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领袖的本质，它在人类治理中与学问、美德和教育的关系，今日人们通常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这些问题自历史和文明诞生以来，一直以某种形式向人类发出拷问。先知们、史诗作者们［马克范多伦（Mark Van Doren）称其为高贵的声音］、早期的哲学家们都以不同的声音谈到它，古典传统中的创世神话也提到它。什么样的个人品质使得那些掌权者（无论是通过继承、武力夺取，还是通过某种选举获得权力）能够领导其他人，或者使他们顺从文明的生活方式，脱离暴力、胁迫或欺骗？ 在此，从广泛的意义上，我们把它看成一种谦恭有礼（civility），而不是以现代学者所谈论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形式。后一个概念确实关乎在面对当代生活中空前横行的暴力时，如何维持有组织的生活。的确，应对制度化的暴力和复杂的技术需要系统化的解决方案;这些社会特征不能仅仅靠品德高尚者的个人魅力来控制。但在早先的时代，真正品德高尚的领袖的榜样被看成限制和遏制暴力的关键，这一榜样能触动所有人的良心，而不仅仅是统治精英。 如果我在此使用良心一词时，忽略了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人们认知的差异，这是因为在文化差异中，对良心的关注也被看成人类生活中恒久不变的，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是共有的，它确实是人类普遍关注的问题。孔子将这种自我意识称为羞耻感，或者是它的必然结果自尊感。统治者假如是一个真正的领袖，如果不打算依靠终会导致自我毁灭的强制手段的话，就必须提倡这种羞耻感。 对于孔子来说，这种真正的高尚品德和真正的领袖的观念是很高的要求。他没有低估这对受过教育的人或有学问的人他们也承担着社会的领导责任的要求。在《论语》中，他呼吁中国古代被称为士的有教养的贵族阶级（有点像中世纪西方的骑士或绅士）披上美德和为公之学的闪亮盔甲。其中说道: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篇第八》） 如果今天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仍是用来与象牙塔里与世隔绝的学究进行对比的话，我们就可以从幸存的亚洲理想中学到一些功课甚至一些灵感。这些理想不是象牙塔里抽象的理想，而是经历了孔子为不可以不弘毅的学者所预见的漫长的矛盾斗争留存下来的。 人们尽管很可能会怀疑这些理想是否可以被当成普遍或永恒的真理，但仍可以认识到我们提到的例子是令人鼓舞的尝试，可以用来解决久而未决的问题或人类长期以来的困境。即使在当下，它们也值得我们借鉴，以解决处在激烈冲突环境中的诸多问题。今天人们广为谈论的全球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常它是指随着技术的扩张而出现的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同质化的持续趋势。但是有史以来，价值观和文化标准的普遍化一直是文明扩展的一个特征，随之而来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为我们理解这个时代的困境提供了一个观察视角。 如果现代化不仅仅意味着以一种不容置疑和不加批判的方式向其他民族推广西方当前的潮流，那么，知识的全球化必须重视其他主要文明的价值观和经验。不幸的是, 今天这些价值观即使在其诞生地或故乡也少为人知，因为本土传统受到长期的破坏，受过良好教育的领导层也彻底地重新定位到其他直接目标或欧洲意识形态。 一般来说，现代的人们是通过各主要文明传统中备受尊崇的经典著作来了解这些古典价值观的（如果这有可能的话），但如果仅仅抽象地去认识这些价值观，而不了解历史上在应用或实践它们时所经历的困难，那么，它们与现代的相关性和适应性就依然模糊不清。换言之，我们需要明白：传统价值观随历史而演变。在这一过程中，有许多模棱两可和争议之处。多种文化的相遇尤其会出现争议，而理想几乎总是因混乱的人类复杂因素而大打折扣。因此，我们讨论的亚洲理想可以被视为相互冲突的人类价值观。这种冲突与我之前的《儒家的困境》（The Trouble with Confucianism）中的意义相同。 本书涵盖了数个文明和历史时期。作者只是想说明，在几个亚洲传统中，有两个不断演变的概念（领袖应具有的）高尚品德（nobility）和（公众应具有的）谦恭有礼（civility）可能会为当前全球化进程的人性化作出贡献。本书并没有为当前的问题提出精确的解决方案，但是面对现代社会急于为当前的困境寻找现成的但往往过于简单化的技术答案时，它可以起到通识教育的作用。如果不了解人们过去在实践自己的理想价值方面的经验，就很难指望任何人能够认识和处理目前类似的问题。除非这种意识成为全民教育的一部分，否则我们可以预见，全球化进程很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粗鄙、非人性化，以及对地球的破坏。
在这一主题之下，我思考了印度、中国和日本等主要亚洲传统的经典文本中所表达的观点。很明显，我的方法是高度选择性的，对相关的原始资料也没有面面俱到，但我选择了在这些传统中长期受到尊重或存在争议的众所周知的文本并加以梳理。这些文本通常被认为是文化史的里程碑，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作为证明文明生活持续不断的相对过硬的文化杰作而留存到今天。 由于这些文本被广泛认为是经典或不朽的作品，它们很容易引起翻译工作者的注意，其中大部分存在多种译本。但是，由于我本人倡导、编辑或翻译了许多文本它们是准备用于以原始资料为基础而开设的亚洲文明或人文课程的，因此我常使用的译本是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印度、中国、日本和朝鲜传统资料选编》（Sources of Indian, Chinese, Japanese and Korean Traditions）。 在这个过程中，我从一种文明跳到另一种文明，通常遵循特定传统中思想发展的渐进顺序。比如，这些思想从印度传到东亚，或在东亚范围内从中国传到日本和朝鲜。在此过程中，我试图以跨文化的方式处理思想运动，因为它们在其他历史情境中经历了类似的阶段或挑战。这种方法并不总是遵循一个特定的历史或文化中的连续线性发展，我也无法一直平稳地从一个过渡到另一个。如果是这样，我要向那些有时可能会被要求过度扩展自己想象力的读者道歉。
狄培理（William Theodore de Bary，19192017） 美国著名汉学家、中国思想史研究巨擘。生前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曾任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主席（19691970）、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主任（19781986）。撰写《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中国的自由传统》《儒家的困境》等30多部专著，主持编纂《中国传统资料选编》。曾获得美国国家人文奖章（2013）、第二届唐奖汉学奖（2016）。
书单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