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伯箫散文选（《语文》推荐阅读丛书推荐阅读人民文学出版社）_吴伯箫_9787020165513

吴伯箫散文的成就和影响是公认的，为满足中小学生读者拓展阅读的需求，我们从本社1983年版《吴伯箫散文选》中精选了三十篇适合学生阅读的经典之作，按写作时间编排，并对其中稍显艰深的字词略加注释，以便读者理解，特此说明。

导读

吴伯箫对生活充满感情，他的散文自始至终都包含对生活细节的体察，但又不局限于单纯的白描，而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将生活与历史与思考紧密结合起来，营造出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比如他写动物，《马》其实并不是在描摹马的神骏，也不是写马的故事，而是以马为线索，牵扯起很多旧事、心情和典故。从孩提到成人，从姐姐弟弟到父亲母亲，从叔父到祖父，笔下缠绕的，其实都是对故乡的眷恋，对昔日的怀念。于是，篇末的一句我有点儿想家简直就是水到渠成。《啼晓鸡》写法就不同了，基本上没有写到具体的人，而是围绕着鸡展开丰富的联想。从城市与乡村的对比，写到鸡的各种状貌。不仅写了鸡，还写了狗，鸡犬在传统中国往往是分不开的。进而又引经据典，多处点染，但都一笔带过，绝不拖泥带水。其间透露出的是对乡村、对传统、对故乡的执着与眷恋。

吴伯箫写过好几篇关于孩子的文章。《野孩子》是一篇饱含深情的文字，一方面对那些混迹于垃圾堆里讨生活的野孩子进行正面描写，写他们随时随地利用各种资源的创造力，写他们对酷暑寒冬的适应力，写他们快乐地游戏，写他们不接受赏钱去表演的自尊，写他们奉养老人的品行，称呼他们为小英雄们，对他们充满温情甚至敬意，使我们似乎忘了他们是一群无家可归的野孩子。但另一方面，作者对他们的怜爱和担心一直潜藏在文字背后，直到文章结尾，终于按捺不住：我愿意有一天，万年山下再没有了垃圾堆。万年山下再没有了像垃圾似的那些垃圾堆上的野孩子。前文所有的正面描写，都在这一句话中轰然崩塌，那些苦中作乐的野孩子原本是不应该存在的，正是时代与社会造就了他们悲惨的遭遇。作者的愿望让我们想到了唐代大诗人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结尾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些善良美好的愿望不可能自动实现，只能靠人民自己的奋斗才能改变命运。作者希望这些孩子不再是野孩子，而是成为小冲击队。这种思想显示出1934年在青岛时期，吴伯箫已经具有了一定程度的革命思想。

如果说《野孩子》等文章中，吴伯箫参加革命的思想还是星星之火的话，那么在《羽书》《我还没有见过长城》中，这星星之火已渐成燎原之势。《羽书》写的是鸡毛信，作者从羽书的渊源谈起，但其实写的是一次革命的记忆，更是对未来扫荡日寇恢复中华的畅想。《我还没有见过长城》是一篇构思精巧的文章，作者没见过长城，但却通篇书写长城，通过京城其他风物的对比、关于长城的历史知识、他人的讲述，展开联想与想象，畅想长城所代表的勇武和坚强。尤其动人的是两段朋友对长城的印象，万年书屋主人说起长城时，从沙发椅上跳起来，竖起大拇指，蔼然的脸上满罩了青年的光辉。而自己的归途，迈的是鸵鸟般的大步。何以如此？正因为在他们的心中，长城代表了古中国的光荣，是民族的象征，是不屈的象征。让我们不禁想起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诗句。古老的长城一直是中华民族捍卫自身的屏障，站在长城脚下，我们都会感到历史的沉重与悲壮，同时，我们更会感到光荣与自豪。而另一位青年画家朋友的经历则充分体现了江山之助，是长城使他开阔了心胸，提升了画技。长城正是中华民族刚健勇武之气的象征，向往长城，就是向往刚健、向往勇武、向往保家卫国、向往自强不息。在这种心情的激荡与鼓舞之下，哪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不会为之振奋？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具有这样的思想，吴伯箫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选择参军抗日、再后来去延安参加革命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吴伯箫还写过另一种孩子，与《野孩子》里的孩子相似的是年龄，是调皮的特点，不同的是经历和品格。《沁州行·调皮捣蛋》里的王翰文才十一岁，但这小鬼却和伙伴一起去敌人驻扎的村子里投炸弹，炸死了日本的小队长；《调皮司令部》里十六七岁的孩子们都已经是成熟的战士了，他们机智、勇敢，面对大队敌人不急不慌，抓住战机，打死打伤两倍于己的敌人，后顺利撤退。一副长坂坡上赵子龙的神气。字里行间，作者对这些孩子的喜爱和赞美是溢于言表的，而他们也正是中国的希望，他们正用自己的勇敢和热情亲手打造中国的未来。

如果以延安时期为界，吴伯箫散文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延安之前的散文整体上呈现出一种诗意的追求，对于辞藻的刻意加工，对于表达的别出心裁，都可以看出一位文学青年在自觉地追求散文形式的创新。但更重要的是在这种诗意追求的背后，蕴藏着作者对于生活的厚重情感。无论是写人、写物还是写事，都饱含感情，在上天入地、打破时空的联想中，将自己的体会和感悟娓娓道来。他对故乡对家人对儿时的眷恋，对祖国对民族对社会的反思，都令人感到一种由衷的真诚，全无为文而造情的弊病。由于当时作者处于文言写作和白话写作共存的时期，其中有些表达与当下的语言习惯或有不同，但不能看作是误用，这一点也需要我们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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