文学作品的商品性的观点，也已经为他们所接受，更不可能作为一种“罪状”来加以罗织。他也在中国文学现代化三向度上展开分析：对纯文学的不少作家来说，“遵命文学”的写作目的往往侧重于强调了政治性与功利型；而以“传奇”为目的，在消遣前提下生发教诲作用的通俗文学来说，它们在客观上是强调了文化性和娱乐性。两者都在侧重发挥文学的“之一”功能……就纯文学中持革命态度的作家而言，他们崇尚“前瞻”，以改造世界为己任；在纯文学中还有一批膜拜艺术为己任的“为艺术而艺术”者，他们倾向“唯美”而以“美的使者”自居；而通俗文学作家，在政治党派性上大多是“超脱”的，他们所考虑的是要使他们的“看官们”读小说时感到非常有兴趣，达到消遣的目的。他对通俗文学概念的界定是：“基于符合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形成了以广大市民层为主的读者群，是一种被他们视为精神消费品的，也必然会反映他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近现代通俗文学具有它自己的特色，在发挥文艺功能上它完全可以与纯文学相互补。纯文学与通俗文学是各有其各自的审美规律的”，于是就形成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两个翅膀论”--袁良骏不同意这一观点，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与范进行过面对面的论争。新文学只写“精英”的那“半部”，其实是历史形成的，有着其政治背景；而我们强调的是：后来的人力捧通俗文学，其实是后来才出现的文学观的体现，其背后同样有着非常具体的社会背景.即市场经济体制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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