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里·特尼亚诺夫（译序）
尤里·特尼亚诺夫(1894-1943)苏联杰出文艺学家、批评家、作家兼翻译家。苏联早期俄国形式主义运动，即奥波亚兹诗歌语言研究会（Общество по изучению стихотворного языка）代表人物三巨头之一。其理论著述在俄国形式主义发展的关键时刻起到了挽狂澜于既倒的巨大作用，是这一文艺学批评运动由早期的语言学转向进而向社会学转向转变的契机。他的一系列文艺学理论著作，如《诗歌语言问题》（1924）、《文学演变》等，都是这个文艺学运动发展史上划时代的著作，也是这位杰出文艺理论家留给后世的一份宝贵的学术遗产。可惜的是，他的这些享誉世界的基础理论著作，迄今尚无中文译本，介绍他的文字也寥寥无几。
除了写作大量涉及文艺学，以及在俄国形式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理论著作外，特尼亚诺夫还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小说家和儿童文学作家。其著名传记小说如《丘赫里亚》《瓦吉尔·穆赫塔尔之死》和《普希金》等，系这位小说家兼文艺理论家留下来的传记体小说名著，也是苏联文学史上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品。
尤里·特尼亚诺夫在俄罗斯乃至世界文化中，是一个把大文学理论家的广博学识和睿智与独特的历史传记小说家的过人才华融为一体的典范作家。文学史上很少有能把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才能并行不悖地统一在一个人身上的范例。特尼亚诺夫之转入历史小说创作不仅是为了通过创作来研究往昔和过去，也是为了说出他关于当下的勇敢而又独立的见解，并且用鲜活的、充满活力的当代语言加以表现。把当下的百年和过往的百年进行悲剧性对比的结果，就是这位作家留给未来千年文化的主体的一部关于俄罗斯文学的道德和哲理遗言。
尤里·尼古拉耶维奇·特尼亚诺夫1894年10月18日出生于维贴布斯克省的列日茨城（现属拉脱维亚的雷泽克内）一个医生家庭。他本人在自传中写道，自己的家乡距离米霍埃尔斯和夏加尔出生地约6小时车程，距叶卡捷琳娜一世出生地和青年生活地约8小时车程。特尼亚诺夫之所以对家乡充满眷恋，是因为家乡是一种不朽的历史文化的代名词，它们不仅是一种道德支柱，而且还是每个人内心自由的一种标志。
但对在特尼亚诺夫心目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这个家乡人米霍埃尔斯来说，这种吻合十分重要吗？所罗门·米霍埃尔斯是一名杰出的演员，是莫斯科犹太剧院的创始人。也许，特尼亚诺夫之所以在众多家乡人里特意把米霍埃尔斯标举出来，是出于对于表演艺术及其代表人物的一种礼遇和虔敬？当年曾经听过特尼亚诺夫在列宁格勒讲课的学生，都对这位年轻教授的渊博学识和幽默风趣的讲课风格记忆犹新，都为他善于模仿所有19世纪经典作家的步态口吻而绝倒。许多回忆文章的作者都指出，特尼亚诺夫极其善于模仿作家的表情和语调，连19世纪一些不怎么有名的作家也成为他模仿的对象。这一才华后来在他创作小说人物，如丘赫尔别凯、格里鲍耶多夫、普希金时，为他提供了很大帮助。
在特尼亚诺夫的家乡人中，马尔克·夏加尔是另外一个名人，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在其整个一生中，始终保留对其故乡维贴布斯克的深深眷恋和深刻记忆，该城在他的绘画中已经成为历史的象征，成为永恒的象征。特尼亚诺夫对其家乡的记忆和他一模一样。对于他在此度过童年的这座城市，特尼亚诺夫有充分理由说：假如我不曾有过童年的话，我就不会理解历史。
在这位未来作家的灵魂里，俄罗斯古老的城市普斯科夫的记忆留痕同样也很深刻。他在那里度过中学时代。他对文学发生兴趣以及他最初开始写诗，也都起步于这里。保存至今的中学生特尼亚诺夫的一篇作文的题目是《当我们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时，生活是美好的》，作者在文中巧妙地比较了俄国和国外经典作家，具有独立看待问题的最重要的见解。
进入彼得堡大学语文系以后，特尼亚诺夫开始在谢·阿·温格罗夫的普希金讨论班上学习。他嗣后最主要的科研选题和创作主题普希金时代就是在这里奠定的。但在这个课题的研究中，特尼亚诺夫最感兴趣的，是很少有人研究的现象和未知现象。他对威廉·卡尔洛维奇·丘赫尔别凯的研究，精细到了毫发毕现的地步此人系普希金在皇村中学的同班同学，被发配的十二月党人，也是一个在诗歌创作上被公认不够成功的写诗者。特尼亚诺夫的第一部小说写的就是他《丘赫里亚》（1925）。
《丘赫里亚》的创作本身就是一个文坛传奇：特尼亚诺夫在旧书摊上偶然发现有人愿意出手一箱手稿，而这箱手稿出自普希金的同班同学也是普希金时代一位十二月党人、诗人丘赫尔别凯之手，便不惜重金买下。1924年，当时正在国家文学出版社工作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向年轻教师特尼亚诺夫约稿，约写一本关于丘赫尔别凯的小册子。不想特尼亚诺夫一下笔就刹不住车了，竟然写成一部长篇小说，而且一上市就成为苏联历史小说中的名著，反映时代精神的典范。在问世以来的80年中不断重版再版，甚至时至今日也依然赢得读者的喜爱。
特尼亚诺夫创作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是以俄国文学史上著名剧作家、《智慧的痛苦》的作者格里鲍耶多夫为主人公的《瓦吉尔·穆赫塔尔之死》（1928），小说把焦点对准格里鲍耶多夫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一年后又创作了怪诞历史短篇小说《吉热中尉》，这是以保罗一世时代生活中发生的真人真事为原型写的。彼得一世的悲剧时代则被再现于中篇小说《蜡人》（1931）中，而在短篇小说《幼年时代的维图希什尼科夫》（1933）中，作者讥讽地描写了尼古拉一世的形象。
1932年特尼亚诺夫开始创作关于普希金的叙事作品《汉尼拔家族》，但只来得及写完第一章的引言部分。这部分甚至讲述到少年时代的亚伯拉罕（即嗣后的彼得大帝的黑奴和普希金的祖父亚伯拉罕·彼得罗维奇·汉尼拔）如何被土耳其人俘虏，后来辗转被贡献给彼得大帝的故事。小说同时讲述普希金一家的贵族世系这些人生活过得安逸闲适，轻松飘逸。这一广阔的史诗般的构思并不仅限于勾勒普希金的家谱。前言中如叠句一般重复多次的一句话是：问题涉及俄罗斯。
但这样一种历史追溯显然牵涉面太广，于是，特尼亚诺夫开始创作一部关于普希金的长篇小说，并决定以1800年为起点。此时作家已经得了重病，并且也得知自己患的是不治之症。在再现普希金的童年和少年以后，他像是感染了普希金明朗的生命能量一般。小说第一卷于1935年发表，第二卷寄宿中学19361937年发表。第三卷青年时期写作时，作家已经重病在身。他起先在列宁格勒，随后被疏散到彼尔姆。1943年《青年时期》发表于《旗》杂志。对普希金命运的叙事一直延续到1820年。根据特尼亚诺夫朋友和同道者维·什克洛夫斯基的意见，业已完成的部分，只是原计划的四分之三。更何况这部作品已被当作关于这位伟大俄罗斯诗人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一部完整作品，和特尼亚诺夫有关丘赫尔别凯、格里鲍耶多夫的作品共同构成三部曲。这是唯一一部配得上《普希金》这样一个朴素而又简单的书名的作品，在众多普希金传记中也是独树一帜。在疏散地时，特尼亚诺夫还创作了另外两个短篇小说《多洛霍夫将军》和《红帽子》。在特尼亚诺夫的所有小说创作中，《普希金》是其小说创作的巅峰之作。
1943年12月20日，作家逝世于莫斯科，被葬在瓦甘科夫墓地。
特尼亚诺夫的所有作品都和俄国的往昔及其文化相关。其小说人物都是历史上有过的真人彼得一世、尼古拉一世、格里鲍耶多夫、丘赫尔别凯、普希金。作家具有广博的历史知识，记忆里保存了许多故事和细节，善于在印刷和手写档案文献中收集那些具有表现力的细节。作为一位学者，特尼亚诺夫不仅是一个语文学家，也不仅是一个文学史家，而且还是一个俄国史学家像卡拉姆津和普希金一样。有一种说法，说特尼亚诺夫似乎从不虚构，他虚构只是为了弥补知识的不足，或是为了把事实纳入某种既定的框架。实情不是这样。特尼亚诺夫力求像普希金那样真实再现过往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特尼亚诺夫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都具有科学认识的价值。读过《丘赫里亚》的读者会对皇村中学、十二月党人起义有所了解，而对于丘赫尔别凯的身世，却是除此之外无从了解的。许多读者都是通过这些历史小说，平生头一次了解格里鲍耶多夫的外交官生涯和普希金童年时代的生活细节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历史小说成为历史知识的可靠来源，是每个文化人都必须了解的。
特尼亚诺夫许多创造性的猜想后来都得到了证实，比如，想象不仅要求艺术也要求科学。特尼亚诺夫总是批判地对待知识的来源。有些材料很花哨，可它们却像人一样在撒谎.请不要相信它们，请走出文献材料之外，深入挖掘下去。不要相信别人转述的材料。作家在嗣后被收入集体文集《我们怎样写作》（1930）中的特写中这样写道。
充满经过严格考证方才成为事实的依据，这只是特尼亚诺夫艺术世界的一个基础而已，只是从中建构更加复杂多义的艺术现实和艺术世界的基础而已。特尼亚诺夫并没有用海量的档案资料把自己和生活隔绝起来。怎样的个人生活经验有助于作家深入体验作品所描述的情境呢？作为一个文艺学家的特尼亚诺夫，远远超前于他那个时代。他和他那些奥波亚兹的同道者们什克洛夫斯基、艾亨鲍姆以及接近于这个圈子的罗曼·雅各布逊和托马舍夫斯基一起，开辟了研究文学的崭新的方法和路径，这种新方法特别注重对于艺术创作内在法则的关注和重视，对于诗歌和散文小说的织体、对于方法和风格的嬗变规律，必须加以密切关注。这种方法有一个不太适合的名称形式主义方法，这一学派也遭到了传统学院派老一代文艺学家的抨击和批判，也遭到苏联意识形态的批判。继续从事集体性的学术研究成为不可能实现的梦想。1927年，特尼亚诺夫写信给什克洛夫斯基说：我们这里已经在上演智慧的痛苦。我敢说这说的就是我们这三四个人而已。特尼亚诺夫在这封信里，用格里鲍耶多夫去波斯的故事，影射自己因得了不治之症而必然死亡的结局。
特尼亚诺夫作品中对于普通人的描写也渗透着悲剧精神。例如《蜡人》描写彼得大帝时代下令收集畸形人标本的故事。特尼亚诺夫作品的结构特征反映了他对于俄国历史规律的悲剧性思考。情节永远都向着悲剧结局运行。对于格里鲍耶多夫、丘赫尔别凯临终时的描写，都是这样。对保罗一世被谋杀结局的描写令人感到历史的宿命意味。
时代的比较自然会在特尼亚诺夫的语言上多有反映。特尼亚诺夫娴熟地掌握了历史风格学，准确地再现了不同时代的话语特点。但模仿古风并非目的本身：对他来说，还需要创造一种读者在其再现情境中的亲在感，从而赋予人物肖像真实的话语表现力。总之，特尼亚诺夫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都是用极富时代特征的话语写成的：他属于那些赋予20世纪俄语以特征的作家之一。
特尼亚诺夫作品的艺术话语通常有两个以上的层次。如《普希金》开篇头一句话，就是少校是个吝啬鬼。其中少校一词用的是古老的书写方式。这立刻给人一种时代距离感。这个词立刻从句中脱颖而出，把我们的感觉推到从前和过去。与此同时，这样一种话语修辞分层法式的风格模拟，在读者身上能引起一种惶惶不安和忧心忡忡的感觉。凡是对现在不满意的人，通常都会寄托希望于未来，或是把过去理想化。
艾亨鲍姆在回忆中这样提到他初见特尼亚诺夫的印象：在一次普希金讨论课上，有一个少年请求发言，他长得非常像普希金。特尼亚诺夫的整个一生是在普希金的标志下度过的作为作家，也作为文艺学家。如果我们探索一下长篇小说《普希金》的创作史，就应当把注意力转向特尼亚诺夫自传的头几页。那里讲到他在大约8岁时得到的第一个礼物，就是伍尔夫版一卷本的普希金全集。也就是说，最先吸引特尼亚诺夫的，就是普希金创作的非文选版的、写起来自然而然的轻诗，这些诗非常自然地建基于为一定时期特定圈子的人所共享的暗示和隐喻之上。特尼亚诺夫走进普希金的艺术世界不是通过正门，因此他对普希金的态度颇有所谓接地气之感。
在对普希金的研究中，特尼亚诺夫最忌讳人云亦云的市场流行语。他也不喜欢阿波罗·格里果利耶夫的普希金是我们的一切这种说法。他力求揭示普希金在俄国文学史中所起的具体作用。这是他最成功的地方。长篇论文《拟古主义者和普希金》（1924），阐述普希金在那个时代的文学争论中所占据的立场，这是一部充满了独立见解，论证丰富而又翔实的科研论著。写于1928年的《普希金》以罕见的科学的手法阐述了普希金的创作，揭示了普希金作为天才的一个最主要的秘密不间断地发展和更新。读这部长篇小说应当记住，特尼亚诺夫还写有同名的科学论著，这部论著非常有助于我们读懂作家的小说艺术观。
这本书不是传记，特尼亚诺夫在为本书写的序言草稿（现存档案）中说。读者如果在书中寻找对于事实的精确描写，准确的时间顺序，对科学文献的准确转述的话，将会是徒劳的。这不是小说家该干的，而是普希金学家的责任。小说中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常常被猜想所取代，而且是自由地取代，自由小说家自古以来就在充分利用这一古老的权力。这部小说无法替代科学传记，而真正的科学传记也是无法替代的。我想在这本书中接近于有关往昔的艺术真实，揭示这种真实永远都是历史小说家的目的。流传下来的还有一句涉及《普希金》的构思的一句话：我这本书不是按照小说化传记写的，像史诗类作品从民族诗人的出生、发展和死亡一路写下来。我在小说中并未把主人公的生平和创作分隔开来，也没有把主人公的创作与其国家的历史分割开来。《20世纪俄罗斯文学》11年级用书，德罗法出版社，第1卷，莫斯科，2002年俄文版，第454页。
这部小说按照原来的构思是很宏大的：特尼亚诺夫原本想要写作一部史诗性的大长篇小说，也许其规模应当相当于《战争与和平》。在建构多层次广角结构的同时，作家又给予广阔空间背景下的细节描写以密切关注。小说的语言像普希金一样简洁、充满动态，没有多余的废话，每个句子都有情节动作，每个判断都是格言警句。小说的简洁还依靠另外两种力量，一是离心力，一是向心力，以及这两种情节力的关系。这条力线用于发展主题和扩展叙事，使得新的人物不断出现。
长篇小说的艺术思想还有一个来源，就是勇敢地把两个主题进行对比：创作主题和爱情主题。在此作家走向对于年轻普希金爱情欲求的阐释，把一种不可遏制的生命渴望和一种崇高的灵魂结构结合起来。在小说的最后一卷里，作家艺术地展现了他在《无名的爱情》（1939）中记录的一个传记史假说，那就是普希金贯穿终生的对于叶卡捷琳娜·安德烈耶夫娜·卡拉姆津娜的爱情。该假说迄今为止既未被证实也未被证伪。但在这部小说中，这一假说却在普希金的人物观中得到了有机渗透和贯穿。最先提出这一假设的是格尔申宗。作为当时苏联学术界首屈一指的人物，特尼亚诺夫在此书中丰富了普希金研究中许多重要的事实、细节和关节点，并且对其创作遗产做了独特而又深刻的阐释。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还特别注重吸取许多苏联文艺学界的普希金研究成果。此书的构思始于1933年。其构思以其宏大规模和宏大气魄令人震惊：即作家想通过这部著作全面展现普希金从降生以来的生平传记事实。在普希金的一生中，特尼亚诺夫觉得最难以下笔的，是这位伟大诗人的童年：有关诗人这段生活，相关资料实在少得可怜。特尼亚诺夫在这部著作中表现了他独异于他人的普希金创作之路观：力图驱散普希金注释家们围绕这位伟大诗人的名字而制造的花饰和传奇，写出一个作为活人的普希金，而非所谓生活中的普希金。例如，在魏列萨耶夫的《生活中的普希金》里，作为诗人的普希金几乎根本就不在场，读者从中看不到作为活人的普希金形象，倒是了解了不少普希金时代物质生活内容和环境的特点。特尼亚诺夫在其著作中，细致地描写了普希金所处的人物环境他和敌友的，他的整个创作之路，他的悲剧矛盾和探索，他周围的人物皇村中学校长恩格哈特、卡捷宁、戈尔恰科夫、沃洛佐夫等，通过这些人物的描述，读者仿佛回到普希金生活和创作的那个年代。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小说的第3卷也只写到1816-1820年间的普希金。作家在答记者问时，回答了他在这部小说中如何处理纪实与虚构的关系问题。通过所发掘的材料，特尼亚诺夫认为皇村中学时期在普希金的成长经历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不仅对于诗人哲学思想的成熟而言，而且对于诗人在政治思想上的成熟而言，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特尼亚诺夫在这部小说中既表现了他作为文艺学家的才华，也尽情表现了自己作为小说家的才华。这部作品的成功表明这位作家在创作中实现了罕有的结合：即小说家和理论家的二者合一。
特尼亚诺夫关于普希金短暂一生中始终在暗恋着卡拉姆津娜的假说，最先见之于他的论文《不具名的爱情》。按照此文的解读，普希金在哀诗《白日的星辰熄灭了》中，隐隐透露出诗人正在为一种既不见容于时代，又注定无从实现的爱情所困扰的消息。当时流行着许多关于普希金的流言，似乎普希金当时是一个上流社会的雄狮，对待女性轻薄放荡，举止轻浮。对此种流言，特尼亚诺夫不但嗤之以鼻，而且力图在他的小说中予以驳斥。在普希金的全部抒情诗作中，隐隐有一个系列，都与诗人对叶·安·卡拉姆津娜的隐秘爱情有关。这就是《巴赫切萨拉伊的喷泉》《奥涅金旅行记片段》《波尔塔瓦》题词、哀诗《在格鲁吉亚山冈上笼罩着夜的黑暗》等。和从前的研究者们（米·格尔申宗、帕·谢果列夫）的推断不同，他认为普希金就其非同寻常的力度、持续的长度，并且终其一生都从未宣说的爱情而言，不是针对米·阿·戈利岑娜或米·尼·拉耶夫斯卡娅的。我们有足够理由和根据认为他终其一生都隐瞒了他对卡拉姆津娜的爱情和情欲。特尼亚诺夫如是说。他提出了自己独特的阐释，这些阐释不仅在普希金诗歌题献词和神秘的暗示中始终都是疑点，而且他还举证了一些普希金同时代人的某些证词来证明普希金和卡拉姆津娜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普希金和卡拉姆津娜关系的最后一件证明，当诗人受了致命伤以后，他一再询问：卡拉姆津娜在哪儿？卡拉姆津娜在吗？在做总结时特尼亚诺夫得出一个对于我们的普希金观具有原则性意义的重大结论：有一点变得十分清楚，即一度十分流行甚至成为非常时髦的普希金观，即说他是一个风流倜傥，举止轻浮，不断任意改变其恋情的轻佻之徒：一名年仅17岁的中学生痛苦而又激烈的爱情迫使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首先喊出的名字是卡拉姆津娜。这一隐秘的无名的爱情贯穿了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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